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王朝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至乾隆中期进入了“盛世”，国力和声威达到鼎盛。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昌盛。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三山五园”等瑰丽的皇家园林盛极一时。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使清代的文化集历代于大成。
乾嘉汉学兴盛；《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优秀小说独霸文坛；京剧异军突起，传遍大江南北；画坛流派林立，名家辈出，“清初四僧”、“四王恽吴”、“扬州八怪”，还有一股强劲的西洋风。
繁荣的社会经济
农业方面，由于清初统治者鼓励垦荒，实施更名田，康熙帝时又废止圈地令，调整了土地占有状况，因而鼓励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清政府重视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与修筑江浙沿海海塘，消除了水患，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清政府还改革了赋役制度，取消丁银，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蠲免捐税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持续、迅速地发展。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经过劳动人民辛勤垦殖，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纳税田亩数，康熙五十一年（1712）比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加23%，至雍正四年（1726），则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60%。而此时耕地面积已超过明末耕地面积20.6%。
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乾隆时在我国南、北方得到广泛地种植，成为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
再次是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种植更加广泛。例如棉花，在明代已广泛种植，清代前期则更加盛行。
康熙帝亲撰《御制木棉赋》，宣谕植棉的效益，引起社会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河南、直隶等地都成为产棉区。北方直隶保定一带棉花种植也“约居十之二三”。其他经济作物如烟草、甘蔗、茶树、桑蚕等也得到了广泛地种植和发展。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部门以纺织业、陶瓷业、矿冶业、制盐业的发展最为迅速。
纺织业技术进步，品种繁多。康熙时期，取消了机户不得拥有织机百张以上的限制，提倡“有力者畅所欲为”，因而南京、苏州等地纺织业迅速发展。到乾隆时，南京的缎机已有3万台，它们一般都由132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9000多根，多的甚至达到1.7万余根。南京的缎子品种繁多，供宫中用的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等；供民间用的则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靴素等等，遂享有“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之美誉。南京还出现了一种进步的经营方式-帐房。帐房拥有大量的资金、织机和原料，它把织机、原料分给小机户，机户再把原料分给染坊染色，交络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帐房成批出售，因此帐房成为组织机户生产的大包买商、大手工厂主。
杭州的丝织品，诸如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品种，应有尽有。松江早在明代就是著名的棉纺织中心，清代品种更加齐全，如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样样俱全。
陶瓷业不仅窑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分工更细，艺术品味更高。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乾隆时期更是“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镇里四处轰鸣，时人称其为“四时雷电镇”。窑内分工更精：匠作有淘土、拉坯、印坯、旋坯、画坯、抬坯、装坯、舂灰、合釉、上釉、满掇、烧窑、开窑之别，而烧窑工又有三个工种，画坯工也分画工、染工；粉彩、珐琅彩更臻完美，釉色有粉青、郎窑红、松石绿、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行销海内外。
矿冶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开采和冶炼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全国采矿有313处（不包括偷采的在内）。其中云南铜产，每年多达千余万斤，称为滇铜，主要用于铸钱。广东铁炉四起，高者一丈七八尺，炉后有两扇门式鼓风设备，还用机车把矿石、焦炭飞掷入炉，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出铁300多斤。环大炉有300多家人手，运矿石或产品，用牛200头，船50只。佛山镇以冶铁业迅速崛起，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一。
