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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王朝2

慈禧太后60大寿的前两天,要在颐和园演习祝贺大寿仪式。这天早上,光绪皇帝率领百官来到颐和园,可演礼官李莲英还没有来,演礼无法进行,只得派人去催。两个多小时后,才见李莲英带着一群小太监来临。待演礼完毕,已然过午,光绪皇帝非常生气,突然下一道口谕:杖打李莲英40大板!本来掌刑的太监奉旨打人时都是虚打,可这次不是虚打,而是实实在在地打了40廷杖。李莲英吃了这次亏,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得更加放肆。他依仗太后的权威,在宫内太监中结党营私,同时,勾结朝中守旧势力,干预朝政。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维新派人士,立意变法维新。李莲英对朝中守旧势力暗加操纵,将慈禧太后包围起来,说皇上勾结党人,要推翻圣母太后,请求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终致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庆贺,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由于内忧外困,光绪帝颁布圣谕,传达慈禧的旨意,意思是不要大肆庆祝,也不用进献贺礼。而实际上,庆贺的规模非但没有明显的缩减,就连日程安排、进贡的礼品等,也一件都不少。由于臣属们实在“心意诚恳”,慈禧于是特令大臣王公将贺寿贡品于9月25日前呈进,蒙古王公则于9月26日呈进。搜刮得盆满钵满的慈禧,发表懿旨说:“该王公大臣等仍循旧例呈进贡物,系属出于至诚,若仍不允准,无以申臣下将敬之忱,转若近于矫情,均著加恩赏收。”

1903年,俄国公使夫人向慈禧赠送沙皇照片。德龄在她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们忙着准备一切,等候渤兰康太太光临。大约在十一点钟光景,她来了,先由我妹妹在会客厅接见她,然后引她进仁寿殿见太后。太后登了宝座,皇帝坐在太后左边,我站在太后右边做翻译。太后穿着黄缎绣袍,上面绣着彩凤和‘寿’字,还镶着金边,满身挂着鸡蛋般大的珍珠,手上戴着许多金镯、金戒指和金护指。我妹妹领着渤兰康夫人进殿,夫人就向太后行礼,太后也与她握握手,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讲了一篇措辞极美的欢迎辞,并谢了沙皇帝后的盛意。我都替她翻成了法语,因为大使夫人不懂英语。太后又命皇帝与夫人相见,于是皇帝与她握握手,并问俄皇帝后安好。于是太后走下宝座,带大使夫人到她的宫中,在那里她们谈了约有十分钟。太后又命我引夫人见皇后。”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期,宫中经常对她以“老佛爷”相称。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尝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孝钦为老佛爷。”为此,后人的一首《清宫词》云:垂帘余暇参禅寂,妙相庄严入画图。一自善财承异宠,都将老佛当嵩呼。

醇贤亲王墓道前,有白果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属万年之物。莲英谄事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支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支。太后大喜,然未敢轻动,因奏闻于德宗。德宗大怒,并严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乃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上亟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虑其复生芽叶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砍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此光绪二十二年事也。

有个初学当差的太医,在慈禧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慈禧听后,脸色马上阴沉下来,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服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请老祖宗开恩啊,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没过多久,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心眼这样小怎么能把国事办好?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经此一吓,那位太医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

光绪皇帝载恬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因为几个子女先后死去,只剩下载恬一人在宫中当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创伤。1896年,她因长期郁闷而不幸病故。因为她是慈禧皇太后的胞妹、皇帝的生母,所以丧事办得非常隆重:叶赫那拉氏去世当天,慈禧亲自前往醇王府探望;次日,光绪皇帝颁发谕旨,称其母为“皇帝本生妣”;同时,户部行文给内务府银库“准银库付所有醇贤亲王福晋孝差银十五万两”。

每到十月初十日慈禧万寿节的时候,近侍们总会买上一些种类不同的鸟送给太后,慈禧自己也要买一批供“放生”之用。届时她先率领近侍们到万寿山顶的庙中焚香祷告,然后将太监跪呈上来的鸟笼一一打开,让它们重新回到大自然。但奇怪的是,每年总有几只鹦鹉无论如何也不肯飞去。慈禧对此感到不解,一名首领太监便跪下来说:“老祖宗洪福,这些鹦鹉感受老祖宗恩德,情愿留在这里服侍!”其实,太监们在放生前,早就对这些鸟儿进行了一番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博得太后的欢心。更有意思的是,慈禧在山上放生,山后有太监等着捉鸟拿去卖。

