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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说：“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中书仕内阁，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见所闻，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安之，而中书一人，胸弗谓是；大庭广众，苟且安之，梦觉独居，胸弗谓是；入东华门，坐值房，昏然安之；步出东华门，神明湛然，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疑中书有痼疾，弗辨也，然胸弗谓是。”
曾国藩谈立志时说：“座右为联语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闻耕耘。’”谈修身时说：“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曾国藩对他的儿子曾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
林则徐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邹容在《革命军》中朗声宣告，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他还启蒙国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李大钊说：“宇宙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青年锐进之子……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我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活泼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怠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
孙中山是一个美食家，他在其《建国方略》中对中国烹调艺术大加赞美。他说：“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也。中国烹调之术之妙，亦足以表明进化之深也。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刘半农曾说：“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怎样一个人……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吧，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吧，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1918年7月，李叔同正式出家。李出家后，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必用光明主义来代替它。”
王云五说：“出版事业如同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就必须要有名厨。厨师比饭馆老板还重要。他要有支配饭馆饮食的全权，这样才能端出精美的菜肴。而出版人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要广，未必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林语堂说：“做文人要带点丈夫气，带点胆量。说自己心中的话，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这就是文人的身份。”他又说：“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我觉得看一种文化，就要看在这个文化里长大的人是变成怎么样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比较之下，所有其他的成就--艺术、哲学、文学和物质生活--都变得毫不重要了。”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李大钊在狱中撰写《自述》明志：“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言，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徐志摩相信自己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林语堂说：“人类能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有时能嘲笑一下自己的梦想。”
林语堂自诩为“一捆矛盾”。但在这番“矛盾”的自白中，却没有包括他的最矛盾的两句话：“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卢作孚说：“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幸福，供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
张伯苓说：“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
沈从文自述：“我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一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的感情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做乡土作家。”
1939年，老舍曾在《时事新报》发表如下自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二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奋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齐白石说：“在所有的古今名贤面前，我永远是一条忠实的走狗。”
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
陈寅恪自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南皮指张之洞）。”
胡适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
爱国名将冯玉祥曾写过这样一首小诗：“鸟爱巢，不爱树，树一倒，没处住，看你糊涂不糊涂！人爱家，不爱国，国如亡，家无着，看你怎么去生活！”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漱溟座右铭曰：“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郁达夫在《创造日》创刊宣言中说：“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都是我们的建筑。”
台儿庄会战开战前，张自忠曾对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表示：“现在的军人，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决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罪恶，完成对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顾准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路遥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
王小波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