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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道光帝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亲信主和派的谗言，改变了抗英态度，决定惩治林则徐。9月17日，道光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林则徐虽然身处不利的境地，但仍然坚持抗英斗争。他还上书给道光帝，阐述了抗英的必要性。同时还建议朝廷制造坚实精致的船炮，坚决抵抗侵略者。他言辞恳切地指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海防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能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昏庸的道光帝竟把这些卓越见解斥责为“无理，可恶！”10月3日，以“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莫须有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
1849年，道光病逝，奕詝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并加封奕訢为恭亲王。他之所以在奕訢的亲王爵上加一个“恭”字，目的显然是希望这位很受父皇喜欢的弟弟，对自己也能恭谨服从。当然，咸丰对奕訢还是另眼看待的，1852年，恭亲王分府时，就把当时京城内最好的一座宅第赐给了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焚抢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据英国《泰晤士报》称：“据估计，被掠夺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英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玉的饰品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咸丰十年冬，英、美租界先后划定，英租界占地四百八十九亩，美租界占地一百三十一亩。次年五月划定的法租界后来居上，占地达四百九十三亩。光绪二十一年，德国借口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开辟了占地一千余亩的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日本又根据《马关条约》强占了一千六百余亩的租界。
洋务派兴建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其后有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以及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由于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其后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光绪五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
咸丰死后，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即位，上层统治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以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的八位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太后垂帘听政，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极度紧张。当时醇郡王奕譞在热河，由于和小皇帝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使得他果断地站在太后一边，并积极采取行动。他与在京师的恭亲王奕訢联络，在热河与北京之间，悄悄地进行着周密的政变筹划。其后，他亲自带兵在半壁店拿下了肃顺，把他解京弃市。关于奕譞的这段经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生动的回忆：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
中法战争爆发，奕訢对慈禧太后说：“法人吞越，显背公法，专尚诈谋。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非徒保护属邦，实以遏绝外侮。此举成败利钝，关系非轻。……臣等惟有秉承庙算，殚竭血诚冀伐狡谋而维全局。”
1865年，在慈禧的暗中支持下，忽有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恭亲王奕訢。慈禧召集查办，随即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诏：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同治四年（1865）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仍还任两江总督。
光绪皇帝载恬4岁即位，此时朝政大权被慈禧太后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光绪帝18岁时，慈禧为他筹办婚事。选后活动在太和殿进行，经过多次筛选的5名秀女依次排列：第一位是叶赫那拉氏--慈禧胞弟桂祥之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最后是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照规定，选中妃子授予荷包，选中皇后则授予如意。慈禧将如意递给光绪，假意让他自己挑选皇后。光绪感到有些为难，不敢擅自做主，慈禧却仍故作姿态，坚持让他自己选定。光绪这才慢慢走到德馨的长女面前，正要把如意递到她的手里，这时慈禧却大叫一声：“皇上！”并暗示他将如意交给站在第一位的秀女。光绪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到桂祥之女面前，把如意授给了她。慈禧看到光绪中意的是德馨的女儿，想到她们一旦被选为妃嫔，也会有夺宠之忧，便不容光绪再选，匆匆命公主把两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
1888年12月15日深夜，紫禁城内贞度门失火。东邻的昭德门、太和门及附近的皮库、毡库、茶库等仓库化为灰烬。大火烧起来后，王公大臣及各部尚书、侍郎、各旗副都统、各衙门司员警卫兵等7000余人，用了两天时间，才将其扑灭。火灾过后，光绪帝接连颁布圣谕，奖励救火者。得到奖赏的贵族、官员有156人。其他兵丁、杂役等各赏银2两，受伤者赏银10两。十余处水会赏银万两。肇事者则处死、降级或罚俸不等。翌年正月，光绪帝大婚，此时距离大火发生日仅40余天。婚期在即，被烧毁的建筑无法立即修复，于是搭了几座与原建筑同样的彩棚，作应急之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但清朝没有国旗，而只有象征皇权的黄龙旗。1889年5月，一个叫张荫桓的大臣要出使国外，请求朝廷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于是，龙旗就成为了清朝的国旗。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由于内忧外困，光绪帝颁布圣谕，传达慈禧的旨意，意思是不要大肆庆祝，也不用进献贺礼。而实际上，庆贺的规模非但没有明显的缩减，就连日程安排、进贡的礼品等，也一件都不少。由于臣属们实在“心意诚恳”，慈禧于是特令大臣王公将贺寿贡品于9月25日前呈进，蒙古王公则于9月26日呈进。搜刮得盆满钵满的慈禧，发表懿旨说：“该王公大臣等仍循旧例呈进贡物，系属出于至诚，若仍不允准，无以申臣下将敬之忱，转若近于矫情，均着加恩赏收。”
郑孝胥听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1896年，梁启超写道：“……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项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戮，很多与变法有关联的人遭到株连。慈禧为了废黜甚至加害光绪，先是颁布诏书说皇帝得了重病，要求各地推荐名医诊治。然而此举却弄巧成拙，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外国驻京公使也非常关注此事，他们一再通过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为光绪帝诊病。最后，慈禧被迫同意法国医生前往瀛台，结果证明皇帝并没有患重病，借病废帝的企图不攻自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临走时还忘不了处置珍妃。命李莲英指挥崔玉贵、王德环将珍妃推入井内。光绪见此情景，心如刀绞，赶忙跪在慈禧面前，请求饶恕珍妃。慈禧厉声斥责光绪，转身命令手下人快执行。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径自走到一口八角琉璃井边，自己纵身跳入。崔玉贵马上向井内投了两块大石头。珍妃就这样被残害了，时年仅25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据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记录说：“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然重大无疑。”
