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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部分3

五月的青岛

老舍

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们比得发黑了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瓶。

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的走,燕低低的飞,街上的花香与海上的咸味混到一处,荡漾在空中,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像飞到天边上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小岛上。

这时候,遇上风与雾便还须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响晴,夹衣就正合适。但无论怎说吧,人们反正都放了心--不会大冷了,不会。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脱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与衣,何必再去到电影院中找那有画意的景儿呢!这里是初春浅夏的合响,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总先走一步,迎上前去,跟花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几乎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

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旅行,服劳役。本地的学生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成着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仍不住地向那大海丢眼。学生以外,该数小孩最快活,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又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了,过几天还有大红樱桃吃呢!

马车都新油饰过,马虽依然清瘦,而车辆体面了许多,好做一夏天的买卖呀。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做夏天的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饮冰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油饰一新。油漆匠在交手上忙,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女。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多咱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谁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

那么,且让我们自己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

文章品读

《五月的青岛》是现代散文作品中的上品。情景交融,充满了诗情画意。文中先写鲜花、绿叶、大海,宛如一幅风光图;随后落笔学生、少女、生意人,恰似一幅社会风俗画。写意、抒情两不误,犹如散落的珍珠,被拾起串成了串。带给看官的,是美好的视觉享受。

作为一位语言大家,老舍的言辞炉火纯青。这一点,在《五月的青岛》中展现得生动、透彻。

写绿,大海的绿。文中说:“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排比、夸张,动与静的结合,让人如临其境,不说盼着去一回青岛,也拟掬一把“绿”于掌心。此“绿”与朱自清笔下的梅雨潭之绿,可谓各有千秋。看过大海,老舍这样写花:“……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顺”、“悬”、“散”用字准确,将慵懒的藤萝开放的姿态,香气弥漫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写过青岛的风光如画,作者转笔,由风土人情说到了青岛的“归属”。“预备呀,忙碌呀,(生意人)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诸多铺垫,旨在末端的抒怀。此文发表于1937年。正值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值此多事之秋,看山看景,心情自不会平静。于是有了青岛美,青岛的五月美。只因过了这个时候,青岛也许未必是青岛了。

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是现、当代著名作家。老舍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其间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汉口和重庆。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这一期间的创作,均以抗战救国为主题。1946年应邀赴美讲学,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因创作出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革”开始后,因受迫害投湖自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二马》、《猫城记》、《离婚》,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做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地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了。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地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地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地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地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地便睡了。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地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去了西南。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文章品读

老舍是一个含蓄、内敛的人,并不擅长直抒胸臆式的铺陈渲泻。然而,阅读老舍的《我的母亲》一文时,我们却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作者于平淡、朴实的言语下汹涌澎湃着的情感潮水。这是为什么呢?

母爱如山,母爱如海。

作者的家境并不算好。其出生在老北京胡同中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一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家中儿女众多,在大杂院中相依为命。

散文运笔随意,从介绍母亲的出身起,步步讲述家境的艰辛,以点带面,人们看到的是旧时贫民区大杂院的一种生存状态:在驳杂的环境中,车夫、手工业者、小商贩、下等艺人等,都在挣扎度日,十分艰难。相比较而言,作者一家起初还过得去,两个姐夫也比较体面。然而作者的到来,仿佛成了一个转折,先是母亲昏厥了大半夜,大姐将其“揣在怀中,致未冻死”;作者一岁半时,又“克”死了父亲。作者其实并不迷信,在此处用“克”,所要传达的是一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有无奈、辛酸,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艰辛的困惑与茫然。

讲家庭,娓娓道来,介绍家中众多兄弟姊妹的成长及“我”的所观所感,将母爱无形、生活的不易及自己的拳拳赤子之心,穿插融会,情感的抒发淋漓尽致。

述及母爱,作者感慨万端,一件件小事,无不平实,却处处见真情,“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危难当头,母亲毫不畏惧,在刺刀下,饥荒中,护着自己的儿女;“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母亲知道后不但没有责怪,还想方设法筹齐了保证金,“含泪把我送出门去”;三姐如母亲的右手,但是“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最让人潸然泪下的是,除夕之夜,母亲恋恋不舍却毅然送作者返校一幕--由于姑母去世,儿女成人,老人青灯孤影,终日里没人陪伴。除夕夜,作者请了假回家,母亲看见作者归来的一刹那,笑了。一个“笑”字,将母亲见到儿子的那种喜出望外和抑制不住的激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听说“我还须回校”时,她先是“愣住了”,然后半天才“叹出一口气来”。她拿了花生,对作者说“去吧,小子”。平平淡淡中,藏着内心的波澜起伏:母亲是多么地渴望能和儿子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个年,然而,当她知道儿子必须要走时,又故作平静地让其离去。这看似平静的反应下,包含着多少理解,掩藏着多少难言的深情啊!