满人崇福为伶人,自幼出入宫廷演戏,对宫中之事熟知。崇福长相与光绪帝相似,因而被同班伶人戏称为“假皇上”。戊戌变法后,光绪被幽囚于瀛台,与外界音讯隔绝。崇福趁机勾结宫中守库太监,行走外省冒充光绪帝行骗。二人用“奴才”、“圣上”之称呼,服用豪奢:金龙被褥、玉碗、玉印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光绪帝逃出瀛台”的说法不胫而走,街头巷议,传得神乎其神。城中男女、候补官员纷纷前来参见,来者均行三叩九拜之礼。后张之洞闻言亲自前往探查,结果一举识破。二人遂被抓捕,在阜湖门处决。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临走时还忘不了处置珍妃。命李莲英指挥崔玉贵、王德环将珍妃推入井内,光绪见此情景,心如刀绞,赶忙跪在慈禧面前,请求饶恕珍妃,慈禧厉声斥责光绪,转身命令手下人快执行。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径自走到一口八角琉璃井边,自己纵身跳入。崔玉贵马上向井内投了两块大石头。珍妃就这样被残害了,时年仅25岁。

逃出京城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时而一日三餐、住宿都无法保证,要向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秫秸秆解渴。然而,此行人一到太原即忘记伤痛,故态复发:享用祖宗当年巡幸时的行宫,着令各省解送钱粮,继续挥霍。各省接到命令,立即开始筹措银粮,先后解送太原的银两达500万之多。行至西安后,愈发铺张。翌年折返京城,开始大修道路,建华丽行宫、驿站、公馆不计其数。而各省孝敬慈禧的私财,从金银到珍奇宝物用3000辆大车还装载不完。

1901年,慈禧一行回到京城。慈禧发布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卒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中靖难,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

醇贤亲王之子、光绪皇帝的异母弟载沣在其父病逝后,袭封醇亲王,爵位上达到了人臣的极限,当时还不满8岁。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他曾肩负屈辱的使命出访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一事专程道歉,从而名噪一时,颇受中外舆论关注。载沣回国后,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娶荣禄之女为福晋。随后相继出任随扈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和军机大臣等要职。

关于慈禧为载沣指婚的用意,溥仪说:庚子事件前,慈禧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大客气。载沣使德道歉,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亲王府撮合成为亲家”。实际上是通过这桩婚姻,在醇王府安插耳目和手臂。况且荣禄之女高傲任性,慈禧曾说“这姑娘连我都不怕”,把她安排在老实听话的醇亲王载沣身边,由不得他不惟慈禧之命是从。

1903年1月18日,清政府特别为克林德碑举行落成典礼,并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对此,一位在场的美国人有如下记述: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桐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开始实行改服制,但是清政府只允许军队易服而不许剪辫。开始时一些官兵只是将发辫剪去一束,以便于戴军帽。到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练兵处只得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命官兵将发辫盘于帽内。虽然下了禁剪辫令,但军中剪辫风仍不减。不久,剪辫风气又从新军扩展到学堂,百姓对剪辫者已见怪不怪,而校方对此亦不强行干预。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违者予以严惩。令下,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剪辫之风稍杀。

光绪末年,善耆觊觎奕的位置,蠢蠢欲动。善耆本人轻佻,威仪不足,经常亲执鼓板和下人杂坐弹唱,然其财力雄厚,与之争风者,一时无二。袁树勋曾被提为顺天府尹,奕向其借银50万两,不得,于是对任命一事抑而不发。袁随后被提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前拜谒慈禧太后。慈禧问起顺天府的事,袁说:“……旅居数月,尚未接到任命。”慈禧愕然,方知是奕从中作梗。

孝钦(慈禧)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孝钦颔之。翌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之洞入内,谕以立今上为穆宗(同治)嗣。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光绪)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而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

珍妃死后,光绪就如同呆傻一般,经常望着珍妃用过的旧物出神,而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从前那种急躁的性情完全消失了。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载恬在西苑瀛台涵元殿去世,慈禧太后比他晚死1天。按照清朝旧制,皇帝即位后便着手营建“寿域”,慈禧太后的“万年吉地”前后修建十余年,所以在其死后次年便顺理成章地入土为安。光绪皇帝虽然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因为一直受到太后的挟制,所以生前从来无人过问他的修陵大事。

1908年11月14日,慈禧任命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规定: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5日,慈禧病势转危,自知回天无术,应该全面交权了。于是,她又颁布一道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隆裕太后日常开支大得惊人。她每顿饭必摆百种菜肴,用6张桌子陈放在她一个人的面前。除各种山珍海味之外,每月仅吃用肉类的“定例”就有肉1860斤、鸡鸭各30只。她每年穿用的衣料也有“定例”,包括:各种缎29匹、各种绸40匹、各种纱16匹、各种绫8匹、各种布60匹、绒和线16斤、棉花40斤、金线20绺、貂皮90张……隆裕终日无所事事,却嫌颐和园风景太熟,没有一点新鲜感。宣统元年,她命户部拨巨款,在紫禁城内廷东路兴修水殿,作为新的娱乐场所。此殿“四围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之,殿上窗棂承尘金铺,无不嵌以玻璃”,隆裕自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光绪和慈禧死后,遗命3岁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则成了清朝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载沣须在太后面前称臣,代行国政时遇有大事也要向她请示。但隆裕对此并不满足,总觉得摄政王监国之制与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便迁怒于载沣,常常与他为难。宣统二年七月十三日,毓朗、徐世昌被载沣任命为军机大臣。可几天以后,隆裕却不说明任何理由,硬要载沣撤掉这两个人。起初载沣还婉言相劝,想把时间拖延一下再说。然而隆裕并不肯罢休。弄得一向软弱的载沣也不免生起气来,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两位军机大臣才未被撤职。

