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明朝——长城拱卫的社会
文明探索编委会 |
|
本书由日知图书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明朝的皇权集中达到空前的水平，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直接操纵统治大权。
在这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系统而分工严格的政权机构威力强大，国家依靠它得以清除混乱，开疆拓域，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然而，明朝高度集中的权力设置、严酷的刑法、恐怖的特务机构和权倾朝野的宦官，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僵化和无理由的顺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被牢牢地束缚起来。
二祖的集权努力
太祖朱元璋在制度上为子孙后代做出的设计，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代开国者，可谓用心良苦，其统治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分权，以利互相牵制。在建立明朝之后，他设计了一整套利于中央和皇帝集权的统治结构。朱元璋为巩固朱明王朝的万世基业，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权力机构的互相牵制，以便皇帝个人控制；又以分封制将地方权力分散到朱姓王子的手中，但施行这个措施的后果，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分权：朱元璋的集权之道
朱元璋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分权上做得很彻底，也很极端，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他认为历史上太多的权臣擅权篡位，要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尽管一开始明朝就设置了左、右丞相以防一相专权，但是朱元璋仍不放心。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给左丞相胡惟庸加上威福自用、暗通倭寇、勾结北元、图谋不轨等罪名，将他处死；并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将国家与政府首脑合而为一，从体制上保证君主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的绝对权威。这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忙的皇帝，他每天要看200件奏疏，处理400件政事，每天早中晚3次上朝。在地方，明朝最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设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钱粮民事，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挥使司掌军权。
三权分立，互不统属，大权归于中央。
军事上，他将开国之初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防止军权过度集中。
各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的军队，又分设左、右都督为长官。
监察方面，朱元璋大幅度拆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他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并扩大御史队伍，置监察御史110人监察百官，出视民情。作为皇帝的耳目，这些御史一旦受命出巡（称巡按御史），就权同钦差，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对地方官颇有威慑力。都察院中还设置了六科给事中，负责驳正和稽核六部百官之事。深通民情的朱元璋在设置这些官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聪明的手脚，就是一方面给这些官员以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只给他们低微的品级。巡按御史和给事中只是七品官，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弹劾一品大员，这样的权力设置不仅有利于御史更好地发挥监察职能，也有利于皇帝对两方面的控制。另外，朱元璋还设通政司，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给皇帝递送各地承奏上来的奏章、建议和检举文件。它能多途径地收集信息，利于皇帝掌握真实情况，尽快做出处置，防止被下属蒙蔽。
朱元璋对行政、军事、监察等重要权力机构做出了巨大改革，使其权力分散、互相牵制，便于皇帝独断指挥，突出君主意志和绝对权威。
削藩：多磨的事业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分封24个皇子，让他们领兵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阻挡蒙古贵族的侵扰，如燕王朱棣守北平（今北京），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另外派部分皇子分驻内地，如周王、齐王等，负责监督地方官吏，巩固朱家对全国的控制，将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在北方守边的9王中，燕王、晋王和宁王的势力最为强大，宁王有甲士8万，战车6000。燕王和晋王得到朱元璋的特许，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展军事实力，军中事大者才要奏闻。为防止朝廷中奸臣篡位，朱元璋又规定诸王可以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必要时可以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为防止诸王跋扈，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时下令削藩。朱元璋认为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但是分封制度造成了地方势力的逐渐强大，中央削藩的目标难以达成，骨肉相残的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即位，是为建文帝。鉴于地方诸王势力日渐强大，建文帝与其亲信大臣密谋削藩。他们首先逮捕周王，又拘执代王、囚齐王，并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往塞外，在京城周围和城中部署兵力，准备削除燕王。但是对燕王的秘密逮捕没有成功，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4年以后，朱棣打败了建文帝的军队，占领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
这样，建文帝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的任务就落在朱棣的身上。
即位之后，朱棣吸收建文帝失败的教训，积极削藩。在北方掌握兵权的诸王，有的被迁往南方，有的被削去护卫，有的被废为庶人。藩王势力大大削弱，军政大权更加集中到皇帝手中。
无规则控制
除了从制度上分散政府权力以加强皇权外，明朝皇帝还用一些非正常手段监控臣民。
朱元璋及其后继者在严刑峻法之外，使用廷杖等手段挫杀官员的锋芒，并以文字狱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还发展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特务系统：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这些非正常的统治手段为明王朝蒙上了阴鸷的面纱。
酷刑：挫杀官员的锋芒
政治上的专制集权需要从法律、教育和思想控制等方面来巩固。洪武时期，朱元璋先后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文诰，这些都是完全以君主个人意志制定的。洪武三十年（1397），即朱元璋死去的前一年，颁行《大明律》，这是继《唐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重要法典。明律条文简单，但是严酷异常。终明一代，凌迟、枭首、族诛的案例达数千件，弃市达万余件。特别是明初，刑法极其严酷，加上皇帝屡兴大狱，被杀官员动辄以万计。
京官每天早晨入朝，必定与妻子儿女诀别，到傍晚如果平安无事，则相庆多活一日。所以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做官。这样的严酷刑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压制颠覆朝廷的企图。
杀人立威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之一。明朝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朱元璋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凡被认为有损皇帝尊严、违背皇帝旨意的言论、文字，当事人都将被处以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一则贺表中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赞扬朱元璋，但朱元璋认为其中的“生”字暗指自己曾经出家为僧，“光”指其剃光头发，“则”与“贼”字音相近，所以处死了徐一夔。这样捕风捉影的做法，无疑只是为了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恐怖气氛，让他们臣服在皇帝的权威之下。
对官员压制还有一个残酷的手段，这就是有名的“廷杖”。
廷杖并不是在太和殿上就痛打官员臀部，而是在午门执行的。廷杖时，有太监在侧监视，众官身穿红衣陪列朝堂，左为中使，右为锦衣卫，各30人，下列旗校百人，手执木棍。宣读廷杖命令之后，一人用麻布兜从肩部套住受刑者上身，使之不能左右移动，一人绑住受刑人双足，露出臀部受杖击。被廷杖者如果侥幸不死，也必须剜去坏肉，医治数月才能痊愈。
如果监督的太监说一句“用心打”，那此人必死无疑。终明之世，廷杖不绝于书。武宗正德时期，谏阻皇帝南巡的164名官员被廷杖，死亡11人。世宗时期因为大礼仪之争，廷杖134人，死亡18人。堂堂尚书、翰林被当廷杖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严酷的刑法使明初的政治相当清明，但是这种恐怖统治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尤其在明后期，刑法利器掌握在宦官手中，经常被滥用，使得政治迅速腐败，满朝皆无正人，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
明代的特务机构，无论在规模上，在权力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它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能对很多重大案件做出直接处置。
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曰“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的不公、不法官吏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卫皇帝，并从事秘密侦缉活动的军事特务机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1370）改为亲军都尉府，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有一支专门的军队。锦衣卫又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这一改变有其特殊的原因。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锦衣卫负责侦缉刑事的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处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5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万之众。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着特别强烈的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头目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武宗时的钱宁，在他们掌权时，上至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意愿只要稍有忤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明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解缙，就是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活埋进积雪而死的。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非法滥杀太甚，命尽焚锦衣卫刑具，将狱中拘禁的囚犯交付刑部处理，明确地禁止了“诏狱”，将王朝司法权重新归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举措并没有使“诏狱”就此真正消失，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最大的弊政之一。
