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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乐崩坏，群雄并起，竞相争霸，“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与这种战火和血腥形成对比的是，学术思想界出现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揭开中国古典文明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为古代中国人类精神的觉醒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社会的变革为思想家们发表各自的见解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文化的交流、冲突和渗透，使文化的重组和融合成为可能。百家争鸣始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时期。这时各家学派通过批判辩论，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孔子与儒家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
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年轻时曾做过管理仓廪的“委吏”与看管放牧牛羊的“乘田”。他勤奋好学，乡人赞其博学。后来鲁国内乱，孔子避祸到齐国；返回到鲁国时，政局动乱，只好从事教育和整理典籍的工作。直到年过50，他才被任用为中都宰，官至大司寇。后由于与鲁国执政者季氏发生矛盾而弃官，遂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但都未能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晚年归鲁后，继续整理文献，授徒讲学。
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太宰》“儒以德民”时指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可见，儒就是用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期学术下移，官学变为私学，便将从事教育的人也称为儒。鲁是周公的旧封，长期保留着丰富的商周文化传统。
“周礼尽在鲁矣”，诸侯的礼乐制度都要到鲁国去学习。因此，鲁国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绝非偶然。
孔子的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公室卑弱，宗族制度逐渐瓦解，社会正酝酿着巨变。当时“士”处在社会的中间，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士阶层是军事上的作战骨干，政治上的下级官吏，文化上的知识群体，经济上也拥有私有田宅产业。
应当说士的社会作用非常重要，但地位不高，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当他想求仕闻达时，便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而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就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观念。
孔子的学说全部贯注着“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他赞叹中庸是至高极难的美德，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方法论。所谓中庸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即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事物的两个极端，再“允执其中”，“中”是恰到好处、最为合理的意思。
所以说，孔子“中庸”方法论具有辩证法因素。但它对矛盾双方的斗争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容易被后世的统治者歪曲为折中、调和，使它长期起着消极的历史作用。
孔子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是互相关涉的。孔子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依据这些固定不可变的根本，制定出无数的礼节，用以区别人与人相互间复杂的关系，确定每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其各守本分，不得逾越。“礼”以外还有“乐”，“乐”是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相互间的妥协中和。“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
礼乐的基础是“仁”。“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如果没有“仁”作为思想基础，礼、乐只是空谈。“仁者人也”，“仁”就是爱或同情心，是做人的道理。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叫做悌，爱君上叫做忠。但爱或同情心并非兼爱，必须有等次，称为“义”。“义者宜也”，“义”即适宜、合礼。要按照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的差别，表现出各种轻重不等的爱或同情，与礼相适应。所以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乐在外，仁、义在内。
孔子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论语·先进》载，弟子冉求替季氏聚敛，孔子愤怒将其逐出师门。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里已经反映出孔子的统一思想，体现出当时社会要求消灭混乱局面，形成有序社会思想。
可是他的思想并不符合春秋末期的历史实际。但只要统一的政权出现后，这种思想便能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所以受到后世的极力提倡。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各个王朝都积极利用孔子的这种思想，维护现行政权的稳固。
孔子创造的儒学，形成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孔子学说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变化，但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孔子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尊奉他为“圣人”，死后更是为人所景仰，将其视为万世师表。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
孟子和荀子
孟子（约前370~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是继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后世尊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
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号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和“王道”，反对当时部分国君的虐政和霸道，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竭力鼓吹尧舜，说：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把政治体制，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所谓的“王道”，实质就是他的政治理想，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民制产，“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这样就能使人民归心，“无敌于天下”。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4端，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根苗。只要不为物欲所累而满心向善，“人皆可以为尧舜”。
荀子（约前330~前238），名况，也称荀卿，赵国人，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齐威、宣时期，荀子游学稷下，曾三为祭酒。后至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子退居著书数万言而卒。就学派而言，荀子属于儒家，但他的思想与孔孟有许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地方。
比如说荀子主张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而兼称霸力，法后王，则与孟子异。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批判地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否定天命论，宣传朴素的自然观，主张“法后王”，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强调后天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荀子的礼治思想，已经兼有法治的观念。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墨子与墨家
墨子（约前480~前420），名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年代略后于孔子。关于墨翟的生平，司马迁《史记》并未作专门记叙，仅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简单提及。可见到尊儒的汉代后，墨家学派已被冷落。
墨子出身贫贱，自称“贱人”。
他生活相当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与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态度明显不同。为实行自己的主张，他四处奔走。墨子曾经为阻止楚国攻宋，从齐国出发，步行10个昼夜赶到楚都，和儒士驾马驱车、冠冕堂皇地游历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集团是个带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严密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
钜子的职位是由前任的钜子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者集团有严明的纪律，“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有的墨者都必须服从钜子的指挥。据说墨者非常勇敢，并且善于防御战，富有“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死士精神。