制盐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四川的盐井，在雍正八年（1730）增至5939眼，而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发展到8307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每个大盐厂都有几十万两白银的资本。盐厂的分工更加精细，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种。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康熙时期，实行了一些“恤商”、“利商便民”的做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繁荣。当时竟出现不少飘洋出海贸易的巨商大贾，如天津的郑尔端、蒋应科就是其中的代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出现了“十三行”，专营中外贸易，时人屈大均的《竹枝词》描写了广东十三行贸易之盛况：“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康熙中叶，徽商异常活跃，“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晋商也实力雄厚，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途中曾说，“夙称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业务的票号，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大的票号，其分号竟遍布全国各地，具备雄厚的资金，甚至为官府解押钱粮、存支官款，贷给官款。除了票号商之外，还有盐商和“广东十三行”的行商，他们沟通官府，凭借特权，垄断经营，聚敛了巨额的财富。其中有一些人将聚敛的财富投入手工业生产，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
虽然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别部门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统治者依然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外又走向闭关锁国，这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清王朝逐步落在了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后面，最终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瑰丽的皇家园林
康乾盛世时期，国力鼎盛，所以建苑之风盛行。清代的宫殿、园林和寺庙建筑盛极一时，在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清代的皇家园林，重重殿阁，层层楼台，万千门户，富丽堂皇。著名的皇家园林有在辽、明两代基础上，重新营建的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新建的承德避暑山庄以及“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以及畅春园、圆明园）。
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5年后初步建成。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前后耗时约90年。与北京紫禁城相比，避暑山庄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为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麓，分布着宏伟壮观的寺庙群，这就是俗称的“外八庙”，有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等12座。因为这12座中有8座隶属于清政府理藩院管理，并且都建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相沿成习，“外八庙”就成了这12座庙宇的代称。这些庙宇如众星捧月，环绕山庄，象征民族团结和中央集权。外八庙以汉式宫殿建筑为基调，吸收了蒙、藏、维等民族建筑艺术特征，创造了多样统一的寺庙建筑风格，成为民族团结、和为一家的象征。
这12座庙宇是从康熙五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13~1780）陆续修建起来的，前后经历了67年。其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10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清帝兴建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显示最高统治者的“深仁厚泽”，达到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反映了鼎盛时期的清王朝削平国内分裂势力，加强民族团结，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从外观上看，避暑山庄内的建筑，无论是庄严肃穆的皇家宫殿，还是游玩欣赏的亭、轩、榭、阁，一律采用青砖灰瓦，显示出古朴自然的风格；而周围的“外八庙”，则采用彩色的琉璃瓦，有的甚至用镏金鱼鳞瓦覆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与古朴典雅的避暑山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示了清代帝王的良苦用心。
“外八庙”中的庙宇，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记述着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如溥仁寺是外八庙中建造最早的庙宇，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适逢康熙帝60大寿，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前来祝寿时，“奏请”建立寺庙作庆寿盛会之所。康熙帝允其所请，在山庄外武列河东路建庙两座，康熙帝题名为“溥仁寺”和“溥善寺”（现已荒废）。溥仁寺采取汉族寺庙样式，正殿名“慈云普荫”，内供迦叶、释迦牟尼、弥勒三世佛，两侧有十八罗汉；后殿名“宝象长新”，内供九尊无量寿佛。
再如须弥福寿之庙，是乾隆帝特意为六世班禅修建的。
