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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雄风
汉朝是由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分为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和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第一个强盛、富饶的王朝。在西汉统治的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刘邦在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取得楚汉相争的胜利，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称帝，定都长安，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虽然刘邦称帝的时间是公元前202年，但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史学家们将汉朝的历史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算起。刘邦登基后，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并立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为汉朝盛世奠定了基础。
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即位，但此时政权实际已掌握在太后吕雉的手中。吕后尊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沿用刘邦的“无为而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公元前183年，刘恒即位，为文帝，他与景帝（文帝之子，于公元前156年~前143年在位）都继续执行高祖所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减轻人民赋税，使汉朝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大大增强，史家称为“文景之治”。通过“文景之治”，汉朝国力逐渐强大起来。
萧规曹随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探望，问他将来可以接替丞相的人选。汉惠帝问他：“曹参怎么样？”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萧何明白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就表示赞成。萧何死后，曹参接任丞相。可是他一天到晚都在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无心治理国家。惠帝感到很纳闷，于是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窑回家问问。曹窑接受了皇帝的旨意，回家后跟他父亲闲谈。曹参听了儿子的话后，大发脾气，还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曹窑挨了父亲的打骂后，向汉惠帝大诉委屈。惠帝听了后就更莫名其妙了，于是就在第二天找曹参单独交谈。曹参大胆地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丞相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不如萧丞相。”
曹参接着说：“陛下说得好。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丞相，那么先帝与萧丞相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就立刻明白了。
曹参在担任丞相期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这就是历史上的“萧规曹随”。
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昂，其中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汉初，刘邦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一面分封同姓的子弟为王。后来受封的诸侯王割据势力迅速扩张，严重威胁中央集权。吕氏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庶出）登基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下令削夺王国土地。景帝的这一举措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心怀不满，而未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兔死狐悲，也都惶惶不可终日。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景帝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豫章郡。吴王刘濞闻讯后，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的诸侯王公开反叛。刘濞共聚众三十余万人，号称五十万，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先攻梁，再围齐，前锋直指今河南东部。景帝见叛军来势凶猛，一时慌了手脚，听信了爰盎的谗言，将晁错腰斩，以图换得吴、楚退兵。但叛乱的诸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没有退兵，反而认为景帝软弱无能，刘濞公然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当此之时，景帝才恍然大悟，下决心以武力镇压叛乱。太尉周亚夫奉命率军出蓝田经武关至洛阳，出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当时正值天寒地冻，叛军士卒粮尽援绝，终于自行崩溃。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刘濞逃走后被杀。此后，其他诸侯王的叛军也相继被击败，纷纷投降，叛乱被平息。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生于长安，幼名彘，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四岁被册立为胶东王，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葬于茂陵。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国力进一步增强。在之后的统治期间，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用来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变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将财政权集于中央。在文化上，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外交上，武帝派张骞前往西域联络大月氏，开通了“丝绸之路”。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中国开始以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争，汉朝的国力逐渐衰弱。汉武帝在执政后期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得汉朝的经济继续发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在位期间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从此，经学研究在汉代盛行。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实际上已经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结合，形成了“霸五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深。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当时的汉王朝，边境不稳，时常遭受匈奴人的侵扰。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几乎把农耕为生的汉朝当成了自己予取予求的库房，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面对这样的局面，长城内的国家却从秦以来就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胜利的时候极少，秦只能寄希望于修筑长城进行消极防御，而汉朝却以和亲以及大量的“陪嫁”财物买来暂时的相对平安。
