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互兼并混战的政治现象，正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生产技术的改进，都使得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铁器的出现和推广使用成为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根本标志。战国以后，随着铁器的逐步普及，农业生产飞跃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得到加强，商业日益兴盛。同时，生产力的变化引起国家土地制度和剥削方式的变化，新兴的个体经营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步入了铁器时代。
铁制工具的使用
考古学将虞、夏至春秋称作青铜时代，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但由于青铜比较贵重，多用于制造兵器。从出土的文物看，其时的生产仍以木石工具为主。
据文献记载，春秋中后期（前7~前6世纪）中国就已出现和使用铸铁。最早生产和使用铁制农具的应该是齐国。
《国语·齐语》载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时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
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就是铁。上述用铁铸造的器物均为农业和手工业工具。《诗·秦风·驷》有“驷孔阜”的语句，描写驾车的四匹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秦襄公时，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为人类所熟悉。据长沙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楚铁鼎，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了铸铁。欧洲直到13至14世纪才使用铸铁，晚于中国19个世纪。
但应该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非常有限，许多遗址发现农业和手工业工具，多为石、骨、蚌和青铜制造，这表明铁制工具的使用尚未普及。技术上突破再应用到生产实践需要较长的过程，春秋时出现的铸铁技术到战国中后期才普遍应用于生产和战争。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铫、锄、耨、镰、犁、耙、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制兵器有剑、匕首、矛等，就连作为日常装饰品的带钩也有铁制的。
战国中期以后，铁器成为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的生产工具。“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
行服连辇名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质量的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被用作兵器。战国晚期铁兵器击败青铜兵器，成为当时的主要兵器。此外，战国晚期，许多兵器已逐渐地使用钢制品。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发掘出铜格“铁剑”，通过金相检验，证明是钢制的。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钢制实物。它说明从春秋晚期起中国就有炼钢生产，炼钢生产在中国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史记·礼书》和《荀子·议兵篇》中都谈到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出产的兵器刃锋像蜂刺般厉害，据推断这也是钢制的。这些远比青铜和石器锋利的新式武器屠戮着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楚、韩两国以产钢铁兵器闻名，以致被称作“强楚劲韩”。苏秦称韩国铸的剑戟能“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当时的铁兵器质量是极为重要的军事装备，它可能对战争的胜负起到关键的作用。秦昭王就曾见楚国“铁剑利则士勇”，担心楚国会兴师伐秦。
铁器的硬度和韧性都胜过石器和青铜器，当这种锐利而坚固的工具取代石器和青铜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时，意味着人类进入新的文明阶段。铁制工具的应用，有助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必将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和变革。
农业的变革
中国农业发展史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种历史形态。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是原始农业的主要特点，它和新石器时代的终始年代基本相吻合。传统农业是以畜力牵引和金属农具为标志，尤其以铁犁牛耕最为典型。虞、夏、商、西周和春秋是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特色也从这时开始萌芽。
战国以后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荒地的开垦、牛耕技术的推广和各种耕作技术的提高，中国传统农业体系逐渐形成和成熟。
农具的进步
农业生产工具是古代农业生产力的最重要标志。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221年嬴政建立秦朝的近二千年间，农业生产工具经历过从木、石到青铜再至铁的发展过程。从虞、夏到春秋，农具仍然保留着原始农业的痕迹，比如木质耒耜的广泛使用就是明证，但其时农具质料的金属含量已经不断增加。增加的金属多是指青铜，青铜工具出现的意义不仅是它可以直接用于生产，还在于用它能够制造出比以前更多更精良的木、石农具。不过从历史上看，青铜农具始终没能取代木、石农具进而占据农业工具的主导地位，原因是它虽然比木、石农具精良，但其原料来源困难，属于比较贵重的金属，难以普及。相对而言，铁的硬度要高于青铜，原料来源也更容易。因此，铁农具在春秋中期问世后，逐渐将木、石和青铜工具排除出农业生产领域。据考古发掘，在原战国七雄所在地区出土过当时的铁制农具，有的遗址中的铁农具甚至占到全部农具的90%以上。可以说，战国时代的农民已经摆脱木、石和青铜工具的束缚，用坚硬和锋利的铁制农具推动着社会的飞速前进。
水利工程的兴修
自古水利就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人类从生产实践中早就得出的认识。中国多数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冬春苦旱，夏秋患涝，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春秋以前的先民发明农田沟洫和人工灌溉的方法。