母亲的性情,坚强、隐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有对儿女的拳拳深情,其善良美好的种种秉性,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子女,让下一代在未来的生活中受教无穷。母亲是作者生命中重要的良师,他说:“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母爱如山,母亲是师。然而,母亲一生付出,却“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行文至此,作者痛彻肺腑,接连呼“心痛!心痛!”催人泪流。

母爱的力量,让作者的感情如滔滔江水,千里奔淌;母爱的无私与伟大,让作者的赤子之情,溢于言外,也让读者为之动容,感叹回味良久。

济南的冬天

老舍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大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全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地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像些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或者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倒在绿藻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文章品读

假设要你给一个从没到过济南的人讲讲济南的美,你会从哪里讲起呢?也许你会茫然,不知从何说起。那么,不妨来看看老舍描绘的济南。

老舍,北京人,1930年前后到了山东。由于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7年,对山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亲切地称山东为“第二故乡”。据老舍的夫人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有了这样的情感,运笔如诗如画,自然可以理解。

该文作于1931年春天,当时作者正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文章为节选,是描写济南风景名胜的长篇系列散文《一些印象》中的第五节(第一节《济南的马车》、第二节《济南的洋车》、第三节《济南的大葱》、第四节《济南的秋天》、第六节《齐大的校园》、第七节是全文的结语),该篇虽短,却又可独立成篇,颇有精致之处。

散文的布局谋篇层次井然。开篇先写济南冬日的天气。作者以个人亲身感受,通过与北平、伦敦及热带进行对比,说明济南冬日里无风声、无重雾、无毒日的“奇迹”、“怪事”,突出其气候的难得,是一处“宝地”。“温晴”、“宝地”如同两枚珠子,串将起一根线,整篇文章即被抖挂起来。

从行文第二段开始,作者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为过渡,转笔写济南冬天的山水。此处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等,如把济南比作“摇篮”;把山坡上村庄的雪景比作“水墨画”;把澄清的河水比作一块儿“蓝水晶”,无不工巧秀丽,生动贴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拟人手法的运用也很多,如合围的小山会“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山坡上草雪斑驳,则是为“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夕阳西下,薄雪莹润通透,被写作粉色“害羞的少女,情态可掬”。除此之外,绿有精神,水不忍冻上,垂柳照影,均被人格化,充满了脉脉的温情。对比手法的运用也是该文的一大特色,作者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如以北平的冬天跟济南的冬天相对比,以伦敦的多雾跟济南的响晴作对比,以热带的毒日跟济南的温晴相对比等,所要说明的就是济南冬日的可爱,与众不同。各种手法的灵活运用,为观者了解济南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座温情脉脉,山滋水润,宛如江南般通透的北方名城。

老舍是位语言大师,斟字炼句乐此不疲,很多遣词造句堪称精妙,如小山落雪,却仿佛“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树尖斑白,如“顶着一髻儿白花”,像日本看护妇等,每字每句,都值得人细细品味,咀嚼。济南是美的,老舍先生笔下的济南的冬天却更美。山光、水色、阳光、白雪,无不是美的享受,那浸透在如画的美景中的浓郁情致,更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神韵,一种悠长的味道。

芭蕉花

郭沫若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

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吧。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让我把花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花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吧?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甚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文章品读

《芭蕉花》写于1924年8月,当时郭沫若旅居日本福冈。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怀之情。

芭蕉花与作者母亲的病是息息相关。因此,作者为了给母亲治病,偷偷到会馆去摘芭蕉花。这一件在作者看来很小的事,却让父母大发雷霆。母亲不但没用芭蕉花治病,反而勒令其送还。这件事让若干年后的作者懂得了母亲的良苦用心:那就是诚信。这是母亲对作者的教诲,也让其每每念及,便想起母亲,并“一阵阵鼻酸眼胀”。

作者怀念母亲。然而在感怀之余,也产生了心中的困惑。“……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这句疑问,含意隽永。作为一位革命家,身负重担。然而彷徨、苦闷也如影随形。母亲的谆谆教导,让其懂得了其做人的道理。然而在追逐理想的路上,患得患失自然不是进步。

文章托物言志,借芭蕉花抒发情怀。在怀想母亲的同时,含蓄地表达出自己对于理想、信念执著坚定的追求。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年)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鼎堂。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1914年春赴日本学医,其间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创作完成了《王昭君》、《聂莹》、《卓文君》等历史剧。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完成《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其间创作了《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NPHRq9UWZJ2vjoGCVncTz/nBiBZWkHJD53SGe8DmCfBqzDNH9V+1OF9jvl8cbk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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