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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开始主持虎门销烟：他派人在广州东南虎门珠江口的高处，挖开了两口大池，长宽都在十五丈，灌入海水，撒进食盐，把收缴来的二百余斤鸦片切碎抛入，再投入生石灰，利用生石灰和盐的化学反应销毁鸦片。经过烧煮的鸦片，被腐蚀分解成渣滓，随着潮水被冲入大海。一连二十余日，所有的鸦片全部被当众销毁。
1840年6月2日，英军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自以为是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但随后夷船越来越多，张朝发也按捺不住了，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为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林则徐虎门销烟，英人不服，与清朝在广东开战，不胜而北击福建，又败，再北击渤海湾天津。渤海湾是清朝内海，完全可以水陆夹击痛歼英军，而道光吝惜银两，不愿再与英军开战，致使英军得地得款。大清赔列强的银两越多，人家来打大清的军队也越多。英法德日美俄，个个狼吞虎咽。几十年后，清朝就亡了。
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道光帝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亲信主和派的谗言，改变了抗英态度，决定惩治林则徐。9月17日，道光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林则徐虽然身处不利的境地，但仍然坚持抗英斗争。他还上书给道光帝，阐述了抗英的必要性。同时还建议朝廷制造坚实精致的船炮，坚决抵抗侵略者。他言辞恳切地指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海防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能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昏庸的道光帝竟把这些卓越见解斥责为“无理，可恶！”10月3日，以“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莫须有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中国“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贫谋亦一日不辍”。他还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洪秀全）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同治六年（1865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曾说：“京中来人所言，都城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或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额良久说：“然则南迁乎？”赵说：“恐则陆沉，未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曾说：“本朝君德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有夺取天下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你不是戏论（说笑话）吧。”赵说：“如老师的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未出50年矣。
1866年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清廷正考虑购雇轮船，左宗棠却主张“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当年夏天，他上疏清廷，阐明其加强海防的主张：“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他还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法国作家雨果曾写道：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人间奇迹，它叫夏宫（圆明园）……人民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是神话般的世界，都体现在这座宫殿中……它有点像神奇的月宫，用大理石、软玉、铜与瓷幻想般构成！用雪松把它架起来，并饰之以宝石，裹之以丝绸。把它变成庙宇、闺房、城堡和鬼神居住的地方，再涂上一层漆、釉、金子和浓浓的色彩。那些具有诗人想象力的建筑师，把《一千零一夜》里的每一个梦都体现在你面前。有一天，这个东方奇迹消失了。两个强盗（法国和英国）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一个胜利者把腰包塞满，另一个赶紧效法把箱子装得鼓鼓，两个人手挽着手，心满意足地回到欧洲。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上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而愤愤不平。光绪手诏答之：“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流言终传至慈禧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本欲前往颐和园给太后请安，得知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慈禧已从光绪寝宫将奏章全部取走，召光绪骂道：“我抚养汝20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未敢发一言，良久，方嗫嚅道：“我无此语。”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皇上病重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光绪变法兴革，尽反之。
1874年，日本借“琉球事件”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迫使清朝政府和日本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50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
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见长，刘永福曾对法军宣言：“永福岂畏尔哉！尔占水，我占山。我有无穷之饷源，尔无久支之兵费。尔纵设立码头，我必频年兴兵，杀尔人，焚尔居，扰尔商政，使尔不得安枕。虽有红江之利，尔法国岂得及享哉？”可惜他在实战中并没有这样做。尤其是怀德、丹凤、山西等地，紧靠红河利于法军炮艇活动，黑旗军单纯采取固守城池的阵地战法，自难抵挡优势敌人的强攻。此外，山西一役，屯驻北宁的万余清军见危不救，给刘永福的心头留下难解之恨。
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慈禧以奕“不欲轻言战”、“委靡因循”为由，发布上谕，开去他的一切差使：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则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蕝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甚严……奕着加恩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居家养疾。