《周礼·地官·司徒》对农田沟洫的描述为“通水于田，池水于川”。沟洫主要是为消除水害而设置的，即“备涝非为旱也”，但同时也能适当起到润湿土壤的作用。这种技术肇始于夏，相传禹治水时曾凿沟洫，以排泄水涝。商周甲骨文中有关沟洫的象形文字，即后来的“畎”字，从田从川，从字形上分析是指田间流水的沟。这些史料记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所证明。到西周时农田沟洫的技术趋于规范化，开拓耕地已注意到沟洫的安排，方块农田与水沟相结合，形成严格的井田沟洫系统。沟洫系统的形成是中国上古先民与洪涝灾害作斗争的智慧结晶，成为春秋以前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
农田沟洫主要是用来排水，难以起到有效的灌溉作用。据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汜胜之书》载，商代开始出现人工提水灌溉工程。“昔汤有旱灾，伊尹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收至亩百石”。《诗经·小雅·白桦》已有引水灌溉稻田记述：“池北流，浸彼稻田。”由于铁器的逐渐普遍使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从春秋末期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掀起兴建水利工程的高潮，这种风气影响到以后的历代王朝。这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主要有：
芍陂的兴建。春秋楚庄王时孙叔敖修建的芍陂（今安徽寿县），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工程首先出现于南方，是和南方多水的自然条件和以水稻为主的种植作物密切相关的。
夫差开凿的邗沟（在今江苏扬州）。这是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并接通沂水和济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本是为北上争霸，运送军事物资，却给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带来极大的便利。
鸿沟的开通。战国魏惠王以天然湖泊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为结合点，分别向黄河和淮河开凿两条渠道，修成鸿沟，将淮河和黄河连通，再有邗沟已经沟通淮河和长江，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联系起来，从而促进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
魏引漳水灌邺（今河北临漳）工程。关于引漳灌邺工程有不同的说法，本书以《史记》的记载为准。魏文侯时，任用李愧为相进行改革，当时西门豹为邺令，凿12条渠，引漳河水灌邺，人民深受其利。100余年后，史起为邺令，重修已经废弃的12渠，民得其利，歌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是秦昭王后期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其目的主要是治水，同时兼有农田灌溉和航运的作用。原来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旱涝灾害，主要原因是岷江上游经过地势陡峻的岷山丛林时，水流湍急，进入成都平原后突然减速，降水夹带的泥沙淤塞河道。雨季时洪水泛滥成灾，雨季过后造成旱灾。李冰首先在岷江上游建分水堰，分水堰分岷江为二，东称内江（或郫江），西作外江（或检江），外江沿岷江故道流入长江。再凿开离堆山，形成宝瓶口，内江水经宝瓶口流入灌县，再沿各条支流灌溉农田。内江和外江间修建飞沙堰，每当汛期，多余水从内江泄到外江。
都江堰建成后，既免除水患，又可灌田万顷。《水经注》载，蜀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
郑国渠。郑国是战国末期韩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秦王嬴政即位后，韩国暗派水士郑国前往秦国执行所谓的“疲秦”的计划，诱使秦王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东伐。秦王果然采纳郑国的建议，并任命他来主持工程的开凿。但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王便要杀郑国。郑国辩解说，这项工程不过是“为韩延数岁之郑国渠渠首郑国渠是引泾水入洛水的一条300余里的灌溉渠，使原来贫瘠的渭北平原变为“无凶年”的沃野。图为郑国渠的渠首遗址。
命”，却能为秦“建万世之功”。于是秦王让郑国完成工程的建设。出乎韩国人意料的是，郑国渠使关中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
郑国渠发动近万人历时10年完工，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进入关中平原。郑国渠充分利用西北略高、东南略低的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将干渠自然地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处。这既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又可以形成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工程修成后灌溉田4万顷，亩产达1钟（6石4斗）。关中成为沃野，旱涝保收，为秦最终消灭东方六国积攒下雄厚的实力。
耕作技术的提高
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特色开始形成的时期，各项耕作技术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所谓“精耕细作”就是想方设法从耕翻土壤、选种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到最后收获，给予农作物以最好的生长环境，达到丰收的目的。
从耦耕到出现和普遍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耕作方式的重大变化。耦耕是指二人协作使用耜进行耕作，西周初就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仍旧广泛存在。
牛耕的标志是铁制的犁和畜力的结合。
多数学者认为，牛耕应产生于春秋，到战国时开始向全国推广。《论语·雍也》载：“犁牛之子，（赤色牛）且角”。“犁牛”连用，说明牛已用于拉犁耕地。这时，人的名字也常见牛与耕相提并论的现象，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国语·晋语》记载，春秋晚期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到齐国，把原来用作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里耕作，即“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山西浑源出土的晋国牛尊穿着鼻环，表明牛已被牵引从事劳动。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春秋时期铁犁铧，这都是犁耕农业开始的明证。
春秋战国时期，犁耕的出现并逐渐普及，可提高工作效率二三倍，是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牛耕技术带来的进步主要表现为“深耕易耨”。当时人已经意识到，通过深耕能收到消灭杂草和虫害的作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谓“上田弃亩，下田弃。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
