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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述其经验：苟考之古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其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胡琴圣手孙佐臣，早年练功，于严寒时将双手插入雪中，冻得僵硬麻木，才开始胡琴练习，非到手指灵活，掌心涔然汗出不止。
1875年初春，章太炎6岁，其父章浚邀请十余位文人、亲友来家中饮酒作赋。春雨霏霏，情趣盎然，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乘兴之余，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丁日昌幼有神童之誉，20岁中秀才。但此后连年赴举不第。由于久不得志，愤然赴县衙击鼓鸣冤，高呼：“青天白日，饿死秀才！”这件事让惠潮嘉道道员李璋煜知道了，将他招至幕中，从此进入官场。
魏源主张将帅要多读兵书，并对“纸上谈兵”作了新的解释。他说，人们动不动就讥笑研读兵书的人为“纸上谈兵”，殊不知纸上的功夫有深浅之分，如能掌握学习要领，对前人的用兵韬略领会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那么，遇到战争，就会灵活运用，使“纸上”之功变为“马上”之功。
程潜少年时，学习十分刻苦。夜阑人静，也经常点着油灯苦读。一次，一个盗贼光顾程家，看见程潜正在一遍一遍地诵读《诗经》，正襟危坐，琅琅有声。小偷被少年的抑扬顿挫深深吸引，于是不偷。后来，他对乡人说起程潜：“程家的后生书读得非常认真，将来必有出头之日。”
谢无量10岁时，父亲命其以风筝为题写一篇论说文，他却写了一首《咏风筝》的诗：“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
齐白石年轻时是个雕花木匠，那时叫齐纯芝，人称芝木匠。胡沁园见其天赋才气过人，且有刚直不阿的品格，决定收其为徒。胡问他：“你愿不愿意读读书、学学画？”芝木匠回答：“愿意倒是愿意，只是家里穷，年岁又大了，怕学无所成。”胡说：“怕什么！《三字经》里面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才24岁，只要有志气，什么都学得好，我有意收你为徒，你可以在我家一面读书，一面卖画养家。”自此，齐纯芝开始了习文作画的艺术生涯。
华罗庚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利用帮工的空闲时间自学数学，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日，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在办公室里打开《科学》杂志，当看完这篇论文后，他神色凝重地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知道。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然面面相觑。恰好有个江苏籍的教员在旁，突然想到他弟弟有个小同乡叫华罗庚，便说：“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仅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讶不已，立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到清华来！”
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地位的记者：参加中国最后一届科举考试，并中了进士。按当时的制度，考中进士的黄远生本可以迅速走马上任当知县，可他却选择了去海外留学。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清朝以新进士的资格派他去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黄远生在大学里的表现很突出，不仅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被教师和同学推举为课堂翻译。
苏步青念小学时，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已能背诵如流；到中学后，老师不信他能写出作文《读<曹刿论战>》，便顺口举出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小苏步青一口气背完后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出来。”
陆费逵6岁随家由汉中迁居南昌，水陆途中历经84天。到南昌后，他就能将沿途所经大小地名依次回答出来，无一遗漏。
谢冰莹4岁识字，两个月后居然背出了随园全部女弟子诗。
洪业庭训时，就能背诵1400多首杜甫诗和30余篇杜甫文，后来在美国写《杜甫传》巨著，全凭记忆所储存，不需再去查找杜甫诗文。
严北溟5岁进私塾，所读《三字经》、《千字文》一两遍就能背诵。他后来能背诵唐诗、宋词3000多首。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冯玉祥在常德求学时，十分努力，每日读英文两小时。上课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牌，上书：“冯玉祥死了！”不准外人进去，课毕始启门除牌云：“冯玉祥复活了。”
李公仆幼时非常顽皮，他在私塾里读书，那些小同伴常常叫他为“嫌人”，意思是说他顽皮得讨人嫌。有一次，有个小学生骂他，他跑去告诉老师，让老师叫了那个小学生来问：是说他“嫌人”还是“贤人”？镇江口音，嫌和贤，是同音的，那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很委屈地说是圣贤的“贤人”，因为他不敢承认是在骂人。老师就趁着给他们调解，讲了些故事，说了些道理。两个孩子很受感动，重新做了朋友。
初中毕业证是华罗庚所拥有的唯一一张文凭。1936年，26岁的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梁启超被学生们尊称为“老博士”，梁闻后说，我还年轻，并没有老。一个学生说，那么称“先秦博士”如何？先生不是正教我们先秦政治思想史吗？梁说，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可以加一个“准”字，称“准先秦博士”。
饶余威说：“钱钟书上课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
陈登科在2岁时，被一个老塾师判定为“只能放猪，不能读书”的孩子。陈并未因此而气馁，参加新四军后，他在仅识几百字的情况下，写了篇报道自己亲身参加战斗的稿子。令他颇受鼓舞的是，他第一次向《盐阜大众报》投稿，文章就被登出来了，虽然全文的60多个字中，被编辑订正了的错别字就有34个。
民国时，章太炎曾一度在湖北主持县长考试。应试的人，大多为清代的读书人，熟读经史。章太炎出了两个试题：“宰相出自州郡”、“区田荒旱之法”。考生面面相觑，不知出自哪部经典，没法下笔。有一位应试的老夫子，站起来请主考官大人对题目加以解释。章太炎大怒曰：“这样简单的题目还不能作，怎么能做父母官、百里侯，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写过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顾颉刚出生在书香门第，家教极严。一次，外面下了大雨，顾颉刚借故不想去上课，对母亲说：“今天雨太大了！”母亲回答他：“你不想去吗？就是下铁，你也得去！”