慈禧生性贪婪,虽然富甲天下,仍然贪得无厌。她信仰来世,因此死后墓穴中的陪葬价值连城。据记载,其棺材底部铺有七寸厚金丝镶珠宝锦褥,上镶大小珍珠12604颗,祖母绿2颗,红宝石85颗,白玉、碧玺203块;锦褥上的丝褥上绣满荷花,满铺五分重的圆珠2400粒;慈禧所穿的寿衣镶嵌有珍珠、中珠、小珠、宝石等成千上万;尸体在入棺前,头部位置搁有天然翡翠荷叶,脚部位置放置粉红色碧玺大莲花。头顶荷花,足蹬莲花,意谓“步步莲花”,亡灵能很快进入乐土。尸身头戴进口珍珠王冠一顶,身旁放金、翠、玉、宝石雕像108尊。脚边放翡翠西瓜2个、翡翠甜瓜4个。最后为填充棺内空隙,又倒入珠宝4升,价值223万两白银。慈禧棺内之奢华令人咋舌。建造地宫时,再挖金井,又填埋了珠宝不计其数。

慈禧死后,载沣正式开始行使监国摄政王的职权。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于10月27日以宣统帝溥仪的名义颁布诏书:本月22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慈禧)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军机大臣张之洞家,有个手艺一流的厨子。1909年,张之洞病死后,他出府自立门户,租下一酒家进行扩建,取名“会贤堂”。据《天咫偶闻》记载:云窗雾阁,烹鲜击肥,全是市井一派,而车马盈门矣。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中》说:“到了夏季,我的祖母照例要率领全家人到前什刹海的‘荷花市场’绕一周,买些河鲜之类。至于杂技棚和食物棚,则是以身份关系,照例过门不入的。一览之后照例要在河北岸的会贤堂楼上,过一下把酒临风之瘾。每次必须吃的东西,除了酒席之外,有鸭丁烩莲子或是烧鸭鲜莲子馅的水饺。”

载涛之子溥佳回忆说:“皇帝每餐都有定制,辛亥革命后已有所削减,但菜还是有六七十种之多。这些都是御膳房做的,另外还有四位太妃送来的二十几种精制的家常菜。米饭有三四种,小菜有十几种,粥有五六种。在宫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一看二眼观三’,大概就是形容饭菜多的意思。”

载沣在新旧党争中,当然是同情其兄长光绪皇帝的。他掌握大权之后,正是除掉袁世凯的绝好时机。当时的王公大臣中,主张杀袁和保袁者都是大有人在的。载沣的表现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他担心袁世凯手握重兵,杀袁恐怕激起兵变,形势难以驾驭。而此时的袁世凯,幸喜自己以前的深谋远虑没有白费,于是想方设法寻求逃生之路。他在年轻时曾因骑马摔下伤了脚,走起路来有点高低不平,于是便以“足疾”为由主动请求辞职,以图暂时隐退保全。载沣答应了他的请辞,于1909年1月2日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一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加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1911年8月19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面对眼前的严峻形势,载沣被迫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试图通过自我责斥摆脱危机的局面。诏书中明显吐露出他对大清王朝可能就此不保的极度忧虑,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自己的才干不足,“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二是说受小人蒙蔽,官绅只顾谋私,自己对这些“不知”、“不觉”。诏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华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彷徨,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1911年9月26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皇族无一人参与。这时的载沣也已精疲力竭。10月16日,他向隆裕太后面奏请求退位:“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1912年1月6日,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进宫面见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并递上了一份密折。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1912年2月12日,满清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国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方法,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糙卷单1912年3月的一份早膳菜单草稿记载:口蘑肥鸡、三鲜鸭子、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炸春卷、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白煮塞肋、烹白肉。

少年时的溥杰,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他曾在窗玻璃上写下“小米半斤”几个字,被其母亲发现后大加训斥。理由是:计算粮食,有失身份。

