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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英雄辈出的时代
文明探索编委会

第一章: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

东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变时期,政治局面错综复杂,社会经济急剧变化,争霸战火频仍,学术文化异彩纷呈。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和战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原来至高无上的周王室走向衰微,各个诸侯国加强军备,图谋霸权,出现所谓的“春秋五霸”。

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十余个诸侯国中齐、楚、燕、韩、赵、魏、秦战事不断,七雄逐鹿。最终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结束战国纷争的割据形势。

春秋五霸

关中地区本来是周王朝政权中心,沃野千里,富庶充裕,但到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政治斗争的破坏,建都于此的周王室的势力也因此遭到严重削弱,迁都已势在必行,于是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周东迁后,占据今陕西东部和河南中部地区。但这些领土逐渐被秦、虢等国吞没,后来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周已失去号令诸侯的权力,各地诸侯也不再定期向周天子述职和纳贡,王室收入锐减。反过来周王室经常向诸侯求助财物,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与普通小国无异。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兴师伐郑,结果被打得惨败,郑庄公用箭射伤周王肩膀,从此周王再不敢用武力制约诸侯。

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

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各自为政,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核心,各诸侯国势必会展开军事竞争,以各种形式夺取霸主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强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霸主”是指当时诸侯中的主宰力量。“春秋五霸”就是5位取代周天子向其他诸侯发号施令的君主。虽然许多人习惯于说“春秋五霸”,但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霸主地位的君主又何止5位,像齐桓公等人只是其中最著名的几个代表而已。并且由于论者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5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赵岐注《孟子·告子下》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五霸;《荀子·王霸》则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

齐桓公首霸

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在今山东省。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后来迁都到临淄(今山东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鱼盐工商,使得齐地“人物辐凑”。至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即位,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前645),名夷吾,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桓公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管仲曾用箭射伤桓公,桓公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慨然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时”、“相地衰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聚起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春秋五霸争雄的壮阔惨烈的画卷。

为配合称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维护正统;“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弱的诸侯国。首先,周王室虽日益衰微,但周朝长期的统治使各地诸侯形成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传统思想,周王室仍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骤然取而代之,必然树敌过多。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乘着中原诸侯纷争的局面,经常向某些较弱诸侯国发动进攻,哪个诸侯国能制止少数民族的进攻,就能受到拥戴,便自然地成为霸主。所以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

公元前664年,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燕庄公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自率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燕国。桓公回国时,燕庄公热情相送,不觉中进入齐国境内。桓公察觉后,以周王关于诸侯相送不能出国境的规定,就地划沟,将沟北的土地送给燕国。燕庄公感动得热泪盈眶,迅速加入以齐为首的政治集团。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齐恒公纠集齐、宋、曹三国军队救邢。次年,北狄又攻破卫国(今河南淇县),卫仅剩遗民5000余人。接着,北狄于公元前659年再举攻破邢国。齐恒公“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因而名声大振,各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结盟。

齐桓公崛起后,原本附属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等国军队击溃追随楚的蔡国,遂进而伐楚,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迫使楚国承认错误。最后两国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

这次讨伐,齐虽未胜,但使楚的北进计划受到阻挠。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晋文公的霸业

晋是周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对晋和中原的交往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较弱,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地区。至献公时,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与中原诸侯会盟,已经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能力。

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前636~前628年在位)素有贤名,曾因内乱而在外流亡19年,先后流落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结好,登上君位,时年已62岁。他重用赵衰、狐偃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公称霸主要是由两件事奠定的。一是“勤王”,文公即位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都城,流亡逃难。次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勤王,晋文公除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二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国,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未开战前,主动“退避三舍”(古制三十里为一舍)。最后晋联合秦、齐、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镇)重创楚军。

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晋国正式成为中原的新任霸主。

孟子说《春秋》是“其事则齐桓、晋文”。但桓公死后,齐国霸主地位紧随着就宣告结束,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的维持到春秋末期,所谓“晋国,天下莫强焉”。

秦穆公霸西戎

秦本嬴姓,原是东方部落,周初迁到今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后占据岐西,德公始迁至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逐渐强大,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展开争霸活动。

