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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诚说：“自道。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关于谭嗣同思想的来历和为人性情，有很多说法。欧阳予倩先生在回忆中叙道：“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他。当时浏阳士子以为他走过的地方最多，是邑中最能通达中外形势的人……他可说是无书不读。经史词赋之外，于基督教义、神学、佛学，无不精研，而于政治、哲学，致力尤多。他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我曾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个人都跌一跤。他写起字来，喜欢用食指压住笔头。人家觉得他无论什么都有点与众不同；我虽是小孩子，也觉得每见他时，就不由得引起一种好奇心。总之，他是无处不表露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他绝无嗜好，我没有见他吸过烟、打过牌。”
夏丏尊评价李叔同：“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做背景的缘故。因此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
章士钊仅见孙中山书法即已悦服：“一日，吾在王侃叔处，见先生所做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字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仅以草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
潘大逵对罗隆基推崇备至：“……他是一个高才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大公报》创始人胡霖说：“蒋介石的再婚，是一项有预谋的政治活动。他希望借此赢得孙逸仙和宋子文的支持……蒋介石也开始觉得有必要寻求西方的支持。娶美龄为妻后，他便有了与西方交涉的‘嘴巴与耳朵’。此外极力推荐子文是一个财政专家。但如果说蒋介石不爱宋美龄，是不公平的。蒋介石显然把自己看成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爱美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温源宁生于1899年，广东陆丰人，早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25年始任教于北大。听过他课的学生张中行在《负喧琐话》中描述：温先生是位英国化了的“洋绅士”，中等身材，西装革履，年岁不大，却因神态严肃而显得成熟干练，通常总是用英语讲话，语调典雅顿挫，透出某种古典味道。
胡适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值得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周报》的“亲切写真”栏陆续撰发了20余篇评介当代文化名人的文章，“气坏了好多人，同时也有人捧腹绝倒的”。他写辜鸿铭：“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鸿铭一定第一个剪去。”温称丁文江是一个十分聪明、才智焕发的人，敏捷伶俐，自信力极强，不大考虑别人的观点，他能搜寻各种素材，却不善于将之咀嚼消化成为概念，不妨把他看做一部百科全书，可从中取得正确知识，“不过要想学到智慧，恐怕不如去请教一位知识可能比丁博士少些而幻想和沉思比丁博士多些的人”。
蒋梦麟评价蔡元培：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是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气象已亡矣！”
浦清江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
林徽因读了萧乾的短篇小说《蚕》后，非常欣赏。特意邀请尚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萧乾来家中做客。林对年少的萧乾给予了热情的鼓励，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
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个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懂得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是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郭绍虞说：“闻一多是‘疾恶如仇’，朱自清是‘从善如归’。”
鲁迅说刘半农“浅如清溪”。
徐悲鸿说：“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张伯苓身材高大。宁恩承说：“许多名人如拿破仑、张作霖、袁世凯等均身材短小。他们的知名度和他们的身躯不成比例。唯张伯苓先生的伟大表里如一。心胸伟大，功勋伟大，他的身躯也伟大。他身高六尺三寸，体重二百五十磅。声如洪钟，走在一般人群之中，诚如鹤立鸡群。在南开校园中，与同事伉乃如、喻传鉴、孟琴襄一同行走，好像一位幼稚园先生率领几个小孩。实际上喻、伉、孟三先生均是五尺多高的常人。唯伯苓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奇伟，出人头地，把其余的人显得渺小了。他坐在演讲台上，其他同坐在台上之人亦显得微小。例如和顾维钧、梁启超或汪精卫同坐一个讲坛之上，只有张先生是唯一大人物，其他人均显得很微小。”
林语堂说：“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己，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鲁迅说：“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地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1934年，徐悲鸿在莫斯科国立博物馆举办画展，他应邀当场为观众作画，很快，一匹势不可当的奔马便跃然纸上。当时，素有爱马之癖的苏联骑兵元帅布琼尼也在观众群里，他郑重地向徐悲鸿表示，请求将那张画赠给他。徐当即答应。布琼尼高兴得像打了个胜仗似的，和徐悲鸿热烈拥抱，并大声称赞道：“徐先生，你不仅是东方的一支神笔，也是属于世界的一支神笔。你笔下的奔马，比我所骑过的那些战马更加奔放、健美！”
1935年初，胡蝶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展览会，接着又赴柏林参加了国际电影会议，此后，游历了巴黎、伦敦、日内瓦、罗马等名城。在国外，她被人们誉为“中国的葛丽泰·嘉宝”、“东方美人”。
杨时逢对赵元任先生的评价是：赵先生不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莫大的成就，就是办事的才干和智慧，也非常人所能及。我们在一块儿工作，差不多十几年，他的为人在我的印象中，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形容：和蔼可亲不多言而使人敬畏，从来不与人大声争论，从未骂过人，就是讨论学问时，也都是和颜悦色，说话风趣幽默；一诺千金，答应做的事一定要遵行；天性淳厚，道德、风采、修养，都令人十分敬仰。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值得我们效法。
吴锡泽回忆说：“顾（颉刚）先生常对我说：‘文不必求多，如能有一二篇传得下去，便算得上是不虚此一生了。’从他这种口气中，不难推知顾先生之为学，本是重精不重博，实则不博不足为顾先生病，仅有精的一点来说，已足使顾先生在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了。”