载沣和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将一个英国人领到了毓庆宫。“皇上,这位庄士敦先生,是给您请的外文老师。”“噢,好的。”庄士敦向溥仪行鞠躬礼,溥仪也给他回了个礼。庄士敦从此便给溥仪上英文课。在庄士敦的开导及耳濡目染下,溥仪决定按照老师的穿着打扮自己。于是他下旨意,让太监买来一大堆西装。溥仪自己“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当溥仪得意洋洋走进毓庆宫时,庄士敦一看气得发抖,叫他赶快换掉这身衣服。第二天,庄士敦就带来了裁缝给溥仪量度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庄士敦严肃地说:“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不是绅士,是……”他终于没有把“瘪三”二字说出来。

溥仪曾这样回忆他对庄士敦师傅的第一印象: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邦邦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庄士敦对溥仪的印象很好,他在入宫后不久写给英国当局的一份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年轻的皇帝从未学过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但是他对英文学习很热心,思想也很活跃。他在宫中可以读到中文报纸,并且对报上的新闻很感兴趣,对国内外的政治新闻特别关心。他有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对旅行和探险也感兴趣。……他看上去并不虚伪,或者对有关中国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言过其实。他身体强壮,发育良好。他是个聪明、活泼、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具有幽默感。此外,他态度很好,毫不骄傲,虽然他身处虚伪的环境和宫廷的浮华之中,但他并无傲慢之气,确实难得。宫里的人尊称他为“天子”,以至高无上的礼节对待他。他深居宫中,从未迈出紫禁城一步,除了偶尔允许他的弟弟和两三个皇族的年轻人陪伴他一会儿以外,他没有机会和其它孩子接触。甚至他每天去书房念书也有着隆重的礼仪,他乘坐金顶黄轿,由一大群侍从人员卫护前往。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患痰症医治无效,在紫禁城长春宫去世,享年仅46岁。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对侍于病榻前的小皇帝垂泣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期至矣。”说完便离开了人世。

清朝末年,庆王奕劻手握大权,但却对时局无动于衷,而其本人也确属无能无志的贪官,乃至清政府覆亡后,他仍整日忙于敛钱。他死后,其家人向逊清小朝廷为其请谥,溥仪说:“丧吾国者,何谥为?”随后愤恨不已地赐了一个“密”字。

明黄色是皇帝的独家占有色,任何人不得擅用。一日,溥仪与其弟溥杰等在养心殿里捉迷藏。玩得高兴之际,溥杰的袖口里的衣里,露出了明黄色,溥仪一见,立即“龙颜大怒”:“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这,这是杏黄的吧?”“瞎说!这分明是明黄的。”“……”溥杰垂手立在一旁。“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即使亲兄弟,也不能逾越界限。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虚辞“国民代表大会”的劝进。次日,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

溥佳《清宫回忆》中说,清朝灭亡以后,住在故宫里的末代皇帝溥仪有一架留声机,庄士敦常送外国音乐唱片给溥仪。溥杰《清宫会亲见闻》中说,1916年前后,祖母多次带他进宫,午饭后大人们说话,他和妹妹便跟着太监到屏风后面,听太监给他们放唱片。

1917年6月16日溥仪身穿朝服,登上养心殿宝座。张勋首先跪下磕头,口称“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赐坐,张勋再次磕头谢恩,然后就坐了下来。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溥仪后来回忆道: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他说:“皇上真是天掸聪明!”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长于宫廷,溥杰十分厌倦当下的刻板生活。于是想出国。然而出国需要大量的钱,他筹措无方,便开始偷窃宫中的值钱物品:他每日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有人问起,便说是皇上的赏赐。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溥杰一共偷到了书画精品400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

1921年,溥仪所在深宫安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了电话本。溥仪开始兴致勃勃地给人打电话,先是让全聚德送鸭子来,又学京腔打给杨小楼,随后又拨通了留洋博士胡适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于是溥仪请他来宫里走走。没两天,小太监递进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

溥仪退位后,一直住在深宫中,沾染了不少亡国遗老的情绪。曾仿《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开篇说:“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结尾是:“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讽刺民国意味明显。

1921年,溥仪满16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12岁,家世和年龄都合乎条件,于是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

溥仪的新婚之夜不是在坤宁宫与“皇后”共度,也没去“淑妃”住的长春宫,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养心殿。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按照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丑、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

庄士敦师傅进宫授读后,对太监们的那副形象,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他不只一次地对溥仪说:“在今天的世界各国,大概只有紫禁城内还保留着中古时代的太监和发辫吧!”“我看了太监的动作和那条猪尾巴(辫子),心里就感到厌恶。”

1923年7月16日,随着逊清皇帝溥仪的一声令下,在宫中当差的近千名太监,一天之内都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时间溥仪受到了新闻媒体的普遍赞誉和一般老百姓的欢迎。 uht+kYO9ZYbkUoJ6QUl8zaNRlPJiq1wdsQlTyLezSM1YO3xA3lcR1f+tDknkT0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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