秦、晋通过联姻,关系密切,但因两国接壤也常有矛盾。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乘晋丧而派兵东向袭郑,但被商人弦高所骗,误以为郑有备而退回,行经崤(今河南渑池、洛宁)遭晋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由于实力不如晋,秦屡与晋战,都难以占到便宜。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进要塞-桃林塞,即后来的函谷关,于是秦穆公转而向西,吞并戎狄部族,壮大实力。史称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当然,秦穆公并未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限于西戎地区。与东方各国相比,秦国社会要落后和野蛮得多,秦穆公死时就用177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奄息、仲行和虎都在殉葬之列。终春秋世,穆公以后至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再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上佳的表现。

楚庄王问鼎中原

楚是江、汉流域的蛮族国家,传说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西周时主要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区,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强盛起来。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伐郑。

当时郑为楚的仆从国,楚出兵救郑与宋军战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宋军本可以乘楚军渡河和阵列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但宋襄公不知乱世尚力,拘泥“古道”,硬是要楚军渡过河摆好阵势后才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争霸成为千古笑柄。可见,这时的楚国已能与北方的强国相抗衡。

到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任用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开始北进称霸。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庄王竟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的大小轻重,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晋文“尊王”和“勤王”的旗帜已经倒下,取代它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伐。

公元前598年,楚围攻郑,晋出兵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今河南荥阳北),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荆即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国语·楚语上》称楚国“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

随着晋的中衰,齐国逐渐疏远晋,并时常对鲁、卫用兵。

公元前589年,鲁、卫向晋国求兵,晋出兵与齐军战于(今山东济南西),齐师败绩,晋国重新增强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这以后晋、楚两强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到公元前576年,楚攻郑、卫,次年晋以郑附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逼郑,使郑背楚向晋。这时晋的势力略胜于楚,晋悼公复霸成功,但晋也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原争霸接近尾声。

吴、越争霸

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提出“弭兵”的建议,即建议各诸侯国间停止战争。

晋、楚、齐、秦四强表示同意,规定:晋、楚的仆从国必须交相见,就是说既要朝晋又须朝楚,同时承认晋、楚为霸主,出现霸业由两强平分的局面。接下来的40年,中原各国间军事冲突较以往明显减少,争霸的战场转移到东南吴、越地区。

吴、越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两国逐渐发展,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

公元前514年,阖闾登上吴国王位,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员(即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扩充军队,加强战备,制定“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联合越国挟制吴国,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国也就此展开长期的争霸拉锯战。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进楚都郢。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阖闾急忙抽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吴王遂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师败绩。越大夫灵姑浮戈击阖闾,阖闾伤重不治而亡。子夫差即位后立志复仇,命人每天提醒他:“你是否忘记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恨?”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越都。勾践采纳范蠡提出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并用珍宝美女贿赂吴太宰伯,要他从中斡旋。睿智的伍子胥看出越国君臣卑辞厚礼背后所隐藏的灭吴野心,坚决主张彻底灭越,但夫差急于北上同齐争霸,认为越国已不足为患,便答应越国议和,率军回国。孰不知放虎归山,实为不智!

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忍辱含垢,历尽艰辛。

勾践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3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归国后,知耻而后勇,“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他还推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向夫差进献美女西施、郑旦,同时用重金收买吴臣。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积累下灭吴的实力。

公元前482年夫差自率精兵3万空国远征,北上会盟争霸,只剩下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勾践趁机挥师进入姑苏。这时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击姑苏,惟恐影响争霸,连杀7名来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勉强当上霸主,然后急忙回国向越求和。

公元前473年,勾践大举伐吴,围困姑苏时达3年,夫差企图仿效勾践当年的故伎,卑辞求和,然勾践却非20年前的夫差,没有重蹈夫差的覆辙。为免纵敌贻患,他断然拒绝夫差的请求,夫差绝望自杀,吴国灭亡。

夫差的悲剧并未给后世的枭雄以足够的警戒,相似的历史在两个半世纪后再次发生,当然那时主角已变为西楚霸王项羽。越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的末霸。

《孟子·尽心下》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据史书记载,春秋近300年的时间内,被灭掉的诸侯国达50多个,战事近500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450余次。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接,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众多弱国的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暴行和灾难,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

