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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仁德、政治、阳谋、阴谋

“句句是谎话,便是平庸的骗子;半真半假,使人真假难辨,便是高明的骗子;多数是真话,关键时候说句假话,让原来的真话为这句假话服务,这便是谋略家。谋略家与骗子,实是一体两面。”

“我们这个民族是最富有谋略的,但我们又似乎不喜欢使用谋略,尤其是不喜欢公开标榜谋略,因为谋略好像总是与奸诈联系在一起,仿佛谁使用谋略,谁就是奸诈之徒。实际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在使用谋略,只不过谋略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儒家的谋略就是一种由谋圣而谋智的谋略,可以说是大谋无形。”

仁义与阴谋

引言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让一个聪明的读书人读一辈子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世人喟然慨叹。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旗子,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封建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事典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确定了这件事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了。《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而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被喜欢,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才,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了大儿子。寤生继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池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催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段。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再融洽相处,迟早会火并。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做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做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已经焦虑不安了,而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一位最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如今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心里明白,可嘴上却说,太叔是为国家操练兵马,为国家建造防御工事,有什么不好?况且母亲要他这样做,自己就是想管也不好管呀!

还是大臣祭足耐不住性子。虽然大臣们私下里都说庄公器量大,为人厚道,但又都暗暗地替庄公着急,他们就公推祭足去劝说庄公。祭足对庄公说,姜氏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早地定下主意,替她找个地方,安排一下。不要再让太叔的势力继续发展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都很难铲除,何况是国君的宠弟呢?

郑庄公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对祭足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不符合道义的事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就安心地等着吧!这句话把郑庄公的性格暴露无遗。

过了不久,太叔段让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听从郑庄公的管辖。公子吕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跑去对郑庄公说:“国家是不能分成两个部分,不能有两个君主的,您对太叔打算怎么办呢?您如果打算把国家让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奉事他,给他做臣子算了,如果不愿把国家让给太叔,那就赶快把他除掉,可不要让老百姓生出二心来啊!如果百姓归附了太叔,那可就难办了。”郑庄公却十分沉着地对公子吕说:“您不用闲操这些心,太叔段是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叔段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划归己有,其势力范围一直扩大到廪延这个地方。子封感到很惊慌,急忙跑去对庄公说:“我们可以行动了,如果再任他吞并城镇和土地,那就会占有人口,扩大势力,可就更加难于对付了。”庄公仍是不动声色地说:“做不义的事情,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越是土广人多,就越是灭亡得快。”

太叔段终于巩固好了城郭,聚集完了百姓,修整好了刀枪等战争用具,也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而在这个时候,郑庄公偏偏到周天王那里去办事,不在郑国的都城。姜氏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就写信告诉太叔她将偷偷地打开城门,作为内应,并约定好了日期。太叔接到了姜氏的信,一面写回信,一面对部下士兵说是奉命到都城去办事,并发动了步兵和兵车。

其实,郑庄公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并非到洛阳周天王那里去办事,而是带了两百辆兵车偷偷地绕了个弯儿就直接奔京城来了。庄公还派公子吕埋伏在太叔信使必经的道路上,截获了太叔写给姜氏的回信。这样,郑庄公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太叔刚带兵出发两天,郑庄公和公子吕就来到京城外,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楼上放火,公子吕看见火光,立刻带兵打进城去,一举攻占了京城。

太叔出兵不到两天,就听到京城失守,十分惊慌,就赶紧连夜返回,但士兵已经听说太叔是让他们去攻打国君,就乱哄哄地跑了近一半人。太叔见人心已不可用,京城是无法夺回来了,只好逃到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这个小城,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就又逃到共城这个更小的地方。郑庄公和公子吕两路大军一夹攻,一下子就把共城攻下来了。太叔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杀了。

郑庄公听到弟弟自杀的消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不该自杀,纵使有天大的错做哥哥的也会原谅的,哭得周围的人也忍不住流泪。郑庄公又一次赢得人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好哥哥。

郑庄公在弟弟身上搜出了姜氏给他的那封信,十分生气,就派祭足把信送给姜氏,并把姜氏安置到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

郑庄公除掉了弟弟,轰走了母亲,稳固了他的君主地位,心里当然十分踏实,也很高兴。可当时还是极其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至于母子之间的人伦大孝,尤其显得重要。姜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在许多方面有亏于庄公,但她毕竟是庄公的母亲,所以社会舆论并不完全站在庄公这一边。人们议论庄公的做法是不孝,这使庄公很难堪。庄公是否出于母子之情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姑且不论,他极想挽回名誉上的损失,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他曾经发过誓,不死不见母亲,如果破了誓言,不仅为人耻笑,丧尽君主的威严,将来还会遭报应。这使他左右为难。

正在这时候,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颍考叔来给庄公进献一只鸟,庄公问他献的是什么鸟。他说是一只夜猫子,这鸟不是好东西,它白天看不见东西,专在晚上活动,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了它,它长大了却把父母吃掉了,这种不仁不义的鸟,请庄公惩办它。

