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王朝2

慈禧太后60大寿的前两天，要在颐和园演习祝贺大寿仪式。这天早上，光绪皇帝率领百官来到颐和园，可演礼官李莲英还没有来，演礼无法进行，只得派人去催。两个多小时后，才见李莲英带着一群小太监来临。待演礼完毕，已然过午，光绪皇帝非常生气，突然下一道口谕：杖打李莲英40大板！本来掌刑的太监奉旨打人时都是虚打，可这次不是虚打，而是实实在在地打了40廷杖。李莲英吃了这次亏，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得更加放肆。他依仗太后的权威，在宫内太监中结党营私，同时，勾结朝中守旧势力，干预朝政。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维新派人士，立意变法维新。李莲英对朝中守旧势力暗加操纵，将慈禧太后包围起来，说皇上勾结党人，要推翻圣母太后，请求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终致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庆贺，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由于内忧外困，光绪帝颁布圣谕，传达慈禧的旨意，意思是不要大肆庆祝，也不用进献贺礼。而实际上，庆贺的规模非但没有明显的缩减，就连日程安排、进贡的礼品等，也一件都不少。由于臣属们实在“心意诚恳”，慈禧于是特令大臣王公将贺寿贡品于9月25日前呈进，蒙古王公则于9月26日呈进。搜刮得盆满钵满的慈禧，发表懿旨说：“该王公大臣等仍循旧例呈进贡物，系属出于至诚，若仍不允准，无以申臣下将敬之忱，转若近于矫情，均著加恩赏收。”

1903年，俄国公使夫人向慈禧赠送沙皇照片。德龄在她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们忙着准备一切，等候渤兰康太太光临。大约在十一点钟光景，她来了，先由我妹妹在会客厅接见她，然后引她进仁寿殿见太后。太后登了宝座，皇帝坐在太后左边，我站在太后右边做翻译。太后穿着黄缎绣袍，上面绣着彩凤和‘寿’字，还镶着金边，满身挂着鸡蛋般大的珍珠，手上戴着许多金镯、金戒指和金护指。我妹妹领着渤兰康夫人进殿，夫人就向太后行礼，太后也与她握握手，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讲了一篇措辞极美的欢迎辞，并谢了沙皇帝后的盛意。我都替她翻成了法语，因为大使夫人不懂英语。太后又命皇帝与夫人相见，于是皇帝与她握握手，并问俄皇帝后安好。于是太后走下宝座，带大使夫人到她的宫中，在那里她们谈了约有十分钟。太后又命我引夫人见皇后。”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期，宫中经常对她以“老佛爷”相称。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尝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孝钦为老佛爷。”为此，后人的一首《清宫词》云：垂帘余暇参禅寂，妙相庄严入画图。一自善财承异宠，都将老佛当嵩呼。

醇贤亲王墓道前，有白果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属万年之物。莲英谄事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支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支。太后大喜，然未敢轻动，因奏闻于德宗。德宗大怒，并严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乃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上亟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虑其复生芽叶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砍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此光绪二十二年事也。

有个初学当差的太医，在慈禧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慈禧听后，脸色马上阴沉下来，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服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请老祖宗开恩啊，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没过多久，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心眼这样小怎么能把国事办好？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经此一吓，那位太医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

光绪皇帝载恬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因为几个子女先后死去，只剩下载恬一人在宫中当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创伤。1896年，她因长期郁闷而不幸病故。因为她是慈禧皇太后的胞妹、皇帝的生母，所以丧事办得非常隆重：叶赫那拉氏去世当天，慈禧亲自前往醇王府探望；次日，光绪皇帝颁发谕旨，称其母为“皇帝本生妣”；同时，户部行文给内务府银库“准银库付所有醇贤亲王福晋孝差银十五万两”。

每到十月初十日慈禧万寿节的时候，近侍们总会买上一些种类不同的鸟送给太后，慈禧自己也要买一批供“放生”之用。届时她先率领近侍们到万寿山顶的庙中焚香祷告，然后将太监跪呈上来的鸟笼一一打开，让它们重新回到大自然。但奇怪的是，每年总有几只鹦鹉无论如何也不肯飞去。慈禧对此感到不解，一名首领太监便跪下来说：“老祖宗洪福，这些鹦鹉感受老祖宗恩德，情愿留在这里服侍！”其实，太监们在放生前，早就对这些鸟儿进行了一番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博得太后的欢心。更有意思的是，慈禧在山上放生，山后有太监等着捉鸟拿去卖。