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乾隆帝70岁大寿，班禅额尔德尼六世为此准备长途跋涉到承德祝贺。于是乾隆帝便命人仿班禅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提前为班禅建了这座庙作为驻锡之所。这座庙自山脚顺山势向上延伸，气势雄伟。主体为3层高的大红台，中央是一座重檐大殿，名妙高庄严殿（俗称金瓦殿），是庙中最大的殿，殿顶用镏金铜瓦铺盖，四脊上有8条金龙。寺庙北端建有八角琉璃万寿塔一座，塔高七层，塔顶覆以黄琉璃瓦，结构秀美，色调古雅，突破了全庙的空间轮廓线，丰富了建筑群的艺术效果。六世班禅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在此为乾隆帝讲经，并把从西藏至承德途中的每一个对乾隆帝的祈祷、祝福记录献给乾隆帝，乾隆帝在此回敬礼物40余件，并题“宝地祥轮”匾额。此庙既是藏汉建筑艺术结合的典范，又是西藏同中央政权保持着和谐关系的见证与象征。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开始修建畅春园。该园座落于海淀镇之北，万泉河潺潺的流水流经其侧。园内水面宽阔，各式建筑临水而立，栽木莳花，饲禽养鱼，环境清雅，生机盎然。畅春园建成后，成为康熙帝游乐和听政的所在。可惜该园于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
圆明园是圆明、万春、长春三园的总称，在“三山五园”中首屈一指。原为雍正帝继位之前居住的“赐园”。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始修建，雍正、乾隆两朝继续修建，历时150年才陆续建成。清王朝集无数能工巧匠，填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木，集国内外名胜40景，建成大型建筑物145处，园内收罗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在这些建筑中，除具有中国风格的庭院外，长春园内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整座建筑群体现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华，被誉为“万园之园”。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野蛮地焚毁了圆明园。火光冲天，3昼夜不熄。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对圆明园艺术水平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并愤怒控诉了英、法的暴行，他说：
“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圆明园。……这一奇迹现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我渴望有一日法兰西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将会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劫夺的中国！”
颐和园座落于北京西郊，在明代为皇室“好山园”，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为其母庆贺60大寿，大兴土木，改建为“清漪园”，工程历时15年，耗银450万两方建成。咸丰十年（1860）此园被英法联军焚毁。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重建，改名为“颐和园”，二十一年（1895）工程基本结束。二十六年（1900），却又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二十九年（1893）进行修复，三十一年（1895）全面竣工。颐和园占地290公顷，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前山有长廊、排云殿、德和园大戏楼、佛香阁、智慧海等。后山苍林修竹，有谐趣园等。湖上有清晏舫（石舫）、知春亭、十七孔桥、西堤等。颐和园建筑结构精巧，别具风格。作为大型皇家园林，颐和园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行宫御苑，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的卓越成就。
兴盛的汉学
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后半期社会进步思想的代表，被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三大思想家在政治上强烈批判存在了千百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在学术上讲求经世致用，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风气；在经济上倡导均田，主张工商皆本。他们经世务实，治学严谨，勇于创新，阐发了深刻新颖的政治、哲学观念，开创了与宋明理学截然对立的新思想、新学风。
入清以后，由于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士大夫不敢再随意谈论时政与时事，而将学术兴趣转移到考据学，即名物训诂上来。这样顾炎武、黄宗羲重视汉学的治学方法为清初士大夫所继承，考据古经、古义成为清代的士林风尚。考据学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对经书（也包括其他古籍）的古义进行考证。
由于该学派推崇汉儒特别是许慎、郑玄的治学作风，因此又被称为“汉学”。其学风崇尚朴实，反对虚浮，因此又被称为“朴学”。
清代阎若璩（1636~1704）和胡渭（1633~1714）以其学术成就，树立了汉学的典范。
胡渭精于经义，尤擅地舆之学，所著《禹贡锥指》、《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方面颇多贡献。阎若璩经30年的潜心研究，著《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造之书。阎、胡二人的学术，指引了清代士林的学术路向，自此之后，清代士人大都不再关心现实，学术乃是为考据而考据。到乾隆、嘉庆二朝，此种学风更是发扬光大，且形成一种主流性的学术派别，即所谓“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支。吴派以惠栋（1697~1757）为首。惠栋是苏州元和（今江苏苏州）人，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等书。其学风信家法而崇古训，一切以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说法为准，故墨守成规，成就不是很大。皖派以戴震为首。