春秋战国时期耕作技术的提高还体现在施肥方面。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产量的重要措施。关于商代农业是否开始施用粪肥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诗经·周颂·良耜》已有利用绿肥的记载：“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中国施肥技术明确见于记载的在战国时期。《荀子·富国》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时的农民已经从生产中认识到野草、树叶腐烂后可以用作肥料。这是农业生产内部的废物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除用草木腐殖质和灰烬外，当时的人也学会利用人粪尿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这是中国先民的首创。直到现在，这些闪着智慧火花的做法仍然沿用着。另外，战国时代的农民已经普遍重视选用良种，保证农作物的通风、光照和水分，促进农作物茁壮成长。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深受季节的影响，春秋战国的农民已经非常重视农时，并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它是中国古代农民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
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行，灌溉事业的发展，施肥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取得快速发展，涌现出许多总结古代农业耕作经验的农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代农书有《神农》、《野老》。此外还有《后稷农书》。遗憾的是，这些农书均已失传。《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4篇，是流传下来的先秦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通风、日照对农作物生长的作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都有精辟的论述，体现出当时的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新土地制度的建立
西周王朝和春秋各国都普遍施行井田制。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井田就是方块田，该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就是把耕地划分为规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呈“井”字形。每井分为9个方块，每个方块约为100亩（约合今31亩），中间的是公田，周围8块田由8户农民耕种。公田也叫“藉田”，就是借助民力耕种公田，实行集体耕耘，收成归国家或贵族。
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严禁买卖。
耕种井田的百姓只有使用权。
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民战胜自然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带来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急剧增长，尤其是私田的开垦，这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日益发展起来。井田制的“千耦其耘”的集体劳动形式已经难以维系，逐步开始瓦解。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弱，周王失去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贵族争田夺田现象经常出现，土地不许买卖的规定，实际已被打破。同时，许多旧贵族随着战争动荡丧失权势和土地，另外则是有些人却因军功等得到大量赐田，社会上土地占有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井田制在这种混乱局面里逐渐丧失生命力。原来由贵族领主分封世袭的土地所有制逐渐转变为土地直接归国家所有和地主私有的土地所有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种植公田的积极性严重衰退。
何休注《公羊传》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经常出现逃亡、怠工的现象，井田荒芜，旧的经营方式使生产发展受到影响。新贵族为顺应新形势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各种办法招徕劳动人手，使原来的公室农奴逃往私门，逐步形成封建依附关系。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亡的奴隶。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已经是后来封建农民的前驱。
春秋后期从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各国相继采取不论公田、私田都由国家按实有田亩收税的制度。这就正式宣告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井田制瓦解后，土地不再由各家共耕，国家将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每户受地百亩，另有少许宅圃地。国家按产量征收10%的税。农民多收多得，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
商业的空前发展
中国在商和西周时期就已出现专门的商业和商人。有学者认为，古代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作商人的原因，就源于商代。从春秋到战国，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普及，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农业劳动者也由奴隶转化为个体小农。农民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要求出售，交换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同时，独立的手工业者广泛出现，其产品就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不进入市场就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再生产的资料。另外，当时山泽相继开放，青铜、冶铁、煮盐等重要手工业部门经常允许私人经营，手工业由官方垄断的格局被打破。再加上城市的兴建、交通的开辟、政治局势的渐趋统一，这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空前发展的良好条件。当然，各国为谋富图强也都注重制定保护商业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商人形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