逃出京城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时而一日三餐、住宿都无法保证，要向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秫秸秆解渴。然而，此行人一到太原即忘记伤痛，故态复发：享用祖宗当年巡幸时的行宫，着令各省解送钱粮，继续挥霍。各省接到命令，立即开始筹措银粮，先后解送太原的银两达500万之多。行至西安后，愈发铺张。翌年折返京城，开始大修道路，建华丽行宫、驿站、公馆不计其数。而各省孝敬慈禧的私财，从金银到珍奇宝物用3000辆大车还装载不完。
1902年慈禧太后发布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人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1903年1月18日，清政府特别为克林德碑举行落成典礼，并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对此，一位在场的美国人有如下记述：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桐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光绪三十年，德国皇储来华，时光绪帝已被软禁，接见他的自然是慈禧太后了，所以不但拍下了接见的场面，而且让他在京城内外到处照相。据说，慈禧还以帝王出巡的仪式将自己的照片赠送给德国皇后，算是代表自己去德国游历。这可谓是中国统治者对西方科研成果独出心裁的运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考察归国后，奏报清廷称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一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立宪的预备期。
庚子赔款后，清廷实行“新政”，在大办新式学堂的同时，遣出大批的留学生。留学人中，以赴日者最多：1901年为280人，1905年增加到800人，1906年则激增到23000人。其中官费留学者最多。之所以派大批人员赴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有这样的解释：“同文、同种、同省。”
光绪末年，善耆觊觎奕譞的位置，蠢蠢欲动。善耆本人轻佻，威仪不足，经常亲执鼓板和下人杂坐弹唱，然其财力雄厚，与之争风者，一时无二。
袁树勋曾被提为顺天府尹，奕譞向其借银50万两，不得，于是对任命一事抑而不发。袁随后被提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前拜谒慈禧太后。慈禧问起顺天府的事，袁说：“……旅居数月，尚未接到任命。”慈禧愕然，方知是奕譞从中作梗。
1908年11月14日，慈禧任命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规定：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5日，慈禧病势转危，自知回天无术，应该全面交权了。于是，她又颁布一道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1908年末，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慈禧的灵柩停在皇极殿，光绪的灵柩停在乾清宫。按照礼仪，群臣应哭灵三天。然而，大臣中除了孙家鼐伏地痛哭外，余者皆无戚容。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遗命3岁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则成了清朝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载沣须在太后面前称臣，代行国政时遇有大事也要向她请示。但隆裕对此并不满足，总觉得摄政王监国之制与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便迁怒于载沣，常常与他为难。宣统二年七月十三日，毓朗、徐世昌被载沣任命为军机大臣。可几天以后，隆裕却不说明任何理由，硬要载沣撤掉这两个人。起初载沣还婉言相劝，想把时间拖延一下再说。然而隆裕并不肯罢休，弄得一向软弱的载沣也不免生起气来，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两位军机大臣才未被撤职。
慈禧死后，载沣正式开始行使监国摄政王的职权。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于十月二十七日以宣统帝溥仪的名义颁布诏书：本月二十二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慈禧）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1909年（宣统元年）2月6日，清廷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此次废奴诏谕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自此，历经两千余年的奴婢制度告终。
1911年9月26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皇族无一人参与。这时的载沣也已精疲力竭。10月16日，他向隆裕太后面奏请求退位：“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1日晚上十点，孙文在南京两江总督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如下：“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1912年，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东亚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1912年1月6日，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进宫面见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并递上了一份密折。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掉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继任，并于当月19日，南下福州。当船抵马尾时，孙中山看到欢迎人群中晃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就立即命令把纸旗去掉，方才登岸，他还生气地对福建都督孙道仁说：总统交卸后就是贫民了，怎么还称我总统呢？“万岁”二字是封建专制皇帝要他手下的臣民对他的称呼，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反抗“万岁”二字，流了多少鲜血，丢了多少头颅！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呢？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患痰症医治无效，在紫禁城长春宫去世，享年仅46岁。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对侍于病榻前的小皇帝垂泣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期至矣。”说完便离开了人世。隆裕六脉既绝，清室便以逊帝溥仪的名义颁布哀旨：朕以冲龄，钦奉皇祖妣孝钦显皇后懿旨，承继皇考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皇考德宗景皇帝之祧……兼祧皇妣大行皇太后……自去岁冬令以来，渐致违和。屡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安痊。不意服药罔效，遽于正月十七日丑时，仙驭升遐……谨遵遗制，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日，稍申哀悃。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0分左右，宋教仁在上海准备乘火车去北京，就在他和几个送行者走进检票口，刚伸手去取检票员剪过的车票时，突然一声枪响，众人只见一个黑衣矮个子窜逃而出，同时宋教仁用手摸着自己的右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把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当面递交袁世凯。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袁世凯厚颜无耻地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他却亲笔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日子的惨痛教训。