他的学风既宗汉又疑古，认为汉儒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可盲目追随。应“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因而师承繁衍，成就斐然。有清一代，该派知名的学者共有60多人，他们视经学为根底，在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
乾嘉学派的学者，扎扎实实整理了《易》、《诗》、《礼》、《春秋》等经书389种，2700多卷，还鉴别了一些古书的真伪，校勘了一些古籍的字、句，在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校勘了秦、汉以前的诸子著作和西汉以后的许多要籍，还辑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书。他们对古籍的大清理，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乾嘉学派由考经而考史，主张对于古史，也要“考信”、“征实”，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们发扬求实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考证、整理古代史籍的工作。其杰出的代表有三人：钱大昕（1728~1804），著有《廿二史考异》，该书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史书谬误；王鸣盛（1722~1796），著有《十七史商榷》，该书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赵翼，著有《廿二史札记》，该书着重考订正史中的历代重大历史事件。这三部书，被称为清代考史三大名著。
乾嘉学派的著名史家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即说六经都是古史，都是古代纪实之书，都是史料。章学诚认为“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史分二类：著作之学和史料之学。他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强调的“才、学、识”史学三长的基础上，首先强调史学家的“德”，即“著书人的心术要正直”。他认为古代的经典、方志、官府案牍、金石图谱、歌谣言语、私家注疏，都有益于史实。章学诚反对为考证而考证，提出史学要切于世事和人伦日用，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必拘泥于成法。章学诚特别重视方志的编撰，一生编撰或参与编撰了6部方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常德州志》、《荆州府志》和《湖北通志》，被誉为“方志之圣”。
小说创作的高峰期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劳动。在劳动间隙人们为了消遣而讲述的故事，日久流传就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源泉。如许多神话传说为后世许多小说加以采撷和创新，《西游记》、《聊斋志异》就采用了许多神话传说，而《红楼梦》则是以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开篇。清代之前，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经历了3个大的阶段：上古到先秦两汉，古代神话、寓言故事促使小说的酝酿萌生。魏晋南北朝时，小说初具规模，出现了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的志怪、志人的笔记小说，代表作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唐代传奇、宋代话本、明代拟话本相继出现，使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时期。明代出现了《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等传世之作。
进入清代，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达到了高峰时期。清初至乾隆末年（1644~1795），是小说创作的全盛时期，写实小说是主流，代表这个时期小说成就的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19岁中秀才，此后屡试不第。《聊斋志异》是其“孤愤之书”，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笔法纯熟简练，情节曲折，形象生动，从多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书中的《促织》、《席方平》、《红玉》等篇，有力地揭露了官场腐败，鞭挞了贪官酷吏和豪绅恶霸。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塑造了一批蔑视封建礼教、大胆温柔、美丽勇敢的女性狐仙鬼怪，通过这些女性与人相爱相恋的故事，表达了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聊斋志异》还通过描写一些不学无术的试官和丑态百出的应试举子，深刻地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揭露了科举制摧残人性、禁锢思想的黑暗面。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生于官宦之家，自幼聪颖，23岁考中秀才，此后屡试不第，家道亦败落。他阅尽了世态炎凉，深深体会到了科举之弊，遂创作《儒林外史》。此书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系列受科举毒害和市侩风气熏染的读书人，如贪赃枉法的官僚、横行乡里的劣绅、附庸风雅的名士、招摇撞骗的清客、贪婪的守财奴等，一个个栩栩如生，展开了一幅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卷。