战国七雄

向戌弭兵后,中原地区晋、楚两集团间的战争暂时缓和,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相应的变化,各国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最重要的是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膨胀,部分诸侯王的权力逐渐下移到贵族、大夫的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各国的卿大夫成为实际的掌权者。这些掌握大权的卿大夫进而取代原来的诸侯王,这是主弱臣强经常演绎的历史结局。

七雄并立局势的形成

春秋末年,晋国由于内部斗争,卿大夫只剩下6家。这6家互相兼并,争夺财富,壮大势力,最后仅存韩、魏、赵三氏。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到公元前368年,三家再将晋君仅有的零星土地瓜分掉,这个西周初年唐叔虞受封的晋国从此消失,史称“三家分晋”。韩、魏、赵三家原是晋的三家卿大夫,所以统称三晋。

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崔、庆4家掌权。到齐庄公时,田氏逐渐得势。景公时,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方法笼络民心,招揽民众。景公死后,田乞为相,田氏从此专政。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册封田和为齐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在齐国的统治完全确立。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看似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但如果把它放在当时整个历史环境中观察,它其实是春秋战国间新兴封建势力取代旧势力的缩影。

随着韩、魏、赵、齐在母国的躯体上建立起来,再加上仍旧活跃着的秦、楚和燕,战国七雄并立的局势正式形成。

当时的列国形势是齐在东,楚位南,秦偏西,燕靠东北,韩、魏、赵居中。

各国的变法运动

战国前期,各国相继掀起变法活动,来达到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中较著名的有魏国李悝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齐国邹忌改革、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

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战国时期遍布各国的变法运动也从这里拉开序幕。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开启战国时期招贤养士的风气。他任用李悝变法。李悝变法主要是“尽地力之教”,就是最高限度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内容包括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当然,李悝变法最具影响的是撰成《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的集中体现。《法经》共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共6篇,这部曾为“商君受之以相秦”的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成为以后历朝制定法律的蓝本。通过李悝变法,魏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成为战国前期最强盛的国家。

魏国开启各国变法的先河,而秦国的商鞅变法无疑是最为彻底和成功的典型。

春秋时期,尽管秦霸西戎,但与晋、楚相比,秦的政治、经济、文化要落后得多。秦孝公时,秦国内部宗族经常发生械斗,外部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东方各国都视秦为戎狄,拒绝与秦会盟,面对这种耻辱和难堪,好强的孝公甚至作出以半壁江山相谢的承诺,只求有人能够助他变法图强。商鞅闻讯后,便匆忙离开故土魏国,赶到秦国,辅佐孝公变法。

公元前356年起,商鞅两次下变法令,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打破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新的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势力;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什伍连坐”,实行中央集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社会经济;“平斗桶、权衡、丈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方便税收和交换,加强集权制度;“燔诗书而明法令”,加强思想统治。

秦推行新法18年,国家日益富强。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曾经忍辱负重的孝公因商鞅变法有功,便封他15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带给秦国的除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发展外,还有那支虎狼般勇猛和残忍的军队,因为杀敌立功、斩敌首级就意味着能够得到奖赏和晋爵,对普通百姓来说,至少也应该可以摆脱贫困。公元前354年,秦夺取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攻取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年,商鞅俘虏魏将公子而战胜魏军。但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商鞅变法的成果仍沿袭下来,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注定是要带上点悲壮的色彩,新事物的诞生都要经历分娩前的阵痛。其时为变法流血的非止商鞅,和他命运雷同的还有他的魏国同乡吴起,后者在楚国变法成功后也惨遭旧贵族的杀害。

战国初年,楚兵弱国穷,曾两次受到三晋的进攻,后来给秦国送去厚礼,才由秦国出面调停议和。楚悼王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任用吴起作令尹,主持变法。当时楚旧贵族势力猖狂,吴起的改革便先从摧毁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着手,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将这些旧贵族迁徙到边远地区开发荒地;整顿官场歪风,裁汰无能的官员。楚经吴起变法,逐渐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改革仅进行1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便以伤害悼王尸体的罪名惩冶旧贵族,“夷宗死者七十余家”使楚国旧贵族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

