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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简介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初只称为，后来所加的“尚”字，其义为“上”，即指上古以来的书，故名《尚书》。相传是孔子搜集整理的。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邹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学，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传说有弟子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认为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恢复社会安定，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并致力于道德教育。
《尚书》用“托古立论”的方法，在追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历史贡献的名义下，详述国家大政方略的讨论与决策，热情赞美尧庭议政的宽松祥和与共同负责的民主氛围，热情称扬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对相职相权的有效运作，详细论列了西周的刑法思想、刑律制度与刑惩实践。作为先秦儒学的“政治蓝本”，人们看到的正是对专制独裁、不恤民命的严正否定，它对古代的制度形态、特别是刑法体系的形成起过深远的引导与规范作用，提供了中华法系的基因。
《尚书》的记事内容，上起时代的尧舜时期，下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为止。按时代先后，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几个部分。《虞夏书》不是当时的实录，而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或改写而成的。《商书》和《周书》各篇，大部分是当时的作品，也有一些篇目写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尚书》一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既记录了上古到秦穆公时期的权位继承、议事、历史大事件等，还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对古代九州的划分、制度、山川、物产、土壤等都有记载。
在“春秋三圣”的老子、孔子和墨子中，孔子是首先论及国家生活中“犯罪”现象的，他论及了君主的“罪责”问题，所谓“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尚书》开篇的《虞夏书.尧典》所记大舜时期“四罪而天下服”一事，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惩办罪犯的记载。其惩办的对象是：凶顽作恶者、不服教令者、未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者等。《虞夏书》明确把猾（侵扰作乱）、寇（群行劫掠）、贼（杀人伤众）、奸（作奸犯科）、宄（违反教令）者规定为刑罚对象。从《尚书》中还可以看出，上古遭到武装讨伐的君主有夏桀和商纣王；遭到严惩的废职荒政者有尧舜时的“四凶”，夏代的扈氏、羿、浇等人，有周代叛国乱政的“三监”和徐夷、淮夷等；至于不理朝政的殷王太甲，甚至一度被剥夺了最高权力；遭到严厉批判训斥的，有阻挠盘庚迁都的老臣、重臣。谁说“刑不上大夫”？凡犯有上述罪行或过错的，谁也逃不脱要受相应的惩罚。
《尚书》还告诫君王应以夏商为鉴，懂得天命取决于民心，天命不是“先天注定”的、不可更改的，一切以君王是否“敬天保民”、是否“崇德恤刑”为转移。他们把推行德政、以宽政治民提上基本国策的高度，以求顺民心而抒民气，有理、有法、有利，这对后世历朝历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儒家心目中，“兴礼作乐”是维护君王权威、维护国家形象的法宝；“刑罚得中”是实现社会公正、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周书》所述，涉及宗法分封制、德政思想、恤刑学说、“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观，涵盖哲学、社会学、政治伦理学、刑法学等各科的思想理论基础，正是后世刑罚思想与刑罚实践的兆端，它为中华法系的形成提供了足够的理论准备。
秦穆公
穆公说：“啊！我的官员们，听着，不要喧哗！我有重要的话告诉你们。古人有话说：‘人只顺从自己，就会多出差错。’责备别人不是难事，受到别人责备，听从它如流水一样地顺畅，这就困难啊！我心里的忧虑，在于时间过去，就不回来了。往日的谋臣，却说‘不能顺从我的教导’；现在的谋臣，我愿意以他们为亲人。虽说这样，还是要请教黄发老人，才没有失误。”
白发苍苍的良士，体力已经衰了，我还是亲近他们。强壮勇猛的武士，射箭和驾车都不错，我还是不大喜爱。只是那些浅薄善辩的人，使君子容易疑惑，我太多亲近他们！我暗暗思量着，如果有一个官员，诚实专一而没有别的技能，他的胸怀宽广而能容人。别人有能力，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别人美好明哲，他的心里喜欢他，又超过了他口头的称道。这样能够容人，用来保护我的子孙众民，也或许有利啊！
别人有能力，就妒忌，就厌恶。别人美好明哲，却阻挠使他不能通向君主。这样不能宽容人，用来也不能保护我的子孙众民，也很危险啊！
“国家的危险不安，由于一人；国家的繁荣安定，也许是由于一人的善良啊！”
出自《尚书.泰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