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修身

自吴淞设防以来，老将陈化成在西炮台边的帐篷里住了两年，风雨寒暑，与士兵同甘共苦。1841年，台风夹带暴雨，水势漫溢，部将们劝他移帐于干燥高处，他摇摇头说道：“大帐一移，三军担忧，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隘，于心何安？”到了严冬，他踏雪巡视营伍，命给衣单的士兵发放棉衣。他从不接受任何贿赂，民谣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之句。他时常激励将士：“武官临阵，斯为奉职，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

袁隆平生活极其简朴，整日与50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身上的衣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有些人见他不修边幅，便笑他“老土”，可他只是说：“穿得挺挺刮刮的，怎么下地？”

护国战争之前，蔡锷对梁启超说：“失败就战死，绝不下野；成功就归田，绝不争权。”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掉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继任，并于当月19日，南下福州。当船抵马尾时，孙中山看到欢迎人群中晃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就立即命令把纸旗去掉，方才登岸，他还生气地对福建都督孙道仁说：“总统交卸后就是平民了，怎么还称我总统呢？‘万岁’二字是封建专制皇帝要他手下的臣民对他的称呼，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反抗‘万岁’二字，流了多少鲜血，丢了多少头颅！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呢？”

段祺瑞从不接受他人的巴结与贿赂。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套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给他的一个大南瓜他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均向其遗体行三鞠躬之礼，惟有陈寅恪身着袍子马褂，跪地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并非只此一回，早在国学研究院时，他的学生到上海拜访他的父亲散原老人。谈话期间，所有人均坐，惟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一直坚持到谈话结束。

徐特立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在他的办公室的前廊上挂了一块黑板，每天在上面题诗一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徐生活简朴，办校也力循勤俭方针，他常把别的教师用过的粉笔头儿拾起来留着自己用。他在学校的近两年中，几乎没有用过新粉笔。有学生笑他吝啬，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答：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陶行知幼年时，家境不好，母亲省吃俭用持家。为了节约开支，陶母一把剃刀剃了三代人的头。1934年，陶母去世。陶行知为遗物剃刀写了一首纪念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算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南京夏日燠热，傅斯年在阅读北宋刊印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虽然他人很胖，烟瘾也很大。

朱自清与叶圣陶时常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朱只预备功课，叶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领导来看过他。第二天，朱问叶：“要不要去看看他们？”叶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

日本驻沈阳领事林权助拜谒张锡銮，说有要事相商。张锡銮有意回绝，但宾客来访礼数又不能少。寒暄后，张锡銮不等对方开口，即说：“我患了痢疾，片刻离不开茅厕。公乃外宾，理应接见，现在有话不防告知传话人，我内急已经不能再等了。”说完就走。林权助哭笑不得。

梅贻琦一生廉洁奉公，持身以俭。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人乘坐小轿车办私事……其生前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逝世后，却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林公侠说他“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民生公司创立之初，卢作孚的月薪仅为30元。当时四川省主席杨森请卢作孚担任公职，月薪500大洋，卢作孚断然谢绝。后来，民生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卢作孚的月薪也不过百元，而当时民生公司一名船长的月薪可达300大洋。和卢作孚相熟的人都知道，去卢作孚家里做客，如果人多一点，就得站着吃饭。

于右任不留日记，是不愿有是非。1946年，于由重庆乘飞机回南京，在飞机上百感交并，追忆数十年来往事，填词一首：“一拳打碎黄鹤楼。二水中分白鹭洲。八年苦战今难受。望园陵，人白首。旧江山浑是新愁。念不尽神明大咒，说不清乾坤自由，听不完楚汉春秋。”

齐白石早年做过木匠，成名后作画常用“鲁班门下”一印，以示不忘昔日的贫苦生活。

弘一法师58岁时，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完全崩溃。陈寅恪生活窘迫，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想赠其一大笔美元，陈拒不接受。后来，陈决定将自己的藏书卖与胡适，来换胡的美元。于是，胡适派专车到清华，从陈家里装了一车极为珍贵的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西文书，而陈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那些书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些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不止2000美元。

罗瑞卿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没来得及买站台票，就直接来到了检票口。随行的同志对检票员说：“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说罢，便让罗瑞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忽然就问：“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的同志摇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对那位随行的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

成舍我少时家穷，在北京读书办报，常吃不饱，甚至挨饿。后来情况有所好转，成依然节俭朴素，剩菜从不许倒掉，留在下一餐吃，一点儿汤汁也留着拌面。在台北时，他住丽水街，张佛千住永康街，相隔只有三分钟的路程。有一天张到成家串门，两人聊到中午，张佛千要回家，成坚留并笑曰：“今天有菜。”果然有鲜汤及红烧鱼。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顾颉刚喜欢把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

1960年3月，朱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川北大巴山。到家的那天，有位老人正坐在门坎上晒太阳。听见脚步响，瞪圆眼睛一看，突然惊叫道：“是你呀！咋个就这么着回来了！”这位老人就是朱德的堂弟，他见朱德穿得那样朴素，不禁感叹道：“你给老百姓办了这么多好事情，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是咱全中国的总司令，天底下有名望，怎么就穿这一身衣裳回老家来啦？”“穿着不冷就行了嘛！”朱德爽朗地说。“亏你是总司令，总得大车小车、护兵马弁拥护着来呀！”“总司令是个啥子嘛！没有大家，没有群众，还有啥子司令！总司令也不那么稀罕。”兄弟俩说罢，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马三立十分注重保健，他每天“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期，马三立被关到了牛棚里。他仍然坚持健身，不能有明显动作的他，就每天搓脸两次，磕牙两次。一次，他偷偷磕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硬说他是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各种批斗接踵而来，马老这才停止了磕牙。

谢冰莹晚年时因意外失去了右腿，她用智慧、毅力和宗教信仰克服了断腿的痛苦。她说：“有时，我也会这么安慰自己：‘和当年比起来，我现在所受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时都忍过去了，现在不也可以忍过去吗？’每当深夜，我的腿疼痛不堪，辗转床笫时，我就劝自己要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的那位老人，要老当益壮，不要老而无用。”

赵树理说：“……钱是人民币，来自人民，再交到人民手里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树理的许多著名小说，除在国内发行，还被苏、美、日、法等国家翻译出版。所以，他经常收到从国内或国外寄来的稿酬，其中有些稿费他根本不取，就直接交了党费，他还向组织提出建议，取消对自己既拿工资又得稿费的双重待遇，并自动放弃了国家给他的薪金。

齐如山常说：“人家做媳妇的不出闺门，我这大男人也8年未出过门。”他本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不做汉奸，只好在家呆着，每天写作。

黄苗子在其遗嘱中说：“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实的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钱锺书80岁生日当天，家中的电话响翻了天。机关团体、亲朋好友，纷纷要给他贺寿。钱钟书所在的社科院也准备为他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庆祝。对此，钱钟书一律谢绝。他说：“不必花这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