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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实行领导一人负责制。应该说，这个体制并没有错，问题是在这种领导体制中仿佛领导都是超人，一定比被领导者各方面的水平都高，这就不对了。尤其是到达了一定的职位之后，被捧到了某个位置上，领导者如果没有极其清醒的头脑和超常的毅力，是很难把握住自己的，其结果自然是被捧杀。无论何时，以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其实，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古今都有，这种智慧集体在古代称为谋士，在现代称为智囊团。现代社会的许多成与败的实例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集体智慧的作用。洪迈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很好的论述。
事典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说：自从夏启破坏了“禅让制”，自立为王以后，帝王宝座就成了天下人争夺的目标。然而，商、周、秦、汉、隋、唐到宋朝，没有哪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创业不是靠一大批贤明睿智的佐命大臣帮助才成功的。商时的伊尹、周武王灭商纣时的周公，竭诚辅佐，名留《诗》、，迹遗后世。汉朝的萧何、唐代的房玄龄、宋时的赵普等，也都是声名显赫的佐命元臣。
刘邦起兵于秦末乱世，开始不过据有沛县一隅之地。自从得到了萧何的辅佐，才如虎添翼，进军潼关。刘邦攻克咸阳时，大多数将领沉浸于胜利之中，只顾享乐，忘乎所以。他手下的众将都争先恐后跑进仓库分抢财宝。只有萧何一人将秦国丞相御史大夫所保管的法律、政令、典籍等全部收缴，并妥善保管。后来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地形地物、人口多少、何处强、何处弱、老百姓反对的是什么等有细致的了解，就是靠萧何将秦国的图书典籍全部弄到手的缘故。
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军事力量不及项羽，被项羽分封为汉王。刘邦的部将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准备与项羽硬拼，只有萧何劝阻刘邦说：“现在敌众我寡，如果交战，每战必败，不如暂回汉中，安抚民众，招揽人才，先治巴蜀，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再平定关中，以图成就统一霸业。”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接受了这个关系到刘姓帝王大业的建议，遂拜萧何为丞相。在萧何的鼎力推荐下，刘邦拜足智多谋、勇敢善战的韩信为大将，派一支奇兵向关中、燕、赵等地进军，垓下一战中，韩信与刘邦合兵一处，彻底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萧何根据汉初局面，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萧何临终前又荐引曹参为丞相，以继承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汉代能够维持三百年长久基业，功劳应该首推萧何。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随父亲高祖李渊创业时，就非常器重谋臣的作用，尤其对他的重要谋臣房玄龄更是言听计从。房玄龄也深蒙知遇之恩，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为李世民笼络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把将领团结在李世民周围。后来，李世民登基为皇帝，房玄龄被命为宰相，他为唐朝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奠定了唐初在州下设县的行政格局，在经济上积极推行租庸调制度，军事上实行内重外轻的府兵制，加大了中央集权制的力度，在用人上把进谏的责任交给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等人，而把军权交给了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将领李靖等人。可以说，正是以房玄龄为首的一大批佐命元臣开创了唐代三百年的基业。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制度代替了府兵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中央设立了神策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改变了以前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名臣辅佐，也不能挽救唐朝没落的命运。
宋太祖赵匡胤创业之时，赵普为之出谋划策，对大宋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首先帮助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战略，这在当时是十分英明的策略。在实现统一的同时，又汲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发生叛乱的教训，为宋太祖设计了“杯酒释兵权”的巧妙做法，削夺了大将的兵权，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把精兵猛将都集中在中央禁军，在各州设通判，分散知州的权利，又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分管各郡的财政、司法。还严明法律，严惩贪官，重视生产，合理用人，力图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到现在还大部分被沿袭下来，起到了利国利民的重大作用。
即使在今天看来，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对唐朝、宋朝的稳定和繁荣的评论也是十分有道理的。
评议
什么是领导者？要想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从某些特定的角度来界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领导者本身并不一定要有特别超群的具体能力，关键是要具有统率群雄、发挥集体力量的人格和能力，也就是说，领导者就是那些善于团结众人、调动众人，使众人的力量集中到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的人。孔子讲“君子不器”，如果从上述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是像器皿一样起具体作用的人，而是不善于做具体的事情但善于管理人的人。这也许是古人对于领导者最经典的理解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