同年5月，孙中山复函北京学生，揭露“二十一条”真相，指斥袁世凯“袁氏以求僭帝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
1915年袁世凯任命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其人城府很深，在政府里面，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好好先生。当很多人上表劝袁世凯早日登基，但王士珍始终不肯在劝进书上签字，筹安会里少数激进分子恫吓他，他也不以为然。有一次雷震春又找他罗嗦，他端坐在太师椅上，眼皮也不抬，淡然地说：“自己人嘛！不要来这一套。”
1915年12月，袁世凯接受“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各省的“推戴书”上都一字不差地写道：“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决定在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大典。
1917年6月16日溥仪身穿朝服，登上养心殿宝座。张勋首先跪下磕头，口称“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赐坐，张勋再次磕头谢恩，然后就坐了下来。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溥仪后来回忆道：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他说：“皇上真是天掸聪明！”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1917年，康有为伙同张勋发动复辟，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却支持段祺瑞，讨伐复辟。当时有人对梁启超说：“你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建立新朝，你却草檄声讨，不为老师留丝毫余地，这在师徒情谊上实在讲不过去。”梁启超回答道：“师徒归师徒，在政治方面，不妨各有其主张，我不能与我师同为国家罪人。”
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发表通电，被迫辞去大元帅职，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离粤取道日本返沪。6月26日抵上海，“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对于时局问题，实无具体办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国人欣喜若狂，均以战胜国而自豪。北京政府为此作了三日大庆，并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大型阅兵典礼。北京各学校亦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北京商民“闻此佳信，笑逐颜开，鼓掌欢舞，遂纷纷高揭国旗，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辉煌耀目，全城街市顿呈一种兴高采烈之景况”。
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上，日方代表牧野伸显坚持要求继承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方代表，身为中国代表之一的顾维钧强忍心头怒火，站起来冷静地说：“西方有位圣人叫耶稣，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如今成为基督教的圣地，谁都不可侵犯。在场诸位代表先生，应该同意我的这番话吧！”他见众代表点头，于是继续说：“我们东方也有一位圣人，名叫孔子，不但是中国，就连邻近的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牧野先生，您说对不对？”牧野伸显只得点头同意。顾维钧顿了一顿，环顾众人，朗声说：“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也是所有认为孔子是圣人的圣地，当然就不容侵犯了。”他的一席话，说得牧野伸显哑口无言。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会议首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发表演说。他在演说的最后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讲演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格外热烈。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当场通过了次日在天安门前大示威的决议。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前。他们手持小旗、条幅，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争回青岛方罢休”、“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字样。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加“中国”二字，以区别1912年的国民党），并公布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1920年秋，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1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它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召开，确定了党的纲领（即《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和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1921年，溥仪所在深宫安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了电话本。16岁的溥仪开始兴致勃勃地给人打电话，先是让全聚德送鸭子来，又学京腔打给杨小楼，随后又拨通了留洋博士胡适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于是溥仪请他来宫里走走。没两天，小太监递进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二人开始了第一次宫廷会晤。胡的到来，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该去觐见废帝。胡适则说，他并不是去见一位前朝的皇帝，而只是去见一个可怜的少年。事实上，接到溥仪的电话，胡适亦激动不已。从紫禁城养心殿回来，就连夜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
1922年，溥仪刚满16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12岁，家世和年龄都合乎条件，于是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手段，建立劳农专政，铲除私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在现阶段，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正式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
1923年7月16日，随着逊清皇帝溥仪的一声令下，在宫中当差的近千名太监，一天之内都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时间溥仪受到了新闻媒体的普遍赞誉：宣统皇帝的这种行动，受到本地新闻界和一般老百姓的欢迎，人们把宣统作为今天少数进步的满族王公之一向他欢呼，如果他早出生三四十年，也许不会有中华民国。
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正式建立，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讲话，勉励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孙中山演讲完毕后，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词”：“三位煮鸡，萝卜大葱……”众人硬是没听懂他说些什么，事后看了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毕信毕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篇总理训词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座右铭，为历届学员所熟诵。