正当冯子材等乘胜追歼侵越法军时，清廷电令乘胜即收，并于1885年4月7日宣布停战撤军。对此，张之洞上奏朝廷称：“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两天后，再次奏请朝廷延缓撤兵时间，以攻克河内。然而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仍令前线将士如期停战撤回，致使中法战争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北洋舰队组建后，日本海军上校、“浪速”号驱逐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应邀参观大清帝国的海军。东乡登上“镇远”号巡洋舰后，看到水兵把洗过的衣服晒在舰炮的炮管上；当他下船后，发现自己的白手套都脏了。于是，东乡在回国后的报告中说：“清朝海军虽然吨位多，但不堪一击！”果不出其然，1894年甲午战争中，堂堂北洋舰队，被总吨位仅有6.13万吨的日本海军一举击溃。
甲午战争前，中国位列世界第7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位居第12位。中国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4亿人口，而日本仅有37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000万人口……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海战”。11月21日至24日，日军在旅顺滥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全城仅36人逃生。
1894年，中日海战爆发。李鸿章督师芦台。孙中山托人将自己的万言书递给李鸿章，并请转达求见之事。李鸿章知道后说：“现在正在打仗，等打完后再说吧。”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白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国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仅纳人口税，各项机器，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
李鸿章在马关与日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时，如此与对方谈判：
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丝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藤：“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
李：“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屡次言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两件皆不能稍减，不能稍改。”
李：“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
伊藤：“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郑孝胥听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1896年，梁启超写道：“……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项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李鸿章打算开办银行，阎敬铭非常赞同，只是不想用洋人。李鸿章说：“如果不用洋人，人们就不会信任户部了。”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戮，很多与变法有关联的人遭到株连。慈禧为了废黜甚至加害光绪，先是颁布诏书说皇帝得了重病，要求各地推荐名医诊治。然而此举却弄巧成拙，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外国驻京公使也非常关注此事，他们一再通过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为光绪帝诊病。最后，慈禧被迫同意法国医生前往瀛台，结果证明皇帝并没有患重病，借病废帝的企图不攻自破。
1900年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举旗进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6月中旬，聂士成回师天津，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7月9日，聂士成在天津城南八里台被联军包围，聂及手下与联军恶战四小时之久，聂身受七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最后悲壮殉国。所部作战官兵“几无一生者，唯见尸身仆于血泊中”。
蒋梦麟上学时，曾写作文让日文老师中川批改，作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字句。中川老师批改时，毫不留情地写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即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晚，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黯然神伤。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对未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开凌辱，御史陈壁、肃亲王善耆等人被赶去挑大粪、搬石头，甚至慈禧太后的姻亲，时任礼部尚书的怀塔布竟也被用来拉车，一个洋鬼子手拉缰绳，坐在车上，还不时地用鞭子抽打几下，怀尚书一面猛跑，一面回头笑着说：“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1903年发表的《皇帝灵》一文指出：“凡我国人所到之处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谁都知道，当年我们的祖先被强令剃发的惨状，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出奴隶之籍，脱牛马之缰，以雪祖先之遗恨。”
1903年，清廷派代表团赴日参加第五次劝业博览会。代表团共24人，由当年新设立的商务部的尚书--贝子载振及户部右侍郎那桐带队。此次参观学习，对于了解邻国的工商业状况可谓良机。代表团抵日后，游遍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奈良等城。所到之处，旅居的华侨无不热情洋溢，有的在商店门上悬挂大清龙旗，有的则着盛装来迎接来自祖国的高级官员。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贝勒一行人行色匆匆，沉湎于歌寮妓馆，大开洋荤，却无暇考察商务。4名歌舞伎把贝子一行从奈良送到神户，到了神户，贝子又大集声伎，踏入温柔乡中，歌舞升平，乐不思蜀。载振、那桐等人在奈良、名古屋两地采购了大量美术品，对书却毫无兴趣。
清初只有江南省，后来分拆为江苏、安徽两省。1905年，朝廷再次下旨，以长江为界，北为江淮省，南是江苏省。清朝规定，官员不能在本省为官，一省之利益全靠同乡的京官维护。此圣旨一下，朝野哗然，江苏籍的官员、文士纷纷聚议。以翰林学士恽毓鼎为首的江苏籍京官更是联名上书，力陈此议不可行。时值光绪末年，言路大开，反对声一起，朝廷果然收回成命，分省一事作罢，仅在江北加设了提督一职。