“秦王扫六合”

从秦孝公到秦王政的100多年间,秦国力日臻强盛,军队组织完善,士卒勇猛,车骑雄盛,军队的战斗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同时秦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的军事策略,逐渐蚕食其他六国。史书记载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地理位置优越,进可攻,退可守。而这时山东六国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混乱。所以,秦国顺其自然地承担起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

秦国向东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三晋。公元前333~前328年,秦接连打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六国面对强秦的威胁,魏、赵、韩、燕、楚联合抗秦,称作“合纵”,结果被秦挫败。接下来的几年中,秦多次对三晋展开进攻,都以胜利而告终。公元前312年,秦战胜楚军,灭掉了蜀,实力更加壮大。到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白起打得楚国溃不成军,占领楚国大片土地。

战国晚期,赵国成为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公元前260年,秦、赵为争夺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展开长平(今山西高平)之战,赵军大败投降,秦坑杀赵军40余万人。

次年,秦军乘胜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后来其他几国出兵相救,才使赵国转危为安,但实力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秦从孝公、惠文王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已经基本奠定统一六国的基础。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开始亲政,由李斯、尉缭等人从旁谋划,采取分化瓦解敌国策略,先弱后强、先近后远逐个消灭六国。

秦先灭韩于公元前230年,俘虏韩王安,接着举兵攻赵。秦将王翦率兵包围邯郸,公元前228年,俘虏赵王迁,赵国亡。公元前226年,秦以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为借口,兴师伐燕,后俘获燕王喜,燕国遂灭。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引河水灌魏都大梁,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人破楚军,掳获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

公元前221年,秦从燕地发兵,攻克临淄,俘虏齐王田建,齐国遂亡。“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至此,秦扫灭六国,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 AJGTN+bwfZJK4+EJ25GA4tdjSEAVOkZnfa2bNYWYanIPfF7bxyvWJKjJOZsnAyvB



第二章:走进铁器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互兼并混战的政治现象,正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生产技术的改进,都使得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铁器的出现和推广使用成为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根本标志。战国以后,随着铁器的逐步普及,农业生产飞跃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得到加强,商业日益兴盛。同时,生产力的变化引起国家土地制度和剥削方式的变化,新兴的个体经营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步入了铁器时代。

铁制工具的使用

考古学将虞、夏至春秋称作青铜时代,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但由于青铜比较贵重,多用于制造兵器。从出土的文物看,其时的生产仍以木石工具为主。

据文献记载,春秋中后期(前7~前6世纪)中国就已出现和使用铸铁。最早生产和使用铁制农具的应该是齐国。

《国语·齐语》载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时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

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就是铁。上述用铁铸造的器物均为农业和手工业工具。《诗·秦风·驷》有“驷孔阜”的语句,描写驾车的四匹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秦襄公时,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为人类所熟悉。据长沙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楚铁鼎,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了铸铁。欧洲直到13至14世纪才使用铸铁,晚于中国19个世纪。

但应该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非常有限,许多遗址发现农业和手工业工具,多为石、骨、蚌和青铜制造,这表明铁制工具的使用尚未普及。技术上突破再应用到生产实践需要较长的过程,春秋时出现的铸铁技术到战国中后期才普遍应用于生产和战争。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铫、锄、耨、镰、犁、耙、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制兵器有剑、匕首、矛等,就连作为日常装饰品的带钩也有铁制的。

战国中期以后,铁器成为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的生产工具。“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

行服连辇名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质量的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被用作兵器。战国晚期铁兵器击败青铜兵器,成为当时的主要兵器。此外,战国晚期,许多兵器已逐渐地使用钢制品。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发掘出铜格“铁剑”,通过金相检验,证明是钢制的。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钢制实物。它说明从春秋晚期起中国就有炼钢生产,炼钢生产在中国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史记·礼书》和《荀子·议兵篇》中都谈到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出产的兵器刃锋像蜂刺般厉害,据推断这也是钢制的。这些远比青铜和石器锋利的新式武器屠戮着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楚、韩两国以产钢铁兵器闻名,以致被称作“强楚劲韩”。苏秦称韩国铸的剑戟能“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当时的铁兵器质量是极为重要的军事装备,它可能对战争的胜负起到关键的作用。秦昭王就曾见楚国“铁剑利则士勇”,担心楚国会兴师伐秦。