公元前123年，十八岁的霍去病跟从卫青（霍去病的舅舅）领军征战。卫青任命霍去病为嫖姚校尉，带领八百骑兵，作为一支奇兵脱离大军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奇袭匈奴，打击匈奴的软肋。这次战役霍去病斩敌2028人，杀匈奴单于的祖父，俘虏单于的相国以及叔叔。霍去病的首战，以这样夺目的战果，向世人宣告，汉家最耀眼的一代名将横空出世了。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被武帝封为骠骑将军，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的匈奴部，歼四万多人。同一年秋，他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四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公元前123年，霍去病与卫青各率五万骑兵过大漠（今蒙古高原大沙漠）进击匈奴。霍去病击败左贤王部后，乘胜追击，深入两千余里，歼七万余人，后升任大司马，与卫青同掌兵权。
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并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病逝时年仅二十四岁。
张骞通西域
在汉朝，人们将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
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次出使虽未达到目的，但了解到西域各族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访问了西域许多地区。西域各族政权也派人随汉使到汉朝答谢。从此，汉朝同西域的往来频繁，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农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相继传入内地。内地的铸铁、凿井等技术也传到西域。汉朝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在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状况的考虑，汉朝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于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
盐铁之议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为保证“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在公元前81年昭帝下令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盐铁之议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挫折，来自社会中下层的贤良文学活跃一时，酒类专卖废止，“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汉室柱石霍光
汉武帝末年，围绕继位问题的一场明争暗斗已经逐步展开。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这场斗争就更趋于表面化。汉武帝为了避免他死后政局发生变乱，将幼子弗陵立为太子，随即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后宫专权之患。不久，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
霍光辅政以来，首先遭遇到的挑战来自同为辅政大臣的上官桀，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取代霍光，依附于昭帝的姐姐盍长公主。而燕王刘旦，则因比昭帝年长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无人可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因此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于是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
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护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着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是最近的事情，远在外地的燕王刘旦怎么可能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随后又一举击败了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
公元前74年，聪慧的昭帝病逝，年仅二十一岁。霍光经与大臣协商，决定立刘贺为帝。谁知，刘贺荒淫无道、日益骄横。霍光与大司马密谋废黜刘贺，改立聪明贤德的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
霍光忠于汉室，老成持重，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其政治胆略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
西汉灭亡
武帝的儿子昭帝继承他父亲的方针，继续实行无为政治，发展经济，使西汉达到了鼎盛时期。经过昭帝、宣帝两代三十八年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汉王朝的国力增强，但与此同时地方势力也随之增强，严重地影响了皇权的统治。自元帝起，至成帝、哀帝、平帝在位年间，皇帝对政权的统治力量已大不如以前。至刘婴即位，朝权已尽落于外戚王莽之手。公元8年，王莽篡夺皇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汉高祖至汉文景时期，国家经济实力直线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帝国，是当时与西罗马并称的两大帝国。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使我国在此后一千多年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此外，汉代还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从此中华地区的各族就出现了统一的汉族。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汉”从此成为华夏民族永远的名字。
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多数沦为流民或奴婢。王莽改制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公元18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东北）集合饥民百余人起义。他们占据泰山，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不久起义队伍猛增至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中心，转战山东，到处捕杀官军，没收地主财物，严惩恶霸地主。这支起义军屡败王莽的军队。为了和王莽军队区别开来，他们把眉毛涂上红色，因此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纪律良好，受到农民的拥戴，声势越来越大。在赤眉军起义的同时，全国农民起义军还有二十多支。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是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与王莽太师同名）、王凤领导的队伍。他们以绿林山为基地，因此被称做“绿林军”。公元23年5月，绿林军已发展到十万人。经过昆阳之战后，他们攻入长安，推翻了王莽政权。后来绿林军逐渐腐化，赤眉军被刘秀所灭，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光武中兴