商人形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以前虽然也有商人和商业，但“商”是为官家服务的，所谓“工商食官”。春秋初期管仲治齐，把国人分为士农工商4个阶层，各行其业，各居其所。商人虽为四民之末，但表明经营商业已是正当的事业，意味着商人可以摆脱官府的依附关系自行经营。虽然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低下，但春秋战国的许多富商巨贾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说管仲曾经做过商人，郑国商人弦高智退秦军，富商吕不韦把持秦国朝政等。春秋后期，越国人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变名易姓，经营商业，19年中三致千金，再尽散其财，周济贫人，被后世商人奉为祖师。
随着商人阶层的形成，他们经营商品种类繁多，活动范围极广，涉及到各个生产部门，获利丰厚。
《史记·货殖列传》中列出10余名私人富豪，都是与王者埒富、礼抗万乘的人物。
商业都市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重点是统治阶级居住和为它服务的人群集中的城市，各国的都城和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地，都形成规模不等的城市。这里以商业发达较早的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封齐后，注重发展工商渔盐业，使“人民多归齐”。春秋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已是热闹非凡，当时相国晏婴的住宅靠近街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建议他搬家。晏婴却以“朝夕得所求”即购物方便为由谢绝。到战国时，临淄住户达7万，“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
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足见当时临淄的繁华景象。再如楚国的都城郢，城内人群相挤，以致有“朝衣鲜而暮衣敝”的说法。连后起的秦国都城咸阳，也呈现出“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局面。春秋战国时的商业都会数目众多，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
城市里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叫“市”。市内列肆成行，设官管理。那时的市是封闭型的，营业时间也要受到限制，市门朝开夕闭。交易时间主要是上午，过午后渐散，至夕而罢。由于西周礼制已趋于崩溃，许多过去严格禁止的商品已变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项目，珠玉珍宝和兵器公然陈列于市。而在农村，道路旁的空地上也自发形成定期的市集。
货币的演化
就现有资料看，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币，它萌发于原始社会，盛行于商代。商业的勃兴，势必会推动货币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商业取得空前发展，货币的使用变得更加广泛，但由于诸侯割据，流通领域形成的是区域性的货币。不同地区的铸币，其器形、重量、文字标志、货币单位、合金成分都有差异。当时的商人就是揣着这些各种形制和质地的货币，穿梭于各国间。各类货币在流通中逐渐形成较公平的兑换比率，但这种混乱货币形态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便。有学者说，春秋战国的货币正是这个时代分裂割据、但最终会走向统一的历史缩影。这时期的货币是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并用。实物货币以珠玉为贵，绢布等较为普遍。金属货币除金银外，还有铜、锡等金属铸币。虽然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各种货币，然而铜铸货币却日益普及流行，成为民间商业来往中的主要货币。各国流行的铜铸货币主要有四种形式：
铜贝：殷周时长期使用天然贝作货币，春秋战国沿用。但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天然贝来源不多，西周晚期出现骨制和铜制的贝。战国时，贝多由铜制，常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主要流行于楚国。铜贝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铸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为铜贝的计算单位。铜贝体质轻，易携带，是良好的货币。
刀币：刀币是由古代石刀演化而来，春秋战国时，用铜仿制刀作货币用。后来为携带方便，减轻重量，缩小体积，但沿袭形制，成为刀币。流通的地区是齐国、赵国和燕国部分地区。齐国刀币形制较大，尖头。
燕、赵刀币形制较小，为方头或圆头。
布币：即所谓铲币。
布币由农具发展而来，布与是通假字。就是现在的铲。古代石铲是重要的农业工具，常用作商品交换的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布币，体制轻薄，主要流行于三晋地区。布币的形制是逐渐演变的，最原始的空首币，后来变为方足布、尖足布、圆足布，进而出现圆足圆肩的布币，说明货币形式逐渐向圆的方向发展。
圜钱：圜钱为圆形，“圜，谓均而通也”。取其圆转均通的意思，如泉水畅流，所以也称钱为泉。圜钱是后起的货币，可能出现在春秋末期。战国时，圜钱主要流行于周、秦和韩、魏两国的沿黄河地区。后世铜贝、刀币、布币等都废止，只有周圆空方的圜钱流行。
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的主要货币是“半两”方孔圆钱。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秦始皇把他的货币制度推广到全国，于是货币也得到统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黄金成为贵重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黄金作为货币进行流通，说明春秋战国货币经济已经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黄金以镒或斤为单位。1镒重20或24两，1斤约合今250克。黄金与铜币相比的显著特点是不受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可以在各国通用，这对促进各国交往和政治统一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铜币通常是在民间使用，而黄金则主要在统治阶级的各种活动中使用，如馈赠、赏赐、贿赂、购买贵重物品等。秦国就屡以黄金千斤反间敌国，在消灭六国中起到重要作用。
考古已发现春秋战国时楚国的金币。现在通常将楚金币称做爰金。爰金，是目前中国发现并已著录的最早的黄金货币。已发现的爰金中，钤印有“郢爰”的占绝大多数。因此又以郢爰代指爰金。“爰”，有人认为是楚国的重量单位，1爰即楚制1斤，约合今250克。楚国之所以能在中国最早利用黄金作货币，是因为楚地拥有丰富的黄金资源。这点已被古代文献的记载和现代地质勘探结果证明。楚国金币在币材、币形、币值、币文诸方面都与其他各国的货币存在诸多区别，从而使其成为经济领域中的楚文化的重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明显变化，追求物质利益的趋向应运而生。先秦诸子的思想基本都反对人生单纯追名逐利，但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的。所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