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历经元末农民战争20年的战火，明初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随着新品种的引进，水利的修复，耕地的开垦，明代的农业走向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手工业也进一步发达，尤其是以景德镇为首的陶瓷业，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也得到很大的繁荣，在发达的江南城市，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现象。

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太祖洪武元年（1368），经过20余年的战乱与纷扰，元末农民战争终于以朱元璋定都南京而告结束，朱元璋也由一个地道的贫苦农民一跃而为君临天下、抚育万方的统治者。但当时全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几乎陷于全盘崩溃的境地。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腐败荒淫、横征暴敛，农民们几乎无法生存，终于演出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斗争。在农民起义前，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农民战争在沉重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经济。由于战争的破坏，全国大片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整个社会人口大量减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很多原来繁荣的农业地区都呈现一派荒凉的景象。

当时的城镇经济更是遭到沉重的打击。元朝很多官僚、地主在城市居住，而他们就是农民战争最为直接的目标。大批地主、商人在战争前就开始逃离城市，而更多的居民纷纷参加起义斗争，给城市手工业带来致命的危机。它们不仅失去了必需的劳动力，也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市场。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城市中进行，战争的胜利者往往对城市进行掠夺与烧杀。历经战火的浩劫，城镇经济以及城市手工业严重萎缩。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无论是为了维护、巩固明朝政权，还是恢复社会经济，进行休养生息已经势在必行。朱元璋及其谋士们，汲取历史经验，为安定民生、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明朝政府招募流亡农民垦荒耕田，实行免税3年甚至永不起科的制度；同时采取移民政策，鼓励人多地少的狭乡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垦荒。

洪武三年（1370）六月，明朝政府迁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无地农民4000余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去开垦荒地、经营农业。政府拨给这些农民耕牛等生产工具，发放种子，并且免征3年赋税。以后明政府又多次实行这样的移民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业耕地面积和国家编户人口的增加，昔日的战乱地区渐渐恢复了生机。

针对当时军队开支庞大的现状，明朝政府还实行了军屯政策，也就是要求军队在一定时期进行农业生产，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农业的恢复。

明朝政府重视兴修水利，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自行修建的水利工程与日俱增，其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

明代著名的江南海塘工程，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这些劝农政策收到了明显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迅速增加，耕地面积也大幅度上涨，使得明初“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的景象很快得到改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洪武以后，垦荒、兴修水利仍在继续，据明各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田地共387万余顷，到宣德八年（1433）增加到427万余顷。明代人口增长也很快，根据现代学者估测，到万历后期，明代人口很可能达到1亿5千万以上。这样的规模，是在明初修养生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伴随着农业的恢复，城镇经济、手工业也开始恢复与发展。旧有市镇成为商品贸易的中心，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技术也得以改良。

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

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开垦，都给明代农业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随着世界各地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海外的许多农业作物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其中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主要有3种：番薯、玉米、马铃薯，另外还有花生和烟草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大多于明朝中后期从中国的南部开始传入，经过多年的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广泛栽培的重要农作物。

番薯，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名称，但以番薯、山芋叫得比较普遍。根据《金薯传习录》的有关记载，番薯最早由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从菲律宾群岛带回家乡，时间大约是在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后来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推广，很快在福建的广大地区传播。由于其产量高，适应性很强，得到很多贫苦农民的喜爱，尤其是灾荒的年代，人们更是将其亲切地叫做“救命谷”。根据《东莞县志》以及《电白县志》的记载，广东地区的番薯大部分自越南地区引进。到明代中后期，番薯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普遍栽种。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更是将番薯从岭南引种到长江流域，并专门写书进行介绍。后来，番薯的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展到黄河流域。

玉米，也是明代开始在中国内地种植。根据有关记载，玉米大约于17世纪后期开始从海外传入中国，很快在中国的大多山地得到普遍栽种。据《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玉米）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玉米由于适应性强，产量高，又不需要很肥沃的土壤，能够生长在很恶劣的环境，因而得到中国山区农民的喜爱。当灾荒发生的时候，很多农民都依靠种植玉米度过难关。对于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抵御自然灾害，玉米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马铃薯，又有名洋芋、土豆或山药蛋等，在中国内地出现时间大约为17世纪后期。清朝康熙年间修纂的《松溪县志》记载说：“马铃薯……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当时也有很多其他文献记载马铃薯的传播。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云、贵、川等地区都广泛种植马铃薯。

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花生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南美洲引入的，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现存最早的关于花生从美洲传入中国的文献记载，主要是江浙地区的一些县志，如嘉靖时期的《常熟县志》以及万历时期的《嘉定县志》等书籍。

烟草也叫“淡巴菰”，16世纪中后期开始，从海外分两路传入中国。一路是从南面的吕宋（今菲律宾群岛），伴随南边的商人进入中国南部。据明末名医张介宾所著《景岳全书》记载：“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另外一路，也是在明朝末年，从北面的朝鲜传进中国东北。有《露书》记载说：“（烟草）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烟草传入中国后，很快在大江南北广泛种植，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

手工业的进步

明代手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各个生产部门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的质量、数量均有较大提高，工业流程及技术得到改进。明代手工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民营手工业兴旺，在某些生产部门，甚至出现了规模生产，这都是明代手工业发达的具体表现。

明代手工业的部门种类很多，其中规模较大、进步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明代的矿冶业较前朝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洪武末期，政府取消了民间从事矿冶的限制，民营矿冶业繁荣起来。纺织业如棉纺织业以及丝织业也取得相当的成就。明朝中期，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民间造船业迅速蓬勃兴起，东南沿海出现了很多规模较大的造船厂。手工造纸业在明代达到了高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造纸作坊。