新朝王莽末年，汉景帝后裔刘秀起兵反对王莽，艰难奠定中兴之基。公元25年，刘秀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击败了篡位的王莽，夺得帝位。刘秀身为西汉皇族，因此仍定国号为汉，但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史称东汉。
刘秀在位期间，以文治国，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他还亲自到太学讲论经学，对东汉一朝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秀在政治上改革的重要一项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提高皇权。他加强了对地方行政机构和官员监察，使中央更好地控制和监督地方行政系统。他精简官僚机构，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间接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光武中兴”。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宦官和外戚的争斗
公元88年，三十一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年仅十岁的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但是实际上都是窦太后操纵朝政，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十四岁的和帝成功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但是之后和帝信用宦官，形成东汉王朝后期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桓帝继位以后，梁氏外戚专权，跋扈将军梁冀胡作非为，政治更加黑暗，很多官僚、士人投身到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来。
在反对梁冀专权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敢于直言、不畏强暴的官僚、士人。如质帝死后，在围绕立帝的问题上，太尉李固和杜乔面对梁冀意气汹汹，而言辞激切的蛮横态度，坚持主张立年长有德、明德著闻的清河王刘蒜为帝。桓帝刘志即位后，李固、杜乔被梁冀罗织罪名，下狱处死。梁氏外戚被诛灭后，宦官集团独霸朝政。白马令李云公开露布上书，揭露宦官统治官位错乱，被逮捕下狱。弘农郡五官椽杜众对李云的忠谏行动十分赞赏，上书表示愿意与李云同日死。李固、杜乔和李云、杜众的斗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同情，名满天下。
继前后李、杜之后，司隶校尉李膺成为反对宦官集团斗争中的领袖人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因贪残无道畏罪躲到张让的家中。李膺亲自率领吏卒到张让家中将其捕获法办。此后，宦官稍有收敛，李膺声誉更高，人们以受到他的接待为荣，称为登龙门。尽管李膺等官僚、士大夫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握有实权的宦官集团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开始反扑了。
当时，河内郡人张成以占卜吉凶结交宦官。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故意令其子杀人。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捕获后不久，朝廷果然大赦。李膺非常愤怒，不顾诏令，将其处死。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唆使张成的门徒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大怒，下诏逮捕党人，有两百多人受到牵连。李膺在狱中供辞故意牵连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牵连，加之太尉陈蕃极力劝谏，外戚窦武也上书请求，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仍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终身禁锢，永不录用。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窦武不满于宦官专权，解除党锢，起用被禁锢的党人，并与陈蕃密谋诛除宦官势力。但因事泄，窦武、陈蕃等反为宦官所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乘机上奏搜捕党人，党锢之祸再起，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俱被处死，其他因陷害、牵连者六七百人，分别被流放、禁锢和处死。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书写反对宦官的文字，称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集团再一次大捕党人及太学生至千余人，凡与宦官有矛盾和过节的人，也都被牵连在内。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触犯宦官忌讳，复操纵灵帝再次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东汉朝廷才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宣布解除党锢、赦免党人，起用他们镇压起义军。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宦官专政，横征暴敛，豪族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逃亡。冀州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张角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又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举行起义。
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的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告密，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的信徒，株连上千人，并且下令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2月发难，史称黄巾起义或黄巾之乱。因为起义者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或“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他们烧毁官府、杀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朝廷震惊。
起义初期，黄巾军的主力分散在钜鹿、颍川、南阳等地，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夺邑，焚烧官府，取得了很大胜利。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农民武装。但黄巾军各自为战，缺乏战斗经验，加上当友方有难时，各军都不会相救，以致东汉王朝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颍川、陈国、汝南、东郡和南阳的黄巾军相继失败。冀州黄巾军在张角病死后，由张梁统率固守广宗。同年10月，皇甫嵩率官军偷袭黄巾军营，张梁阵亡。三万多黄巾军惨遭杀害，五万多人投河而死，张角被剖棺戮尸。之后不久，张宝也在曲阳阵亡，十余万黄巾军被杀害。之后，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然坚持斗争。青州黄巾一度发展到拥众百万。后来因作战失利，被迫接受曹操的收编。曹操平定冀州时，张燕领导的黑山军也投降。
黄巾军共经历了七个月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豪族大地主阶级，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