墨子的政治主张，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又想符合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三患”。他同时认为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墨子想通过上说下教找出解决“三患”和“三务”的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墨子的政治思想和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首先，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针对战国初年“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相应能力的人要用力助人，用财分人，用道教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表达出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但这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墨子提出三项促进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原则：一是“使各从事其所能”，要求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主张所有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建议凡是对于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事情都应禁止。基于这样的原则，墨子还提出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实现“三务”。
再次，墨子主张选贤来管理政治，即“尚贤”政治。墨子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甚至觉得应该选举天下最贤的人立为天子，按次选二公、国君、卿、宰、乡长、里长，所有的臣民都得无条件服从上级统治，各级长官对下层臣民具有绝对的统治权。
另外，墨子非常重视劳动生产，强调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衣食财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严厉批判“不与其劳，获其实”的行为。
墨子熟悉原来出身的阶层，注重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并能对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尖锐的抨击，这是其思想的进步性。但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过于要求“非乐”，这有违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
儒墨之争
继孔子创建儒家后，墨家也在鲁国建立起来。两家形成“显学”，互相论争，揭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子最初师从儒者，但后来他发现儒家的礼节太过繁琐，便背离儒家，另创墨派。墨家兴起后，发展迅速，人数众多，有极大的活动能力。据《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由于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观点的差异，儒墨两家经常互相诘难指责。
儒墨两家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的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范畴。
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为圆心，逐层外推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其二，儒家“罕言利”，把重利者视为“小人”，所谓“小人喻于利”。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密切联系的，“兼相爱”的同时也要“交相利”。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义利观。其三，孔子讲“天命”，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命运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顺天命而行。但他也认为要尽力去做该做的事，无论成败，“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墨子主张“非命”，否认儒家的天命论。但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即“天志”。“天志”能根据人的行为赏善罚恶，它已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而变为实现理想的理论工具，其实就是借天言志。
这种从“天上”到“人间”的转化是明显高于前人的地方。因此，墨子比孔子更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四，孔子对鬼神既没有明确肯定，也没有明确否定。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基本是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墨子主张“明鬼”，肯定鬼神的存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墨子所明的鬼也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其性质与“天志”雷同。墨子这种借鬼言志行为，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小生产者力量的薄弱，难免会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的空想。其五，儒家讲究礼仪，重视“厚葬”、“久丧（三年）”。墨家认为“厚葬”、“久丧”劳民伤财，提倡“薄葬”，不能因丧葬影响社会生产。其六，儒家维护和提倡礼乐制度，前文已经提到，墨子主张“非乐”，反对物质享受，生活只要求能吃饱穿暖，礼仪、艺术等精神生活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老子与道家
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担任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图书，晚年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老子》亦称《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演变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辨证法思想，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和忘情寡欲的修身方式，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与因果，所发现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的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无声无形无味，是不可认识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老子认为“道”是混沌的原始的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象、有精，还循环往复地运动着，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家都有影响。
老子的认识论基本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相反“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完全与实践脱离，只要“致虚极，守静笃”，就能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
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智愚等都是互相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原状甚至向后倒退。他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理论，也反映出他所代表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的心理。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无为”的策略来治理国民。其具体内容包括：
反对“法治”，反对“尚贤”，反对“礼治”，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静休息，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思想，也反映出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状态，企图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甲兵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庄子
庄子是继老子后，道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世人将他与老子合称“老庄”。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经做过蒙漆园吏。
庄子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即“天道无为”和人生的绝对自由。庄子继承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并对其消极面加以发挥。庄子认为“道”是“先天地生”，无始无终，实有却无形，自然而永恒的，是神秘莫测的。他崇尚自然，宣扬天道无为，否定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强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把“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人世与自然现象混淆，认为“天”、“命”乃是决定万物的主宰，只可消极顺应，听天由命，最终走向宗教宿命论。庄子的认识论否认事物差别、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宣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主义、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泥沼。老子主张“任自然”和“无为”，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处世，最终实现“有为”。庄子则以“物不胜天”为中心思想，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空时，世间所有皆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弃绝世事，彻底超脱，回到无人类的世界。他的学说思想，集中表现出战国社会的消极面。