满人崇福为伶人，自幼出入宫廷演戏，对宫中之事熟知。崇福长相与光绪帝相似，因而被同班伶人戏称为“假皇上”。戊戌变法后，光绪被幽囚于瀛台，与外界音讯隔绝。崇福趁机勾结宫中守库太监，行走外省冒充光绪帝行骗。二人用“奴才”、“圣上”之称呼，服用豪奢：金龙被褥、玉碗、玉印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光绪帝逃出瀛台”的说法不胫而走，街头巷议，传得神乎其神。城中男女、候补官员纷纷前来参见，来者均行三叩九拜之礼。后张之洞闻言亲自前往探查，结果一举识破。二人遂被抓捕，在阜湖门处决。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临走时还忘不了处置珍妃。命李莲英指挥崔玉贵、王德环将珍妃推入井内，光绪见此情景，心如刀绞，赶忙跪在慈禧面前，请求饶恕珍妃，慈禧厉声斥责光绪，转身命令手下人快执行。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径自走到一口八角琉璃井边，自己纵身跳入。崔玉贵马上向井内投了两块大石头。珍妃就这样被残害了，时年仅25岁。

逃出京城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时而一日三餐、住宿都无法保证，要向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秫秸秆解渴。然而，此行人一到太原即忘记伤痛，故态复发：享用祖宗当年巡幸时的行宫，着令各省解送钱粮，继续挥霍。各省接到命令，立即开始筹措银粮，先后解送太原的银两达500万之多。行至西安后，愈发铺张。翌年折返京城，开始大修道路，建华丽行宫、驿站、公馆不计其数。而各省孝敬慈禧的私财，从金银到珍奇宝物用3000辆大车还装载不完。

1901年，慈禧一行回到京城。慈禧发布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卒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中靖难，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

醇贤亲王之子、光绪皇帝的异母弟载沣在其父病逝后，袭封醇亲王，爵位上达到了人臣的极限，当时还不满8岁。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他曾肩负屈辱的使命出访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一事专程道歉，从而名噪一时，颇受中外舆论关注。载沣回国后，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娶荣禄之女为福晋。随后相继出任随扈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和军机大臣等要职。

关于慈禧为载沣指婚的用意，溥仪说：庚子事件前，慈禧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大客气。载沣使德道歉，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亲王府撮合成为亲家”。实际上是通过这桩婚姻，在醇王府安插耳目和手臂。况且荣禄之女高傲任性，慈禧曾说“这姑娘连我都不怕”，把她安排在老实听话的醇亲王载沣身边，由不得他不惟慈禧之命是从。

1903年1月18日，清政府特别为克林德碑举行落成典礼，并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对此，一位在场的美国人有如下记述：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桐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开始实行改服制，但是清政府只允许军队易服而不许剪辫。开始时一些官兵只是将发辫剪去一束，以便于戴军帽。到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练兵处只得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命官兵将发辫盘于帽内。虽然下了禁剪辫令，但军中剪辫风仍不减。不久，剪辫风气又从新军扩展到学堂，百姓对剪辫者已见怪不怪，而校方对此亦不强行干预。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违者予以严惩。令下，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剪辫之风稍杀。

光绪末年，善耆觊觎奕的位置，蠢蠢欲动。善耆本人轻佻，威仪不足，经常亲执鼓板和下人杂坐弹唱，然其财力雄厚，与之争风者，一时无二。袁树勋曾被提为顺天府尹，奕向其借银50万两，不得，于是对任命一事抑而不发。袁随后被提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前拜谒慈禧太后。慈禧问起顺天府的事，袁说：“……旅居数月，尚未接到任命。”慈禧愕然，方知是奕从中作梗。

孝钦（慈禧）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孝钦颔之。翌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之洞入内，谕以立今上为穆宗（同治）嗣。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光绪）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而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

珍妃死后，光绪就如同呆傻一般，经常望着珍妃用过的旧物出神，而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从前那种急躁的性情完全消失了。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载恬在西苑瀛台涵元殿去世，慈禧太后比他晚死1天。按照清朝旧制，皇帝即位后便着手营建“寿域”，慈禧太后的“万年吉地”前后修建十余年，所以在其死后次年便顺理成章地入土为安。光绪皇帝虽然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因为一直受到太后的挟制，所以生前从来无人过问他的修陵大事。