铁器的硬度和韧性都胜过石器和青铜器,当这种锐利而坚固的工具取代石器和青铜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时,意味着人类进入新的文明阶段。铁制工具的应用,有助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必将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和变革。

农业的变革

中国农业发展史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种历史形态。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是原始农业的主要特点,它和新石器时代的终始年代基本相吻合。传统农业是以畜力牵引和金属农具为标志,尤其以铁犁牛耕最为典型。虞、夏、商、西周和春秋是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特色也从这时开始萌芽。

战国以后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荒地的开垦、牛耕技术的推广和各种耕作技术的提高,中国传统农业体系逐渐形成和成熟。

农具的进步

农业生产工具是古代农业生产力的最重要标志。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221年嬴政建立秦朝的近二千年间,农业生产工具经历过从木、石到青铜再至铁的发展过程。从虞、夏到春秋,农具仍然保留着原始农业的痕迹,比如木质耒耜的广泛使用就是明证,但其时农具质料的金属含量已经不断增加。增加的金属多是指青铜,青铜工具出现的意义不仅是它可以直接用于生产,还在于用它能够制造出比以前更多更精良的木、石农具。不过从历史上看,青铜农具始终没能取代木、石农具进而占据农业工具的主导地位,原因是它虽然比木、石农具精良,但其原料来源困难,属于比较贵重的金属,难以普及。相对而言,铁的硬度要高于青铜,原料来源也更容易。因此,铁农具在春秋中期问世后,逐渐将木、石和青铜工具排除出农业生产领域。据考古发掘,在原战国七雄所在地区出土过当时的铁制农具,有的遗址中的铁农具甚至占到全部农具的90%以上。可以说,战国时代的农民已经摆脱木、石和青铜工具的束缚,用坚硬和锋利的铁制农具推动着社会的飞速前进。

水利工程的兴修

自古水利就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人类从生产实践中早就得出的认识。中国多数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冬春苦旱,夏秋患涝,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春秋以前的先民发明农田沟洫和人工灌溉的方法。

《周礼·地官·司徒》对农田沟洫的描述为“通水于田,池水于川”。沟洫主要是为消除水害而设置的,即“备涝非为旱也”,但同时也能适当起到润湿土壤的作用。这种技术肇始于夏,相传禹治水时曾凿沟洫,以排泄水涝。商周甲骨文中有关沟洫的象形文字,即后来的“畎”字,从田从川,从字形上分析是指田间流水的沟。这些史料记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所证明。到西周时农田沟洫的技术趋于规范化,开拓耕地已注意到沟洫的安排,方块农田与水沟相结合,形成严格的井田沟洫系统。沟洫系统的形成是中国上古先民与洪涝灾害作斗争的智慧结晶,成为春秋以前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

农田沟洫主要是用来排水,难以起到有效的灌溉作用。据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汜胜之书》载,商代开始出现人工提水灌溉工程。“昔汤有旱灾,伊尹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收至亩百石”。《诗经·小雅·白桦》已有引水灌溉稻田记述:“池北流,浸彼稻田。”由于铁器的逐渐普遍使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从春秋末期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掀起兴建水利工程的高潮,这种风气影响到以后的历代王朝。这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主要有:

芍陂的兴建。春秋楚庄王时孙叔敖修建的芍陂(今安徽寿县),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工程首先出现于南方,是和南方多水的自然条件和以水稻为主的种植作物密切相关的。

夫差开凿的邗沟(在今江苏扬州)。这是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并接通沂水和济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本是为北上争霸,运送军事物资,却给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带来极大的便利。

鸿沟的开通。战国魏惠王以天然湖泊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为结合点,分别向黄河和淮河开凿两条渠道,修成鸿沟,将淮河和黄河连通,再有邗沟已经沟通淮河和长江,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联系起来,从而促进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