华罗庚在初二那年，读胡适的《尝试集》，他只看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堂。他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更因为善做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而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蔡元培第一次向北大全校学生演讲时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还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其他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王国维治学的两次转向，由哲学转而文学，又由文学转而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既不全属于倒退，也未尝不是坚持自身学术个性并反省和调整自身的明智之举，其间选择的痛苦与解脱、执著与寂寞心，未尝不造成了他在学术上的“无我之境”，即追求学术本身相对存在的客观价值及长远功用。其言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物无大、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及其回归，皆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某西方学者评论辜鸿铭：“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还多几册吧？”
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几位先祖一样，有时也喜欢舞文弄墨。他的寻常书画，过去钤印为“宣统御笔”或“宣统宸翰”。到“满洲国”后，常用的印则换成了“所其无逸”、“缉熙敬止”、“无逸斋宝”等。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因跳高致伤而锯掉了右腿。有一次他问学校代理校长严鹤龄：“我能否出洋？”严回答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一位美籍女教师闻之，便打抱不平地说：“他的功课门门总是考第一，他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
章太炎说话有浓重的江浙口音，讲国学时，方言古字错综复杂，听者难懂。在武汉中华大学上课时，不得不让学生黄侃做“翻译”。
金岳霖赴美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薄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专门致信兄长，说：“薄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陈寅恪博闻强记。一次，一个学生来问他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再去找其余的材料。
钟敬文在岭南大学时，与冼星海毗邻而居。一日，冼突然拍着钟的肩膀说：“米司特钟，我们可以作一种学问上的交换吗？”“交换什么呢？”冼对钟说：“你教我学中国古诗，我教你拉梵阿林（小提琴）。”
俞平伯在大学教书时，非常注重文人气的体现。有一次，他在红楼贴出告示：本周没有心得，停课一次。
齐白石未成名时在北京琉璃厂卖画，陈师曾偶识其画便察其非凡，遂雨夜造访。陈在看完齐白石一大箱子的画后说：“很有味道！酷似八大、青藤、大涤子，犹如先贤再世……如果稍加变通，定会锦上添花。”陈师曾的这番话，令57岁的齐白石痛下“衰年变法”之决心。
邹韬奋在中华职业学校教英文课时，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被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台上去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说：“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徐复观到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让他回去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徐说他早年已读过了。熊十力很不高兴，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日，徐复观再去，告诉说《读通鉴论》读完了。熊问：“有点什么心得？”徐觉得自己读得很认真很仔细，不免有些得意，说了与书中很多地方不同的看法。还没等他说完，熊十力就怒声斥骂起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像你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又能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哪一段是多么有意义，哪一段理解深刻，这些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是太没有出息！”
闻一多给学生上课，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虽然对此感到非常疑惑，但还是给出了回答：“等于7嘛！”闻一多说：“没错，在数学领域，2+5的确等于7。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有可能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画了五匹马，大小不一，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黑点点了。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这幅画给人的感觉就是万马奔腾的景象，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
郁达夫应福州文化界之邀，作一次学术性的演讲。演讲前，郁先跑上讲坛，在黑板上先写了三个大字--“快短命”。台下的人看到这三个字后，面面相觑，不知何意。隔了约两分钟后，郁才下台发言：“本人今天所要讲的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就是这三个字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要精简与扼要；命--不离题，词达意。说话和作文都是一样的，如我现在所说的，就是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缠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
吴宓在清华代理外文系主任时，制定外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