从政治观点看，孔子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庄子则提出“不为”。庄子从老子“无为”思想出发，得出“无所用天下为”的“出世”结论。但庄子并未真正忘怀政治，他的著述对于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是非常严厉的。可能正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比厌恨，庄子才会选择消极逃避的道路。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以齐物我、齐生死的观念为基础，虚构出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声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这种理想的超然物外的“真人”，称为“大宗师”。然而现实毕竟不能超脱，精神更无绝对自由，所以他也主张“安时而处顺”，“随俗浮沉”，使哀乐得失无动于心，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获得现实性的解脱。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术流派，两家的学术观点也存在许多对立的地方。
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对家国的责任，道家醉心对社会世俗的超脱。但两家的精神并非全然对立，而是有可以衔接的因素。后世文人就是从儒家的“独善”思想出发找到与道家合流的门径。儒道两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暗流，它阐明无为而治的政治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
同时，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源泉，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法家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他们主张“法治”，严明律令，使民“畏威如疾”。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和发展“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的思想，至韩非集大成，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韩非（约前280~前232）出身韩国的贵族，口吃但善写文章，与李斯同学于荀子。秦王嬴政见其书，极为欣赏，举兵攻韩，设法将韩非带回秦国。
但不久，因受李斯的诬陷，韩非下狱自杀。
韩非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前期法家思想的结合。韩非观往者得失变化，认为必须综合“法”、“术”、“势”三派的精华，才能完成帝王霸业。任法派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用术派注重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和驾驭的方法手段。重势派强调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韩非主张取长补短，将三者结合使用。他提出要剪除私门势力，加强君主专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理论是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同时，韩非主张禁止私学，百姓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另外他还要求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他说，“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
韩非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坚决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主张因时制宜，“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认为用先王的方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如同是“守株待兔”，荒唐可笑。但韩非没有注意到人民的历史作用，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
韩非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君主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法学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后来秦始皇几乎全部采用他的上述主张，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
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其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成为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但他的理论重暴力而轻怀柔，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西汉以后，儒学独尊，成为正统思想，但法家学说始终被历代统治者或隐或显地重用着。“儒法并用”或者说“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术。
兵家
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400余年间，战乱四起，出现许多名将，例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创造出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且被总结写成兵书。例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尉缭的《尉缭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孙武的《孙子兵法》。
孙武（约前547~前485），齐国人，他出身贵族，因齐国内乱，随父亲流亡吴国，隐居郊外躬耕，潜心钻研兵书。吴王阖闾即位后，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称霸天下。孙武经伍子胥推荐，把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呈献给吴王，受到吴王器重。他曾率3万士兵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进楚国都城。
从此，吴国“北威齐晋，显名诸侯”。此后不久，他就辞官归隐。
《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形成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
孙武对战争采取慎重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正是由于持这种重兵慎战的态度，孙武主张要认真全面的研究战争的各种因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孙武认为战争必须是正义的，方可取胜，他主张战争应该“唯民是保”。战争不能以灭国杀人为目的，要设法通过战争达到和平。《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孙武的军事哲学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驻军要选择避免背阳潮湿的地方，防止疾病；同时要善于利用水、火等形式进攻敌人。战争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只能相信众人的力量。“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
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优秀的将帅要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此将在外可“君命有所不受”。治乱、勇怯、强弱的矛盾对立都是可以转化的，“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提出许多带有辩证色彩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如“因利而制权”、“与敌变化”、“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
春秋战国时期，作战重信义、讲礼节的传统已被破坏，“诡诈”或者说“智谋”成为用兵的核心。孙武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诡道十二法”中，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对春秋战国军事谋略史的深刻总结。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异常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就天道人事、礼法伦理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诘难辩论，形成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比如说，孟子就对他以前的诸家学说多有批判，他既批判杨朱的利己主义，也批判墨子的利他思想，而盛赞儒家的中庸哲学。墨子也严厉批判其他各派，而抨击最激烈的便是儒学，这集中反映在“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非儒”等篇。崇尚无为的道家同样与别家展开旗帜鲜明的争辩。《庄子·天下》推崇庄周学派的理论是当时学术的高峰，并且由远及近地列举墨子、宋、尹文、彭蒙、田骄、慎到、关尹、老聃诸家学说，在肯定诸家的某些方面后，均对其加以必要的批判，甚至苛刻地指出惠施学派的理论是最片面狭隘、违背大道的奇谈怪论。正是由于百家在争鸣中相互影响，重新解构，共同发展，才营造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的繁荣景象，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发展。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引发古代中国思想界认识领域的空前的、全面的活跃，并且开拓许多新的认识领域，开启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将长期积累起来的思想认识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百家”思想对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前，这些学派的思想不断地为后来者所继承和发展。
综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除佛学外，鲜有能够超出“百家”思想体系的范畴而创立新的学术体系。可以说，百家争鸣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总合，奠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精神。文化史家常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