1905年4月，北洋六镇编练组建完成。这支7万人的新式陆军队伍，兵员充足，装备精良，在当时雄冠各省。北洋六镇有如此规模，除却袁世凯的才略，更多依仗的是朝廷的倾囊支持：庚子赔款后，清廷本来经费困窘，为了供应北洋练兵，则强行摊派，严旨催缴。1902年，全国各省筹银380万两。1905年，各省再筹措910万两，全力供给北洋六镇。其时朝廷对袁氏的恩遇之隆，令人侧目。袁世凯曾不无感慨说：“总之，政府不能主持，无论何事皆不能办也。”
1905年，美国禁止华工入境。不久，南美国家墨西哥也由议院提出禁止华工入境。驻美公使伍廷芳博士得知后，先是在美国国会痛斥其违背耶稣、违背华盛顿的平等民主意愿，继而又亲自乘船前往墨西哥城，与其谈判。面对墨西哥外交部的强硬态度，伍廷芳非常愤怒，拍案说：“下旗！回国！电中国政府，派兵船来，再和你们周旋！”墨西哥政府当即被镇住，随后请美国国务卿从中调停，废除了禁止华工入境的提案。
从1840年到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让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1906年元月6日，詹天佑在丰台抡锤打下全线第一颗道钉，为全路奠基。京张铁路中南口至居庸关段是最复杂、最艰险的路段，该处有崇山峻岭，地势大起大落。詹天佑多次修改原设计方案，最后决定在山腰处将铁轨依次而上，以达青龙桥。而八达岭隧道的开通，令洋人惊叹不已。1909年9月，京张铁路全线竣工。
1906年7月1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从此“立宪”口号开始成为当时中国的官方话语。
1906年，日本政府修改留学生条例，将清朝留学生和韩国留学生等同看待。条例颁布后，留日中国学生群情激昂，停课，退学，纷纷回国。陈天华尤为愤慨，跳海自尽。
1912年2月12日，清室正式宣布退位。诏书中说：“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则民国之始基。”
民国元年，袁世凯出山，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在洋人的支持下，带着人闯进紫禁城。也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向隆裕太后提出了退位的问题。隆裕太后召开了御前会议，最后终于颁布了皇帝退位诏。大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孙中山不食言让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位，以促进南北统一；于是袁世凯则由大清国内阁总理大臣，变成了临时大总统。
1915年5月9日，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后来回忆说：“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征祥对曹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皇命，不能签字。维德拍案而起，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年事已高的杨儒义愤填膺，出门时在石阶上滑倒，再也没有起来。曹叹曰：“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实行帝制。并于1916年元旦改元洪宪，正式称帝，恢复了刚刚被推翻的帝制。但在登基那天，全国对他的讨伐声不绝于耳，可怜的袁世凯竟没敢穿龙袍，此后，也一直没敢把龙袍穿出来。直到57岁生日时，他请来了京剧老生刘鸿声给自己唱《斩龙袍》，一边看，一边想，自己的龙袍虽好，但却没有机会穿出来，于是索性送给了刘鸿声，此后，刘鸿声每唱此剧，便穿袁大总统送他的龙袍，名噪一时，人们都争相来观看袁世凯的龙袍有何等豪华。
1919年5月23日后，政府当局日渐强硬，严禁集会讲演。步兵统领王怀庆还有意将十几名盗匪绑赴刑场，其间，从各个校门口绕道经过，以此示威。这种形势下，很多人都有了退缩之意。匡互生对此很担忧，对同学说：“如此下去，以壮烈始，而以畏怯终，于国事无益，宜冲破网罗，继续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之成功！不成，则以死继之。”于是积极联络各校同学，促成了“六三”游行的爆发。
1928年5月，北伐军兵临城下，张作霖调动数百辆军车，欲将故宫宝物择贵重者运往沈阳。之前，张曾对冯玉祥逼宫，接管清室宝物之事大为恼火。时任交通银行经理的叶恭绰阻拦道：“大帅差矣，人家一向说冯玉祥逼宫盗宝，但并无证据。如今大帅如此公然搬取宝物，将来人们定会说盗宝的是大帅而非冯玉祥了。”张作霖听后，恍然大悟，连声道：“我几乎上了当，快将车子撤了。”
1929年10月9日，中华民国国庆日的前一日，昭示着蒋介石专制野心的“中华民国玉玺”制成。玉玺重92两7钱，台高9公分，二面方13公分。二玺钮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发达于四表之意；钮顶中端为党徽，以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1929年，汪精卫公然下令废止中医中药，举国上下为之哗然。为了挽救祖国几千年来的医药学遗产，孔伯华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他联合众多同仁，在北平创立中医药协会。协会一致推举孔伯华为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将此令撤消。他到南京，与政府的大员们进行了不懈的论争，力陈祖国医药学的伟大成就。汪精卫慑于孔伯华在国内外的声望，且知众怒难犯，不得不撤消此令。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的直接策划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24小时内攻占沈阳和长春，不到100天就侵占了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2.5倍的整个东北。1932年3月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随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有一副对联讽之曰：“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中正不正”。
华北沦陷后，日本特务喜多诚一打算在此建立伪政权。接管政权的人选，他倾向住在平津的军阀：靳云鹏、曹汝霖、吴佩孚三人。他打算让靳云鹏、吴佩孚中其一任总统，或分任总统、副总统。曹汝霖任总理。然而分别接洽后却大失所望，靳推辞说：“礼佛有年，无心问世。”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果我必须出山，那么日本一定要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最为犹豫，因与喜多诚一等人相识，不敢断然回绝，只是周旋。后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曹，叮嘱他不要离开北平。曹才决定不在伪政府中任职。
1935年，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红军以礼待之，高深为感动，主动要求回去宣传红军抗日主张。高回去后，向张学良说明了红军的诚意，经高穿针引线，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一教堂内秘密会面。一夜长谈后，双方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当即以私有的2万银元支援红军，随后张又送法币20万元。