张伯苓教育学生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张伯苓在南开女中毕业典礼训词中说：“你们毕业了，将来结婚要相夫教子，要勤俭持家，要为公为国。不可教你丈夫升大官发大财。他升大官发大财以后，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你。”
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绍虞曾问顾颉刚：“你写文章何以会写得这么快？”顾颉刚说：“我是学梁任公的。”梁氏的文章，尤其在早年，洋洋万言，真可谓才气横溢。顾读梁文，替它另标小题目，先找出它的脉络条理，对于任何长篇都能轻易驾驭，而自己写时，也就井然有序不假思索了。
萧雷南一直对恩师游国恩礼敬有加。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游先生曰。”然后说：“同学们，我是游先生的弟子，你们是游先生的再传弟子。我上课，写文章，凡是引用恩师的教示，必称‘游先生曰’。你们今后也要这样，这是我们的家法。”
有一次，冯玉祥将军的侍卫奉命去请老舍先生出来谈话，侍卫去而复返之后，冯氏就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侍卫答说：“我告诉舒先生，您有话对他说，叫他来一下。”冯氏一听，立刻变色，大声责骂说：“‘叫他来’这个话你也能说？你应该很恭敬地说，我请他来，问他是否愿意出来谈谈话才对呀！”
李叔同上课时，有同学不遵守课堂纪律，以为李先生并未发现。其实李叔同都知道，但他并不立刻责备。下课后，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不要吐痰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
女人也能学画吗？对于这个问题，张大千说：男女的才能并无二致，女人学绘画少有大成就的原因是为别的事分心太多，不能专心绘画造成的。不仅如此，张大千还最反对“三分人事七分天”的说法，这句话应该改成“七分人事三分天”，用功人人能成功。
夏承焘在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节课，先聊聊天。你们喜欢之江大学吗？”同学们之间还不熟悉，女生更是胆怯，因而只有很少的学生回答“喜欢”，且声极小。夏先生便说：“要大声地说喜欢。我就非常喜欢之江大学。这儿人情款切，学风淳厚，风景幽美。之江是最好的读书环境。一面是秦望山，一面是西湖、钱塘江。据说之江风景占世界所有大学第四位。希望你们用功读书，将来使之江大学的学术地位也能升到世界第四位甚至更高。”
夏承焘教导学生：“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一般人贪多嚼不烂，满案头的书，却一本也未曾用心细读。如此读书，如何会有成就？”
巴金曾反复对萧乾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
1939年，由于欧洲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本已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张爱玲无法成行，于是就进了香港大学。她读书非常勤奋，每门功课都是第一，一位教授对人说：“我教了十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写信向沈从文求助。沈回信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侯宝林一直想买一部明代的笑话书《谑浪》，然而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时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终于把一部10多万字的书抄录到手。
老舍某次讲演：“青年作家们应该有创造心理，不能模仿。比如说今天人家说‘祖国’，我也写‘祖国’，明天人家说‘大地’，我也写‘大地’，这是没有进步的。诸位请看，我老舍的文章里，就没有一个‘大地’，也没有一个‘祖国’。如经发现，我愿罚银一元。”听众哄堂大笑。
林语堂说：“读书，一定要选择与自己兴趣相投的；而且要专心一意地去读，吸收他人著作中的精华；我相信用这种方法，读一本书，抵得过别人读十本书。”“至于写文章，最要紧的是写你自己心里的话，要自然，要诚实，不要无病呻吟，不要狂妄浮夸，脚踏实地写去，一定会成功的。”
苏青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就进了著名的宁波中学。这个学校校风很好，教学认真。每到学校的周会日，学校就会把浙江的名流请来讲学。受这种氛围的熏陶，苏青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的校刊上，经常发表她的文艺作品，很快她便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同学们称她是“天才的文艺女神”。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南怀瑾能把枯燥无味的古代哲理文化课讲得妙趣横生。据台报报道，成功大学学生最讨厌的课程是三民主义、四书、五经，并把最不受欢迎的讲课者称为“三四五教授”。南先生得知后自告奋勇到成功大学讲四书五经。不到一个月，他上课的教室人满为患，学校只好安排他到礼堂授课。
琦君回忆说：瞿师（夏承焘，字瞿禅）边走边吟诗。有的是古人诗，有的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他（瞿师）说：“作诗作文章，第一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能关注才会有灵感。诗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灵感早在酝酿之中。比如‘松间数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看去多么自然，但也得细心去‘寻’呀。”他站在高岗之上就信口吟道：“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弟子们看着他的长衫，在风中飘飘荡荡，直觉得这位老师有如神仙中人。
梁漱溟常说自己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就得想；问题未得到解决前，他比什么还要痛苦；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
朱光潜晚年常沿着北大图书馆的那条大道踯躅散步。学子们骑自行车经过此地，老远便跳下车来推着走，走过他身后，才复骑车驰去。
刘心武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教我读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后来我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又教我的学生读《多收了三五斗》，再后来我娶妻生子，不知不觉中儿子高过了我的头，上到中学，有一天我见儿子在灯下认真地预习课文，便问他语文老师要教他们哪一课了，他告诉我：“《多收了三五斗》。”这其实还算不了什么，我的母亲，我儿子的奶奶，今年已经84岁了，她就几次对我和她的孙子说：“中学时代读过的课文，一辈子也难忘。我就总记得读过叶绍钧的《低能儿》。”叶圣老就这样用他的文学乳汁哺育着跨越过半个世纪的三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