魏引漳水灌邺(今河北临漳)工程。关于引漳灌邺工程有不同的说法,本书以《史记》的记载为准。魏文侯时,任用李愧为相进行改革,当时西门豹为邺令,凿12条渠,引漳河水灌邺,人民深受其利。100余年后,史起为邺令,重修已经废弃的12渠,民得其利,歌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是秦昭王后期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其目的主要是治水,同时兼有农田灌溉和航运的作用。原来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旱涝灾害,主要原因是岷江上游经过地势陡峻的岷山丛林时,水流湍急,进入成都平原后突然减速,降水夹带的泥沙淤塞河道。雨季时洪水泛滥成灾,雨季过后造成旱灾。李冰首先在岷江上游建分水堰,分水堰分岷江为二,东称内江(或郫江),西作外江(或检江),外江沿岷江故道流入长江。再凿开离堆山,形成宝瓶口,内江水经宝瓶口流入灌县,再沿各条支流灌溉农田。内江和外江间修建飞沙堰,每当汛期,多余水从内江泄到外江。

都江堰建成后,既免除水患,又可灌田万顷。《水经注》载,蜀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

郑国渠。郑国是战国末期韩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秦王嬴政即位后,韩国暗派水士郑国前往秦国执行所谓的“疲秦”的计划,诱使秦王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东伐。秦王果然采纳郑国的建议,并任命他来主持工程的开凿。但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王便要杀郑国。郑国辩解说,这项工程不过是“为韩延数岁之郑国渠渠首郑国渠是引泾水入洛水的一条300余里的灌溉渠,使原来贫瘠的渭北平原变为“无凶年”的沃野。图为郑国渠的渠首遗址。

命”,却能为秦“建万世之功”。于是秦王让郑国完成工程的建设。出乎韩国人意料的是,郑国渠使关中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

郑国渠发动近万人历时10年完工,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进入关中平原。郑国渠充分利用西北略高、东南略低的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将干渠自然地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处。这既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又可以形成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工程修成后灌溉田4万顷,亩产达1钟(6石4斗)。关中成为沃野,旱涝保收,为秦最终消灭东方六国积攒下雄厚的实力。

耕作技术的提高

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特色开始形成的时期,各项耕作技术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所谓“精耕细作”就是想方设法从耕翻土壤、选种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到最后收获,给予农作物以最好的生长环境,达到丰收的目的。

从耦耕到出现和普遍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耕作方式的重大变化。耦耕是指二人协作使用耜进行耕作,西周初就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仍旧广泛存在。

牛耕的标志是铁制的犁和畜力的结合。

多数学者认为,牛耕应产生于春秋,到战国时开始向全国推广。《论语·雍也》载:“犁牛之子,(赤色牛)且角”。“犁牛”连用,说明牛已用于拉犁耕地。这时,人的名字也常见牛与耕相提并论的现象,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国语·晋语》记载,春秋晚期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到齐国,把原来用作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里耕作,即“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山西浑源出土的晋国牛尊穿着鼻环,表明牛已被牵引从事劳动。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春秋时期铁犁铧,这都是犁耕农业开始的明证。

春秋战国时期,犁耕的出现并逐渐普及,可提高工作效率二三倍,是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牛耕技术带来的进步主要表现为“深耕易耨”。当时人已经意识到,通过深耕能收到消灭杂草和虫害的作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谓“上田弃亩,下田弃。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

春秋战国时期耕作技术的提高还体现在施肥方面。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产量的重要措施。关于商代农业是否开始施用粪肥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诗经·周颂·良耜》已有利用绿肥的记载:“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中国施肥技术明确见于记载的在战国时期。《荀子·富国》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时的农民已经从生产中认识到野草、树叶腐烂后可以用作肥料。这是农业生产内部的废物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除用草木腐殖质和灰烬外,当时的人也学会利用人粪尿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这是中国先民的首创。直到现在,这些闪着智慧火花的做法仍然沿用着。另外,战国时代的农民已经普遍重视选用良种,保证农作物的通风、光照和水分,促进农作物茁壮成长。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深受季节的影响,春秋战国的农民已经非常重视农时,并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它是中国古代农民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