1925年孙中山卧病北京协和医院，有人推荐名中医师陆仲安来诊治，被孙中山拒绝了。他说：“我自己学过医，知道中医靠经验有时也能把病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医不好病。但科学犹如船上的罗盘，行船用罗盘有时也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船有时也会到岸，但我宁愿相信罗盘。”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发表北伐誓词：“国民疾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27年春，北伐军开到南京，有一位政治部科员贪污，被判死刑。当那位科员被带出来准备行刑时，大家都认为执行军法的总指挥何应钦会训斥那位科员一番，但是他并没有大动肝火，只是连连对那科员说：“你不行，太不行了，革命纪律无法饶恕你。”
1927年6月中旬，汪精卫集团加紧筹划“分共”。随后，便发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并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指出党今后“要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枪杆子里出政权”便成为中共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旧历9月13日，淑妃文绣与末代皇帝溥仪协议离婚。当时报载：“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文绣离婚后终身未嫁，过了20多年平民生活，1950年因病去世。后来溥仪感叹万分：“现在想起，文绣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生活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南昌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蒋介石坚决采取“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对日方略使日本加快了吞并全东北的的步伐。
“一.二八”事变后，蒋光鼐、蔡廷锴通电全国，表示“为卫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日本占领东北后，其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反对蒋介石独裁，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人民权利宣言》，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地主豪绅之反革命政府”。将福建省划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四省，任命萨镇冰为延建省省长，省会设在南平。在举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典礼时，萨镇冰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不是做官，是为老百姓服务，当以民众利益为先，个人利益为末。”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6月收复多伦。7月，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提出要“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冯玉祥等的爱国行动，违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蒋介石的极力阻挠、破坏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活动归于失败。
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奉命大力提倡。一次他在“省垣各界推行大会”上致辞时说：“蒋委员长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我百分之百赞成，只有一点，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蒋委员长要行人走路靠右边，那么左边的马路谁来走呀？”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11月13日，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
1937年，日本先后攻陷华北、南京，占据中国大片领土，国民政府被迫自南京迁往重庆，展开十四年抗战的后八年全面抗战。当时，中华民国所属国民革命军投入战争计步兵128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旅，20个独立团，正规军合计170万人。
在敌后根据地开辟期间，为了树立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深刻地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兵是胜利之本。”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进逼长沙。蒋介石下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13日凌晨1时，城内有二三处起火。士兵看到火光，以为长沙失陷，便多处纵火。长沙城顿时一片火海。大火连烧3天3夜，长沙城完全被毁。
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统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伪国民政府，并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卖国协定，大肆出卖国家利益。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在华北向日军发起以破坏和袭击敌人交通线为重点的全面攻击。前后加入战斗的有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史称百团大战。经过三个半月的激战，毙伤日军2万余人，攻占据点2000处，破坏铁路500公里，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及“千古奇冤，江南一案，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战区遂正式成为二战盟军反法西斯战争战场。盟军委托蒋中正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高棉，高棉为今柬埔寨、卷挝）统帅，派史迪威中将任蒋参谋长。英国封锁之滇缅路亦开放向中国后方运补。同时，国民党军队也派出精锐部队远征南方，留下了转战缅因州、血战昆仑关等事迹。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美国在日本广岛上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顷刻之间，广岛市化为火海。当日，日本外相把有关事项上奏天皇。天皇面谕：敌既已使用此种武器，则战争之继续更不可能，为获得有利条件起见，不得丧失结束战争之时机；关于条件，当有协商余地，应努力结束战争。9日上午10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对加速日本投降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9日，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文中说：“由于苏联的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虚假地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
辽沈战役是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发起，11月2日结束。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淮海战役是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在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以3.9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1949年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但是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谈判宣告破裂。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刘伯承、粟裕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