1938年1月7日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谈话8次，其中两次谈了通宵。后来梁回忆说：“毛主席与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地佩服。”
叶公超说，他的哥们儿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惹得向以宅心仁厚自诩的胡适十分恼火，斥之“鲁迅生前连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张群评价卢作孚：“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胡风看了萧红的《生死场》后说：“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
叶公超曾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主任，杨振宁曾上过他的英文课。杨后来说：“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宋庆龄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1940年，宋庆龄在香港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季羡林评价吴宓：“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毛泽东说邵飘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
温源宁说吴宓是“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他对自己完全不了解。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这一点，因为他是那么真挚，那么表里如一，所以谁都看得出来，除了他本人！他赞赏拜伦，甚至仿照《哈罗尔德公子》写了一篇中文长诗，自相矛盾，然而，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闷葫芦，除了他自己！”
林语堂在自传中曾谈及鲁迅与周作人：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的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儿一样，声音迂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言辞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没有人会猜想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而能针针见血的。他极受读者欢迎。
余英时说：我跟钱穆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那样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对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宁恩承说：“伯苓先生伟大之处在于舍己为人，公而忘私。身居陋巷之中，不改其乐。一切为公为国，为他人着想，力行忠恕之道。”
李宗仁一生受制于蒋介石。李与蒋氏共事期间，处处受掣肘，经常弄得湿手插在干面里，到处都脱不了干系。主意是蒋出，责任却由他来负，往往狼狈不堪。后每提及蒋，李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曾多次言之凿凿地说，蒋氏非但不能指挥一个国家的军队，也不能指挥一个集团军，充其量指挥一个师，还很勉强。
张伯苓70岁寿辰时，老舍和曹禺合写贺词曰：“知道有个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1948年8月，南京高级军事会议提拔黄维为十二兵团司令长官，十二兵团却在徐蚌会战中惨败。杨伯涛指责此次惨败主要是因为黄维昏庸无能，刚愎自用。杨在其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写道：“本来兵团司令一职，无论在战功上、资历上，胡琏都当之无愧，这几个军，由他哺育而成，凭种种条件，司令官一职，在我们官兵看来，非胡琏莫属，但出乎意料，屈居黄维副手！”
84岁的齐白石见到陈大羽的一幅雄鸡图，喜出望外，当即题跋：“论艺术要天分过人。有此画鸡之天分，天下人自有眼目，况天道酬勤，大羽弟应得大名。”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王力对陈布雷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
俞平伯评价李叔同：“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冰心说夏衍“言必行，行必果”。
巴金对冰心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巴金说：“（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认同，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叶浅予说廖冰兄：“他心目中的世界，一片肮脏与贵贱；他手掌心的图画，满纸冷嘲热讽；猫国春秋讽当世，自画丑像批‘文革’；正直心肠硬碰硬，说话像开机关枪。”
张学良评价其父张作霖说：“有雄才而无大略。”
季羡林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
王瑶说：“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围城》的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
英国作家阿克敦在回忆录中夸奖萧乾：“萧乾怕是我和中国文化人交好的最后一位了。他看来像是个小伙子，但见解论断，已非常成熟。他是多产作家，用英文、中文写过很多作品，跟他合作起来非常愉快。”
卜少夫一生繁忙。他90岁时，一位友人曾这样介绍他的日常生活：“他一天要接一百个电话，看二十份报纸，翻阅包括细读无数本杂志与赠书。一天八个聚会，五个饭局，一整瓶XO，半打啤酒，加上五粮液、茅台、二锅头，不一而足。寒冬喝啤酒还加冰块。兴之所至，高歌一曲，跳半支舞……”他自己也说：“我这个顽强的身体，常被朋友们称为稀有动物、怪人、异种。”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公使，当时是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因此受到许多人的讽刺与质问，当时只有李鸿章理解他，称赞他道：“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
罗家伦评论傅斯年说：“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
陈平原说：“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之挥洒自如。”
朱光潜赞誉李叔同：“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老实讲，在左派阵营里，还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才……”
郭沫若曾盛赞郁达夫：“他那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清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人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