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行,灌溉事业的发展,施肥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取得快速发展,涌现出许多总结古代农业耕作经验的农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代农书有《神农》、《野老》。此外还有《后稷农书》。遗憾的是,这些农书均已失传。《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4篇,是流传下来的先秦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通风、日照对农作物生长的作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都有精辟的论述,体现出当时的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新土地制度的建立

西周王朝和春秋各国都普遍施行井田制。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井田就是方块田,该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就是把耕地划分为规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呈“井”字形。每井分为9个方块,每个方块约为100亩(约合今31亩),中间的是公田,周围8块田由8户农民耕种。公田也叫“藉田”,就是借助民力耕种公田,实行集体耕耘,收成归国家或贵族。

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严禁买卖。

耕种井田的百姓只有使用权。

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民战胜自然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带来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急剧增长,尤其是私田的开垦,这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日益发展起来。井田制的“千耦其耘”的集体劳动形式已经难以维系,逐步开始瓦解。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弱,周王失去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贵族争田夺田现象经常出现,土地不许买卖的规定,实际已被打破。同时,许多旧贵族随着战争动荡丧失权势和土地,另外则是有些人却因军功等得到大量赐田,社会上土地占有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井田制在这种混乱局面里逐渐丧失生命力。原来由贵族领主分封世袭的土地所有制逐渐转变为土地直接归国家所有和地主私有的土地所有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种植公田的积极性严重衰退。

何休注《公羊传》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经常出现逃亡、怠工的现象,井田荒芜,旧的经营方式使生产发展受到影响。新贵族为顺应新形势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各种办法招徕劳动人手,使原来的公室农奴逃往私门,逐步形成封建依附关系。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亡的奴隶。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已经是后来封建农民的前驱。

春秋后期从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各国相继采取不论公田、私田都由国家按实有田亩收税的制度。这就正式宣告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井田制瓦解后,土地不再由各家共耕,国家将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每户受地百亩,另有少许宅圃地。国家按产量征收10%的税。农民多收多得,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

商业的空前发展

中国在商和西周时期就已出现专门的商业和商人。有学者认为,古代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作商人的原因,就源于商代。从春秋到战国,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普及,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农业劳动者也由奴隶转化为个体小农。农民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要求出售,交换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同时,独立的手工业者广泛出现,其产品就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不进入市场就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再生产的资料。另外,当时山泽相继开放,青铜、冶铁、煮盐等重要手工业部门经常允许私人经营,手工业由官方垄断的格局被打破。再加上城市的兴建、交通的开辟、政治局势的渐趋统一,这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空前发展的良好条件。当然,各国为谋富图强也都注重制定保护商业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商人形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

商人形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以前虽然也有商人和商业,但“商”是为官家服务的,所谓“工商食官”。春秋初期管仲治齐,把国人分为士农工商4个阶层,各行其业,各居其所。商人虽为四民之末,但表明经营商业已是正当的事业,意味着商人可以摆脱官府的依附关系自行经营。虽然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低下,但春秋战国的许多富商巨贾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说管仲曾经做过商人,郑国商人弦高智退秦军,富商吕不韦把持秦国朝政等。春秋后期,越国人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变名易姓,经营商业,19年中三致千金,再尽散其财,周济贫人,被后世商人奉为祖师。

随着商人阶层的形成,他们经营商品种类繁多,活动范围极广,涉及到各个生产部门,获利丰厚。

《史记·货殖列传》中列出10余名私人富豪,都是与王者埒富、礼抗万乘的人物。

商业都市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重点是统治阶级居住和为它服务的人群集中的城市,各国的都城和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地,都形成规模不等的城市。这里以商业发达较早的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封齐后,注重发展工商渔盐业,使“人民多归齐”。春秋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已是热闹非凡,当时相国晏婴的住宅靠近街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建议他搬家。晏婴却以“朝夕得所求”即购物方便为由谢绝。到战国时,临淄住户达7万,“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

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足见当时临淄的繁华景象。再如楚国的都城郢,城内人群相挤,以致有“朝衣鲜而暮衣敝”的说法。连后起的秦国都城咸阳,也呈现出“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局面。春秋战国时的商业都会数目众多,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