庄公虽然知道他话里有话,但还是比较大度,任由他说。恰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庄公就请颍考叔和自己一起进餐。吃饭时,颍考叔把菜里的肉挑出放在一边,吃完后包好收藏起来。庄公很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颍考叔说,他的母亲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就是没有吃过国君赐予的食物,他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庄公听了非常感叹地说:“人家都有母亲好孝顺,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呢?我虽做了诸侯,却不能像你们平民百姓那样去孝顺父母。”

颍考叔故意装作很纳闷的样子说,太夫人好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孝顺呢?庄公就把将母亲放逐到城颍及发誓的事说了一遍。颍考叔说,你既然惦记着母亲,就说明你大孝。虽说是“黄泉相见”,不一定就是死了才相见,如果在地下挖一条大隧道,一直挖到泉水,也就是到了黄泉了,在隧道中相见,谁又能说你不孝呢?谁又能说你违背了誓言呢?庄公觉得这办法可以,就派颍考叔去办了。

颍考叔派五百士兵迅速挖好了隧道,并在地道里盖好了房子。一面把姜氏接进去,一面请庄公从地道的另一边进来。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相互原谅了。在隧道内,庄公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出了隧道以后,姜氏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从此,他们母子之间又像当初一样和睦亲爱。至此,庄公又赢得了孝子的美名。

郑庄公到底是不是真的道德楷模,如果看看他后来做的两件事,就更加清楚了。

郑庄公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很长时间没有去洛邑了,忽然听说周平王有不用他做朝廷卿士的意思,就赶忙跑到洛邑,去向周平王辞职,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靠祖上对王室的忠诚,才被收留在朝廷里当差,这回希望能准许辞职。周平王本打算用虢公忌父当卿士,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让郑庄公来了这么一手,弄得周平王十分难堪,矢口否认有过更换卿士的打算。越是否认,郑庄公就越是说自己的能力赶不上虢公忌父,弄得周平王差点给郑庄公下跪。后来,周平王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如果郑庄公不相信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平王的臣下们觉得让太子做人质也太不公平了,但又害怕郑庄公,就提出让平王和庄公的儿子相互交换做人质,郑庄公就答应了。

太子做人质,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这使周朝的脸面扫地无存。臣下质押君主的儿子,更是大逆不道的事,由此可见庄公的真实面目。

周平王死后,太子狐从郑国回到洛邑,他本来体弱,又兼悲伤过度,不久就死了,就立太子狐的儿子、周平王的孙子做王,即周桓王。不料周桓王十分强硬,他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想撤掉他的卿士。庄公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虽使关系变得紧张,但由于周桓王的忍让,到底没有爆发战争。过了几年,周桓王干脆免掉了郑庄公的左卿士,任命了虢公,庄公无奈。不过周桓王也是得寸进尺,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十二个邑换取了郑庄公的四个邑,使郑国白白地丢了四个邑。由于庄公不再去朝见周桓王,桓王就率领陈、蔡、卫等国家的军队前来讨伐。按照从商代以来形成的阵法,周军按左中右三军列阵,中军由周桓王率领,是主力军,左右两军起配合掩护的作用。而郑国的子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阵法的新阵法,他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即左右军上,把中军摆在两方阵靠后,战车靠前,步兵靠后,意图先打垮敌人的左右两翼,再包围中军。子之还主张先出击周军的右翼陈军,因为陈国正处动乱之中,士气不高,必定一触即溃。战事完全按照子之的预料发展,陈军败退后,右翼的虢军也相继败逃,中军被紧紧围住,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周军大败。祝聃还要追击,郑庄公因为是被迫应战,就没有同意。

当晚,郑庄公派人去慰问周桓王的伤势和周军将士,愿意同周桓王及诸侯和好。至此,周桓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被彻底打掉了。周桓王不仅名存实亡,现在连名也不存了。

太子做人质和射王中肩这两件事都是庄公干的,在当时看来都是违背人臣之礼乃至大逆不道的。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依当时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郑庄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则确定无疑。

评议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极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陷人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如果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乃至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为了权力,不顾手足之情,不顾母子之情,既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在具体的过程中,庄公深藏不露,欲扬先抑,欲擒故纵,采取“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策略,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还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忍术。

在中国历史上,杀人必冠以名目,杀之有名,使被杀者无怨言,使旁观者无谤言,这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历史经验。为了利和权,争斗便成了历史中最为常见的画面。势力是什么?势比权大,权比位高。有了势力便有了一切,空有其名,空有其位,甚至有权无势,都是没有用的。对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中国人来讲,这种道理是老早就明白的!如果认真地分析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我们也许会被深深地震撼,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搏斗是多么残酷,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怎样才能发展人的正常人性,恐怕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课题。 Y/AE7XcI0/APhO6cZPmuSg+9rT+4EedAEX/sH48obKkDnOGxgD7f9MR03oheN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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