1908年11月14日，慈禧任命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规定：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5日，慈禧病势转危，自知回天无术，应该全面交权了。于是，她又颁布一道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隆裕太后日常开支大得惊人。她每顿饭必摆百种菜肴，用6张桌子陈放在她一个人的面前。除各种山珍海味之外，每月仅吃用肉类的“定例”就有肉1860斤、鸡鸭各30只。她每年穿用的衣料也有“定例”，包括：各种缎29匹、各种绸40匹、各种纱16匹、各种绫8匹、各种布60匹、绒和线16斤、棉花40斤、金线20绺、貂皮90张……隆裕终日无所事事，却嫌颐和园风景太熟，没有一点新鲜感。宣统元年，她命户部拨巨款，在紫禁城内廷东路兴修水殿，作为新的娱乐场所。此殿“四围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之，殿上窗棂承尘金铺，无不嵌以玻璃”，隆裕自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光绪和慈禧死后，遗命3岁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则成了清朝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载沣须在太后面前称臣，代行国政时遇有大事也要向她请示。但隆裕对此并不满足，总觉得摄政王监国之制与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便迁怒于载沣，常常与他为难。宣统二年七月十三日，毓朗、徐世昌被载沣任命为军机大臣。可几天以后，隆裕却不说明任何理由，硬要载沣撤掉这两个人。起初载沣还婉言相劝，想把时间拖延一下再说。然而隆裕并不肯罢休。弄得一向软弱的载沣也不免生起气来，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两位军机大臣才未被撤职。

慈禧生性贪婪，虽然富甲天下，仍然贪得无厌。她信仰来世，因此死后墓穴中的陪葬价值连城。据记载，其棺材底部铺有七寸厚金丝镶珠宝锦褥，上镶大小珍珠12604颗，祖母绿2颗，红宝石85颗，白玉、碧玺203块；锦褥上的丝褥上绣满荷花，满铺五分重的圆珠2400粒；慈禧所穿的寿衣镶嵌有珍珠、中珠、小珠、宝石等成千上万；尸体在入棺前，头部位置搁有天然翡翠荷叶，脚部位置放置粉红色碧玺大莲花。头顶荷花，足蹬莲花，意谓“步步莲花”，亡灵能很快进入乐土。尸身头戴进口珍珠王冠一顶，身旁放金、翠、玉、宝石雕像108尊。脚边放翡翠西瓜2个、翡翠甜瓜4个。最后为填充棺内空隙，又倒入珠宝4升，价值223万两白银。慈禧棺内之奢华令人咋舌。建造地宫时，再挖金井，又填埋了珠宝不计其数。

慈禧死后，载沣正式开始行使监国摄政王的职权。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于10月27日以宣统帝溥仪的名义颁布诏书：本月22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慈禧）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军机大臣张之洞家，有个手艺一流的厨子。1909年，张之洞病死后，他出府自立门户，租下一酒家进行扩建，取名“会贤堂”。据《天咫偶闻》记载：云窗雾阁，烹鲜击肥，全是市井一派，而车马盈门矣。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中》说：“到了夏季，我的祖母照例要率领全家人到前什刹海的‘荷花市场’绕一周，买些河鲜之类。至于杂技棚和食物棚，则是以身份关系，照例过门不入的。一览之后照例要在河北岸的会贤堂楼上，过一下把酒临风之瘾。每次必须吃的东西，除了酒席之外，有鸭丁烩莲子或是烧鸭鲜莲子馅的水饺。”

载涛之子溥佳回忆说：“皇帝每餐都有定制，辛亥革命后已有所削减，但菜还是有六七十种之多。这些都是御膳房做的，另外还有四位太妃送来的二十几种精制的家常菜。米饭有三四种，小菜有十几种，粥有五六种。在宫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一看二眼观三’，大概就是形容饭菜多的意思。”

载沣在新旧党争中，当然是同情其兄长光绪皇帝的。他掌握大权之后，正是除掉袁世凯的绝好时机。当时的王公大臣中，主张杀袁和保袁者都是大有人在的。载沣的表现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他担心袁世凯手握重兵，杀袁恐怕激起兵变，形势难以驾驭。而此时的袁世凯，幸喜自己以前的深谋远虑没有白费，于是想方设法寻求逃生之路。他在年轻时曾因骑马摔下伤了脚，走起路来有点高低不平，于是便以“足疾”为由主动请求辞职，以图暂时隐退保全。载沣答应了他的请辞，于1909年1月2日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一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加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1911年8月19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面对眼前的严峻形势，载沣被迫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试图通过自我责斥摆脱危机的局面。诏书中明显吐露出他对大清王朝可能就此不保的极度忧虑，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自己的才干不足，“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二是说受小人蒙蔽，官绅只顾谋私，自己对这些“不知”、“不觉”。诏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华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彷徨，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1911年9月26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皇族无一人参与。这时的载沣也已精疲力竭。10月16日，他向隆裕太后面奏请求退位：“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1912年1月6日，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进宫面见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并递上了一份密折。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1912年2月12日，满清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国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方法，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糙卷单1912年3月的一份早膳菜单草稿记载：口蘑肥鸡、三鲜鸭子、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炸春卷、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白煮塞肋、烹白肉。

少年时的溥杰，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他曾在窗玻璃上写下“小米半斤”几个字，被其母亲发现后大加训斥。理由是：计算粮食，有失身份。