城市里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叫“市”。市内列肆成行,设官管理。那时的市是封闭型的,营业时间也要受到限制,市门朝开夕闭。交易时间主要是上午,过午后渐散,至夕而罢。由于西周礼制已趋于崩溃,许多过去严格禁止的商品已变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项目,珠玉珍宝和兵器公然陈列于市。而在农村,道路旁的空地上也自发形成定期的市集。

货币的演化

就现有资料看,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币,它萌发于原始社会,盛行于商代。商业的勃兴,势必会推动货币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商业取得空前发展,货币的使用变得更加广泛,但由于诸侯割据,流通领域形成的是区域性的货币。不同地区的铸币,其器形、重量、文字标志、货币单位、合金成分都有差异。当时的商人就是揣着这些各种形制和质地的货币,穿梭于各国间。各类货币在流通中逐渐形成较公平的兑换比率,但这种混乱货币形态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便。有学者说,春秋战国的货币正是这个时代分裂割据、但最终会走向统一的历史缩影。这时期的货币是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并用。实物货币以珠玉为贵,绢布等较为普遍。金属货币除金银外,还有铜、锡等金属铸币。虽然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各种货币,然而铜铸货币却日益普及流行,成为民间商业来往中的主要货币。各国流行的铜铸货币主要有四种形式:

铜贝:殷周时长期使用天然贝作货币,春秋战国沿用。但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天然贝来源不多,西周晚期出现骨制和铜制的贝。战国时,贝多由铜制,常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主要流行于楚国。铜贝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铸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为铜贝的计算单位。铜贝体质轻,易携带,是良好的货币。

刀币:刀币是由古代石刀演化而来,春秋战国时,用铜仿制刀作货币用。后来为携带方便,减轻重量,缩小体积,但沿袭形制,成为刀币。流通的地区是齐国、赵国和燕国部分地区。齐国刀币形制较大,尖头。

燕、赵刀币形制较小,为方头或圆头。

布币:即所谓铲币。

布币由农具发展而来,布与是通假字。就是现在的铲。古代石铲是重要的农业工具,常用作商品交换的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布币,体制轻薄,主要流行于三晋地区。布币的形制是逐渐演变的,最原始的空首币,后来变为方足布、尖足布、圆足布,进而出现圆足圆肩的布币,说明货币形式逐渐向圆的方向发展。

圜钱:圜钱为圆形,“圜,谓均而通也”。取其圆转均通的意思,如泉水畅流,所以也称钱为泉。圜钱是后起的货币,可能出现在春秋末期。战国时,圜钱主要流行于周、秦和韩、魏两国的沿黄河地区。后世铜贝、刀币、布币等都废止,只有周圆空方的圜钱流行。

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的主要货币是“半两”方孔圆钱。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秦始皇把他的货币制度推广到全国,于是货币也得到统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黄金成为贵重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黄金作为货币进行流通,说明春秋战国货币经济已经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黄金以镒或斤为单位。1镒重20或24两,1斤约合今250克。黄金与铜币相比的显著特点是不受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可以在各国通用,这对促进各国交往和政治统一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铜币通常是在民间使用,而黄金则主要在统治阶级的各种活动中使用,如馈赠、赏赐、贿赂、购买贵重物品等。秦国就屡以黄金千斤反间敌国,在消灭六国中起到重要作用。

考古已发现春秋战国时楚国的金币。现在通常将楚金币称做爰金。爰金,是目前中国发现并已著录的最早的黄金货币。已发现的爰金中,钤印有“郢爰”的占绝大多数。因此又以郢爰代指爰金。“爰”,有人认为是楚国的重量单位,1爰即楚制1斤,约合今250克。楚国之所以能在中国最早利用黄金作货币,是因为楚地拥有丰富的黄金资源。这点已被古代文献的记载和现代地质勘探结果证明。楚国金币在币材、币形、币值、币文诸方面都与其他各国的货币存在诸多区别,从而使其成为经济领域中的楚文化的重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明显变化,追求物质利益的趋向应运而生。先秦诸子的思想基本都反对人生单纯追名逐利,但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的。所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AJGTN+bwfZJK4+EJ25GA4tdjSEAVOkZnfa2bNYWYanIPfF7bxyvWJKjJOZsnAy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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