吴敬梓通过对儒林群丑的描写，抨击了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风气，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腐败和文化道德的堕落，《儒林外史》由此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作者曹雪芹（约1716~约1763），名，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曹雪芹的先祖是汉人，后入了旗籍。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始设“江宁织造”，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得此肥差，此后曹家飞黄腾达。整个康熙年间，曹家备受恩宠，长期担任“江宁制造”。
直至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之父曹因皇室争权夺利而被株连，革职抄家，家道急遽衰落。雍正六年（1728），曹雪芹13岁，全家迁回京城，从此曹雪芹的生活异常困顿艰辛。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部巨著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全书尚未完稿，他就因爱子夭折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泪尽而逝”，终年还不到50岁。
现今的120回本《红楼梦》，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撰著的，后40回是高鹗续补的。
《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部作品抓住了封建末期重大的社会问题，表现出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3人为中心的恋爱婚姻故事展开。贾宝玉和林黛玉厌读“四书五经”，厌弃科举，鄙视功名，追求个性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他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是一对封建思想、制度的叛逆者。薛宝钗却相反，是典型的封建淑女，她不但循规蹈矩，时时处处用封建思想、伦理道德来要求自己，而且时常规劝宝玉多读圣贤之书，多和达官贵人结交，多讲仕途经济，以便日后博取功名富贵。在贾母、贾政和王夫人等人的摧残压迫下，贾、林二人真挚纯洁的爱情被活活扼杀。黛玉抑郁而死，贾宝玉虽然在他们的诱骗下和薛宝钗结了婚，但最终还是出家为僧。
曹雪芹将宝、黛的爱情置于以贾府为中心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歌颂了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和对美好爱情的勇敢追求；另一方面批判了贾母、贾政和王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摧残生命、扼杀人性的罪行；批判了封建贵族家庭腐朽糜烂，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揭露了封建吏治官官相护、草菅人命的黑暗和腐败。总之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作了无情的鞭笞，为封建社会唱起了挽歌。
此外，这一时期著名的长篇小说还有《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斩鬼传》等，话本小说《醉醒石》、《照世杯》、《豆棚闲话》、《十二楼》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这个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宣扬功名富贵、名教思想为宗旨的才子佳人小说和日益走向说教的话本小说，但只占次要的位置。
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796~1840）期间，脱离现实、宣扬名教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出现，小说创作呈现萎顿、沉闷的景象。但也出现了如《绿牡丹》、《雷峰塔传奇》、《粉妆楼全传》、《双凤奇缘》和《镜花缘》等较好或有新意的作品，只是不占主导地位，而且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也不及清朝前期的小说。
在这些小说中，以《镜花缘》最为优秀。
《镜花缘》的作者是李汝珍（约1758~1830），字松石，直隶大兴人（今属北京），只做过河南的一个县丞，但学识渊博。李汝珍在晚年创作了《镜花缘》，计划写200回，结果只完成了100回。在该书中，作者描述了唐敖、多九公、林之洋等人游历海外诸国的见闻，通过对幻想的海外世界的描写，来暴露和讽刺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和不平，寄托理想。《镜花缘》的最大的特色是通过对100多个才女的描写，赞扬了妇女的才能，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这一时期续《红楼梦》成风，续作分两类：一类接在《红楼梦》第120回之后，如《后红楼梦》（逍遥子）、《续红楼梦》（秦子忱）、《绮楼重梦》（兰皋居士）、《红楼复梦》（陈少海）等；另一类接在《红楼梦》第97回之后，如《红楼梦补》（归锄子）、《红楼幻梦》（花月痴人）等。它们都是想要改变《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让贾宝玉和林黛玉来一个大团圆结局。
这一时期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日见衰竭，但仍有《儿女英雄传》、《说唐演义全传》等佳作。
总之，在清代文学领域中，小说最为辉煌。诗词虽然也有所发展，并号称“中兴”，但成就不及小说。
戏曲的蓬勃发展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源流众多，元杂剧和明传奇，标志着中国戏曲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清代的戏曲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前期以昆曲最盛，代表昆曲最高成就的是康熙时期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长生殿》的作者洪（1645~1704），是清代著名的戏曲家，字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生穷困潦倒，性格清狂孤傲。