东厂的发明者是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子的皇位后，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朱棣在起兵过程中得到过一些宦官的有力帮助，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于是他在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出现妖人煽惑造反，虽然被锦衣卫和东厂一网打尽，但是宪宗仍感刺探力量太薄弱，于是增设西厂。令心腹太监汪直掌管，几个月内其规模就超过了东厂，但是5年后由于汪直的失势而被撤销。武宗时期，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另设内行厂。于是东西厂、内行厂、锦衣卫4大特务机构并行，缇骑四出，天下骚动。刘瑾倒台后，武宗才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
两个权力中心
明代宦官的专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进行了种种讨论和解释。其实，在认识宦官专权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内阁。明初经过废除丞相、削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使用他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替代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如严嵩和张居正；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宦官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更容易成为权力托付的对象。
宦官权力的膨胀
太祖朱元璋曾经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事必躬亲；又设置众多互相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
因此，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负担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虽然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协助处理政事，但在明初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信任宦官。成祖朱棣突破祖制，重用太监，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守交，设东厂，这些做法与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相同，就是利于皇帝直接控制。
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还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
朱棣的孙子宣宗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这些通文墨的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到后来他们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染指朝政。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但是当时廷臣依附他的人很少，只有兵部尚书王骥、工部郎中王等人，其他的官员都不肯俯首听命。汪直当权时，依附他的人多了起来，但敢于弹劾他们的人也很多，朝廷中派别斗争激烈，但运转勉强正常。到了刘瑾专权时，他在朝中的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但仍有不屈服的翰林官员。刘瑾每次奏事，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
于是，刘瑾逐渐专决，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魏忠贤专权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抚，都主动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官员。他们的依附使魏忠贤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
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永乐年间，五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由太监负责监军。其他如明代的皇庄、矿税、上供、采造等事，都由太监负责。
内阁权力的上升
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裁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由于后继皇帝力不从心甚至懒惰，权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下移，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
其实，从朱元璋开始就感觉到一人综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所以设立了殿（华盖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承旨办事，仅备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成祖即位，特选解缙、胡广、扬荣等7人入直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重大机务，但阁臣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秩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
到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他们事实上已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要务。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权力。所谓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阅看一切内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呈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把小纸条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颁示，称为批红。
票拟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英宗9岁即位，不能处理国事，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
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怠政造成了朝中争权斗争异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前后163年，其间延访大臣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末期的几年而已，世宗、神宗根本就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政令的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文书官转达给太监，太监再传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成为关键一环。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时仍不理政务，批红的权力落到司礼监太监手中，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
宦官与阁臣的权力互动
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掌握政权的，最先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
内阁学士不止一人，职任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时，曾排挤众人，独揽票拟之权，但这种情况未能持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得内阁本身的纷争加剧。尤其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的权力最大，一切朝政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倾轧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攫取权柄，一些阁臣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与神宗小皇帝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了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张居正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但是这种比较完美的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
明中后期，阁臣与宦官各自专权成为常态。但无论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专断独裁是皇帝独有的权力。严嵩和张居正当国，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专权更是如此。
权臣阉竖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的极度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地都要极力压制舆论，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利用三案大肆屠杀朝中诤臣。在这种打击压制下，朝廷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结附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找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者30余人，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的庞大党羽。无论严嵩、张居正，还是魏忠贤，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
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的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自居的。
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又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后，必须以皇帝为坚强后盾，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
所以，表面上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