明代手工业最具代表性的要算陶瓷。以景德镇为代表，明代的瓷器业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明代的瓷器技术有很大的发展。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很大进步。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制作规范而闻名于世。着色剂使用最多的是进口的“苏麻离青”，烧成后青花部分出现黑斑，与浓艳的青蓝色交相辉映，成为一代绝品。

明代彩瓷的出现，更是标志中国瓷器黄金时代的到来。

成化时期的斗彩，是彩瓷中的成功代表作。它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新工艺，使用铁、锰等着色剂，运用不同选料配比，能做出鲜红、油红、鹅黄、姜黄、水绿、叶子绿、孔雀绿等绚丽的色彩，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与装饰技巧。到了后来，在成化斗彩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有名的青花五彩瓷器，因为它五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

明代的单色瓷器水平很高。明代初年的永乐白瓷，代表中国瓷器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永乐白瓷胎薄如纸，洁净如玉，几乎只见釉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因其薄如卵壳，被称为“卵幕”。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霁红，是在强还原气氛中高温烧制而成的，技术难度很大，是中国古代瓷器技术中一项绝技。明代低温单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化孔雀绿和弘治黄釉。前者是以铜为着色剂的绿釉，颜色与孔雀羽毛的色泽相似；而后者以含铁的矿物为着色剂，色调纯黄，有如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故有娇黄之称。景德镇的瓷器，由于其数量大、品种多、质量好而畅销海内外。

明代瓷器业，除了景德镇外，还有很多有名的瓷器制造地。如福建德化的白瓷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种白瓷质地细腻，透明度好，白中透红，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中国白等，也畅销海内外。另外，广东饶平地区的青花、惠阳窑仿龙泉青瓷等，在明代都享有盛名。山西磁州窑系的白釉黑花瓷、黑釉瓷器等在当时也有一定地位。

明代瓷器业的规模很大，仅当时的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镇，从事瓷器生产的人就有10余万人。加上其他窑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和销售人员，瓷器业吸纳了大量人口。

商品经济的活跃

明代农业、手工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对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同时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各种手工产品出现，则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到了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得到飞速地进步，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首先表现为商业的发展。全国各省区有不少人纷纷离开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数目迅速上升。万历年间，有学者吕坤指出，当时投身商业经营的人数众多，“（商人）天下不知几百万矣”。商人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全国各地很快连成一个大市场，南方的货物成千上万地运到北方，北方的各种物资也纷纷南下，全国范围的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江南地区、东南地区以及运河沿岸成为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商品经济的中心。

除了国家专控商品外，大量的粮食、棉布、棉花、丝等货物自由出现在各地的商品市场上。伴随着明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大量外境商品也输入中国，使中国市场上的商品种类有了很大增加。例如景泰二年（1451），明代的一个地方小县对市场征税，竟列举了230多种商品。

明代经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城镇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明代工商型城镇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明永乐年间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第二个时期是在明朝中叶以后，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城镇。这类城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其中以商品性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城镇大多都具有各自明显的特色。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苏州府的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等，是著名的棉纺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府的王店镇、王江泾镇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另外也有市镇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

各种市镇与市场形成紧密的联系。商品在这些地方聚集，同时也在这里得到加工，然后分散到各地市场。这些城镇夜夜灯火，人们紧张劳动，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城镇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反映。

商人与货币

伴随着明代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明代中后期，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一般又称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他们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一般以地缘、血缘、乡情为联系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经营比较固定的商品，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商业性集团。

在众多的著名商帮中，最为有名的商帮应该以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为代表。徽州商帮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可说遍布全国各地，从繁荣闹市到穷乡僻壤，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十分繁杂，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物品，也包括很多一般的生活用品。从经营的历史来说，他们大多是贩卖盐起家，同时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商人也不少。徽州商帮直到晚清才逐渐衰落。山陕商帮的活动范围最初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随着盐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步向南推移，最终遍及全国。

山陕商邦经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样化，主要的商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这些商帮以其雄厚的资本、众多的人数、极大的经营范围、广阔的市场以及带有垄断某行业的性质，使得他们成为商业领域中多支重要的活动力量。他们驰骋于商界，操纵某些商业贸易，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留下极富特色的一笔。

他们的活动本身也反映出明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水平。

明朝后期，对民间矿业管制放松，使得中国矿业得到很大发展，白银的产量也有一定的提高。同时，海外贸易的兴盛，特别是南部的海上贸易，更是将大量的白银从海外运到中国。这一现象有着世界历史的背景。16、17世纪以后，伴随西方世界殖民活动的兴起，美洲的白银得到大量开采，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者用海船将大量白银从大西洋的彼岸运回欧洲。同时，中国的大批商品出口欧洲，如瓷器、茶叶等等，欧洲殖民者只能以白银交换，这样大量白银通过商品贸易，又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明代商品经济发达，货物交易量极大，需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白银比铜贵重，又便于分割，所以人们乐于使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包括地租、赋税都开始走向货币化，而白银也越来越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成化六年（1470），广平府清河县的庄田子粒（皇庄的土地所收的田租）就征收白银，夏季税收每亩7分4厘，秋税每亩收银5分。政府田赋也开始采用征收白银的方法。正统元年（1436），明朝政府将一些地区的税粮折为白银征收，名曰“金花银”，这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朝政府要求工匠也以银代役。这样，在明朝财政中，白银成为官府使用的主要货币。正德以后，白银流通更加普遍。

白银成为中国当时的主要货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跟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也反映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