载沣和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将一个英国人领到了毓庆宫。“皇上，这位庄士敦先生，是给您请的外文老师。”“噢，好的。”庄士敦向溥仪行鞠躬礼，溥仪也给他回了个礼。庄士敦从此便给溥仪上英文课。在庄士敦的开导及耳濡目染下，溥仪决定按照老师的穿着打扮自己。于是他下旨意，让太监买来一大堆西装。溥仪自己“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当溥仪得意洋洋走进毓庆宫时，庄士敦一看气得发抖，叫他赶快换掉这身衣服。第二天，庄士敦就带来了裁缝给溥仪量度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庄士敦严肃地说：“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不是绅士，是……”他终于没有把“瘪三”二字说出来。

溥仪曾这样回忆他对庄士敦师傅的第一印象：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邦邦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庄士敦对溥仪的印象很好，他在入宫后不久写给英国当局的一份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年轻的皇帝从未学过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但是他对英文学习很热心，思想也很活跃。他在宫中可以读到中文报纸，并且对报上的新闻很感兴趣，对国内外的政治新闻特别关心。他有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对旅行和探险也感兴趣。……他看上去并不虚伪，或者对有关中国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言过其实。他身体强壮，发育良好。他是个聪明、活泼、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具有幽默感。此外，他态度很好，毫不骄傲，虽然他身处虚伪的环境和宫廷的浮华之中，但他并无傲慢之气，确实难得。宫里的人尊称他为“天子”，以至高无上的礼节对待他。他深居宫中，从未迈出紫禁城一步，除了偶尔允许他的弟弟和两三个皇族的年轻人陪伴他一会儿以外，他没有机会和其它孩子接触。甚至他每天去书房念书也有着隆重的礼仪，他乘坐金顶黄轿，由一大群侍从人员卫护前往。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患痰症医治无效，在紫禁城长春宫去世，享年仅46岁。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对侍于病榻前的小皇帝垂泣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期至矣。”说完便离开了人世。

清朝末年，庆王奕劻手握大权，但却对时局无动于衷，而其本人也确属无能无志的贪官，乃至清政府覆亡后，他仍整日忙于敛钱。他死后，其家人向逊清小朝廷为其请谥，溥仪说：“丧吾国者，何谥为？”随后愤恨不已地赐了一个“密”字。

明黄色是皇帝的独家占有色，任何人不得擅用。一日，溥仪与其弟溥杰等在养心殿里捉迷藏。玩得高兴之际，溥杰的袖口里的衣里，露出了明黄色，溥仪一见，立即“龙颜大怒”：“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这，这是杏黄的吧？”“瞎说！这分明是明黄的。”“……”溥杰垂手立在一旁。“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即使亲兄弟，也不能逾越界限。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虚辞“国民代表大会”的劝进。次日，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

溥佳《清宫回忆》中说，清朝灭亡以后，住在故宫里的末代皇帝溥仪有一架留声机，庄士敦常送外国音乐唱片给溥仪。溥杰《清宫会亲见闻》中说，1916年前后，祖母多次带他进宫，午饭后大人们说话，他和妹妹便跟着太监到屏风后面，听太监给他们放唱片。

1917年6月16日溥仪身穿朝服，登上养心殿宝座。张勋首先跪下磕头，口称“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赐坐，张勋再次磕头谢恩，然后就坐了下来。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溥仪后来回忆道：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他说：“皇上真是天掸聪明！”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长于宫廷，溥杰十分厌倦当下的刻板生活。于是想出国。然而出国需要大量的钱，他筹措无方，便开始偷窃宫中的值钱物品：他每日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有人问起，便说是皇上的赏赐。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溥杰一共偷到了书画精品400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

1921年，溥仪所在深宫安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了电话本。溥仪开始兴致勃勃地给人打电话，先是让全聚德送鸭子来，又学京腔打给杨小楼，随后又拨通了留洋博士胡适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于是溥仪请他来宫里走走。没两天，小太监递进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

溥仪退位后，一直住在深宫中，沾染了不少亡国遗老的情绪。曾仿《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开篇说：“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结尾是：“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讽刺民国意味明显。

1921年，溥仪满16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12岁，家世和年龄都合乎条件，于是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

溥仪的新婚之夜不是在坤宁宫与“皇后”共度，也没去“淑妃”住的长春宫，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养心殿。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按照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丑、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

庄士敦师傅进宫授读后，对太监们的那副形象，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他不只一次地对溥仪说：“在今天的世界各国，大概只有紫禁城内还保留着中古时代的太监和发辫吧！”“我看了太监的动作和那条猪尾巴（辫子），心里就感到厌恶。”

1923年7月16日，随着逊清皇帝溥仪的一声令下，在宫中当差的近千名太监，一天之内都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时间溥仪受到了新闻媒体的普遍赞誉和一般老百姓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