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德行

自吴淞设防以来，老将陈化成在西炮台边的帐篷里住了两年，风雨寒暑，与士兵同甘共苦。1841年，台风夹带暴雨，洪水漫溢，部将们劝他移帐于干燥高处，他摇摇头说道：“大帐一移，三军担忧，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隘，于心何安？”到了严冬，他踏雪巡视军营，命给衣单的士兵发棉衣。他从不接受任何贿赂，民谣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之句。他时常激励将士：“武官临阵，斯为奉职，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做武官矣。”

道光年间，湖南新宁人江忠源随乡人邓铁松入京赶考，不久，邓铁松病危，便向江忠源透露归骨湖湘之意。其实，江忠源还有个陕西朋友邹君亦告病危，将后事托付给他后便死了。陕西近，湖南远，江忠源遂把邹君的灵柩托付其老乡，并预筹盘费，自己则雇车载着奄奄一息的邓铁松回湖南。起程后数日，邓铁松病故，旅店老板见江忠源带着一具尸体，不许他投宿。江忠源发怒道：“难道不入殓胡乱埋在异乡不成？”他强行闯入旅店，吩咐下人买了一副棺材，将朋友尸骨放入，载在车上继续赶路，完成了朋友的遗愿。江忠源笃于友情道义的名声一时传于京湘。

曾国藩本人一生俭朴，认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

曾国藩秉承家训，领军后，要求手下将领都得和他一起用早饭。李鸿章身为弟子，却常常找借口偷懒。一日黎明，亲兵来叫他起床，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饭。不一会儿，曾国藩的侍卫前来说大帅有令：今日务必一同进餐。李鸿章只好“披衣踉跄而往”。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肃然端坐，没一个人动。见李鸿章来了，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开始吃饭。席间，曾国藩一言不发，埋头吃饭。食毕，曾国藩盯着李鸿章一字一顿说道：“少荃，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李鸿章呆坐在席上，半晌没动。此后，他再也没偷懒过。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掉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继任，并于当月19日，南下福州。当船抵马尾时，孙中山看到欢迎人群中晃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就立即命令把纸旗去掉，方才登岸。他还生气地对福建都督孙道仁说：总统交卸后就是平民了，怎么还称我总统呢？“万岁”二字是封建专制皇帝要他手下的臣民对他的称呼，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反抗“万岁”二字，流了多少鲜血，丢了多少头颅！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呢？

段祺瑞从不接受他人的巴结与贿赂。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套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次都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过他的一个大南瓜他全都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均向其遗体行三鞠躬之礼，唯有陈寅恪身着袍子马褂，跪地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并非只此一回，早在国学研究院时，他的学生到上海拜访他的父亲散原老人。谈话期间，所有人均坐，唯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一直坚持到谈话结束。

徐特立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在他的办公室的前廊上挂了一块黑板，他每天在上面题诗一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徐生活简朴，办校也力循勤俭方针，他常把别的教师用过的粉笔头儿拾起来留着自己用。他在学校的近两年中，几乎没有用过新粉笔。有学生笑他吝啬，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答：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陶行知幼年时，家境不好，母亲省吃俭用持家。为了节约开支，陶母一把剃刀剃了三代人的头。1934年，陶母去世。陶行知为遗物剃刀写了一首纪念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算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南京夏日闷热，傅斯年在阅读北宋刊印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尽管他人很胖，烟瘾也很大。

朱自清与叶圣陶时常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朱只预备功课，叶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们。第二天，朱问叶：“要不要去看看他们？”叶皱眉道：“一定要去吗？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

梅贻琦一生廉洁奉公，持身以俭。梅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人乘坐小轿车用来办私事……梅生前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逝世后，却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林公侠说他“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民生公司创立之初，卢作孚的月薪仅为30元。当时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杨森请卢作孚担任公职，月薪500大洋，卢作孚断然谢绝。后来，民生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卢作孚的月薪也不过百元，而当时民生公司一名船长的月薪可达300大洋。和卢作孚相熟的人都知道，去卢作孚家里做客，如果人多一点，就得站着吃饭。

齐白石早年做过木匠，成名后作画常用“鲁班门下”一印，以示不忘昔日的贫苦生活。

弘一法师58岁时，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完全崩溃。陈寅恪生活窘迫，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想赠其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陈拒不接受。后来，陈决定将自己的藏书卖与胡适，来取得胡的美元。于是，胡适用自己的专车到清华，从陈家里装了一车极为珍贵的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西文书，而陈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那些书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些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不止2000美元。

罗瑞卿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没来得及买站台票，就直接来到了检票口，随行的同志对检票员说：“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说罢，便让罗瑞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忽然问：“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的同志摇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对那位随行的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3张站台票钱！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

1957年初，朱德在云南省政协政治学校礼堂和大家一起看戏。开演前，他正和周围的观众愉快地交谈。这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旁人的搀扶下进入礼堂。朱德见老人来了，急忙起身向前，立正行军礼。礼毕，又亲切地叫了一声：“叶老师。”然后，请老人入座，待老人坐定后，自己才坐下。原来这位老人叫叶成林，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

傅斯年一向不讲究穿着：裤上被烟灰烧成破洞，补了再穿；上衣胸前有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先生常爱说一个笑话，他曾有一次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来接孟真去赴一个正式宴会时，发现孟真穿的鞋，一只黄，一只黑。

1960年3月，朱德回到自己的家乡--川北大巴山。这天，有位老人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听见脚步声，定睛一看，突然惊叫道：“是你呀！咋个就这么着回来了！”这位老人就是朱德的堂弟，他见朱德穿得那样朴素，不禁感叹道：“你给老百姓办了这么多好事情。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是咱全中国的总司令，天底下有名望，怎么就穿这一身衣裳回老家来啦？”“穿上不冷就行了嘛！”朱德爽朗地说。“亏你是总司令，总得大车小车、护兵马弁拥护着来呀！”“总司令是个啥子嘛！没有大家，没有群众，还有啥子司令！总司令也不那么稀罕。”兄弟俩说罢，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赵树理说：“……钱是人民币，来自人民，再交到人民手里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树理的许多著名小说，除在国内发行，还被美、日、法等国家翻译出版。所以，他经常收到从国内或国外寄来的稿酬，其中有些稿费他根本不取，就直接交了党费，他还向组织提出建议，取消自己既拿工资又得稿费的双重待遇，并自动放弃了国家给他的薪金。

齐如山常说：“人家做媳妇的不出闺门，我这大男人也8年未出过门。”他本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不做汉奸，只好在家待着，每天写作。

钱钟书80岁生日当天，家中的电话响翻了天。机关团体、亲朋好友，纷纷要给他贺寿。钱钟书所在的社科院也准备为他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庆祝。对此，钱钟书一律谢绝。他说：“不必花这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