1937年8月打响的凇沪会战，是抗战中最为惨烈的战役。这场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死伤5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70余万人，伤亡达10余万人。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1937年8月，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在炮火连天之际抵达上海。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1937年12月23日，日军进逼杭州。桥梁专家茅以升无奈指挥炸掉了由其亲自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两天后，茅以升离开杭州。临别，作组诗，其中一首是：“斗地风云今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无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大肆屠杀市民，到处纵火。一个美国人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野蛮，残暴，无休止地继续着，市内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全部焚烧殆尽。我亲眼看到许多日本陆军的大卡车装着他们放火之前从商店内抢劫的东西；我还目击一群日兵正在建筑物上点火……”
一位德国人在《机密见闻录》上披露：“市街的情况，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下完全变样，没有一天不放火，现在轮到了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九江路。如以百分率计，可以说有30%-40%的街道被烧光了。”
1938年6月18日，日军开始向武汉发动进攻。9万吨器材物资和3万多难民伤兵滞留在宜昌，等待转运入川，而当时入川的途径只有长江水路一条。此外，还有几十万出川作战的士兵和物资，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这紧急关头，指挥24艘轮船临时组成抢运队，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在40天的时间内将全部物资和人员转移到重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得以延续。在40天的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16艘轮船，牺牲116名员工，另有61人受伤致残。
1938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作为参政员从新加坡发来11字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据说主持会议的汪精卫脸都白了。邹韬奋称这11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进逼长沙。蒋介石下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13日凌晨1时，城内有二三处起火。士兵看到火光，以为长沙失陷，便多处纵火。长沙顿时一片火海。大火连烧3天3夜，长沙城彻底被毁。
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几年后，冯玉祥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据初步统计，中国的直接损失约6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美元。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当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等来自各国的记者都汇集舰上，但是，现场仅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执后，遂商议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三十二军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将军奉命接受浙江境内日军投降事宜及解除日军武装。李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缴械之时，所有日军将轻重武器、车辆等搽得干干净净，其遵令呈交的多项表册，对人员、马匹、弹药、被褥等各种物资造册数字清清楚楚，有如部队办理移交一般。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纪律如此之严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国共谈判期间，民主人士黄炎培就致函国共谈判代表，呼吁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不久，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主张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提出“谁要用武力解决党争，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5月3日正式开庭。1948年12月22日，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被绞死。与此同时，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元凶谷寿夫等受到了正义的惩罚。但在美国的干涉下，南京审判并不彻底。后来，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一意孤行，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凭借其军事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悍然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面对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主张坚决抵抗，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广大解放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948年7月7日，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二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以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40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国民党行将溃败之时，蒋介石亲自登门劝张伯苓飞赴台湾。张伯苓只是低头，并不说话。其夫人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了，也该退休了。你就让他辞职吧。”蒋见劝说无果，准备告辞。张伯苓亲自送到门外，二人相对无言半晌。蒋临上车，心绪不宁，竟撞在了车门框上。
1974年1月西沙之战，中国反击越南侵略，解放军舰队直接走台湾海峡（以前是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人多担心，毛泽东说“蒋先生是讲民族大义的”。果不出其然，蒋不但没有向解放军开火，还打开照明灯，让解放军顺利通过。
1978年，中国有193个城市，到1992年，发展为514个，14年新增321个城市，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设市总数的4.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