《长生殿》共50出，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通过玄宗李隆基和他的妃子杨玉环的凄婉动人的故事，歌颂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同时又着力描写他们的爱情带给当时社会政治的消极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奢侈的生活和它所加于人民的深重灾难。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剧作。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桃花扇》分上、下两卷，共40出，以明末清初江南抗清和南明弘光政权兴衰为背景，描写了一个秦淮歌伎李香君与复社文人侯方域恋爱的故事。书中将两人的离合与弘光政权的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当时人民的亡国之恨和弘光政权的腐朽，同时歌颂了爱国壮士宁死不屈的精神，以此来激励民族气节。此剧演出时，台下故臣遗老，“掩袂独坐”，“唏嘘而散”，引起“亡家破国”的强烈共鸣。
清代的昆曲在日益高雅化，成为封建士大夫的消遣品的同时，却日益脱离群众，失去了生命力。清初北京已有弋阳腔与昆曲争衡。乾隆年间，各地的地方戏异常活跃，据李斗所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花部诸戏文词通俗，故事生动，音调和谐，内容丰富，颇受当地群众喜爱。而昆曲渐被冷落，据清朝文人记载：乾隆初年，戏院里声明演昆曲，观众竟轰然而散。
北京成为北方戏曲中心，各种戏班云集京城，促进了京剧的形成。京剧的前身是徽剧，通称皮黄戏（又叫二黄）。
徽班，是以安徽籍（特别是安庆地区）艺人为主，兼唱二黄、昆曲、梆子、秦腔等腔的戏曲班社，开始多活动于皖、赣、江、浙诸省，尤其在扬州地区，更以“安庆色艺最优”。乾隆五十五年（1790），扬州“三庆”班被征调进京，为乾隆帝祝寿，成了徽班进京的开始。此后，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六徽班在不断地演出中，逐渐合并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其中三庆擅长演出故事情节曲折的大轴子戏，四喜擅长唱曲子，和春的武戏令人叫绝，春台的孩子演员十分出色，真是争奇斗艳，各有绝活，因而深受北京观众欢迎。徽班进京后，很快压倒秦腔。秦腔班的演员有些加入徽班，徽班在徽调的基础上吸收了秦腔，在京师取得了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剧种的二黄调开始取代昆曲，独尊剧坛，风行一时，成为京剧形成的最早萌芽。道光年间，湖北演员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入京，使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第二次汇流。这样，经过秦、徽与徽、汉两次合流以后，一个新的剧种-京剧正式产生了。
与昆曲比较，京剧文字通俗，词句不拘长短，声调唱腔也较多样，富有感染力，其中又吸取了昆曲的精华、各种地方戏的腔调（主要是秦腔、西皮）和京调（皮黄）的优点，因此，它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各地都大受欢迎。嘉庆、道光以后，无论是大河上下，还是岭南塞北，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民宵小，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人人都能吟唱它的曲调。清朝后期，京剧的剧目、唱腔和表演艺术不断革新，名家辈出，成为在全国广泛流传的剧种。
此外，北方的山西梆子、豫剧等，也非常流行。乾隆年间，豫剧曾到广州去演出。在南方，由弋阳腔发展起来的赣剧，由皮黄发展起来的汉剧、湘剧、桂剧等都逐渐成熟，成为独立的剧种。
绘画艺术的新时代
清代的绘画艺术，既继承了古代的技法，又开拓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及水墨写意画盛行。画坛流派之多，前所未有。
清初，绘画分为两大派。一派以明代遗老为代表，有朱耷（八大山人）、髡残、道济（石涛）、萧云从（尺木）、傅山（青主）等人。其中朱耷、道济工山水画；萧云从工人物画，曾为《楚辞》作图。该派画家的作品多寄寓亡国之恨，表现出强烈的与清王朝对立的情绪。另一派以清初“六大家”为代表，为王时敏（烟客）、王鉴、王（石谷）、王原祁（麓台）（其四人又称“清初四王”）和恽寿平（南田）、吴历（渔山）诸人。“清初四王”承袭董其昌之画风，缺少个人的特色。恽寿平工花卉，吴历长于山水且受西洋画风影响较大。康熙年间的“如意馆”集中了这一派的画家，他们为清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代表作如王原祁的《南巡图》和《万寿盛典》等。
清代中期，绘画形成了京城北京和商业重镇扬州两个中心。
北京是宫廷绘画所在地，宫廷绘画因皇室的扶持而活跃起来，画家增多，地位也大大提高。乾隆时期，在清宫画院内形成了实力雄厚的郎世宁（意大利人）新体画集团，使清朝的宫廷画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颖绘画风格。郎世宁创作了大量人物肖像、历史纪实、走兽翎毛、花卉和静物画作品，存世之作近百幅。马是中国历代画家描绘的传统题材之一，绘画史上画马高手迭出，而郎世宁画马却别具一格。他熔中、西绘画技法于一炉，运用中国的毛笔、纸绢和色彩，却以欧洲的绘画方法表现马匹的立体感和皮毛的质感，使得笔下的马匹形象造型准确、比例恰当、凹凸立体。中国古代画家一般采用延绵遒劲的线条来勾勒物象轮廓，而郎世宁以细密的短线，按照素描的画法，来描绘马匹的外形、皮毛的皱褶和皮毛下凸起的血管、筋腱，或者利用色泽的深浅，来表现马匹的凹凸肌肉，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马匹形象迥然有别。在200多年前的宫廷里，这种别开生面的画法受到了皇帝的喜爱，并影响到一部分中国宫廷画家的画风，而且这种中西合璧的画马技法流传至今。
同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扬州也掀起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形成清中期画坛南北风格的对峙。扬州八怪即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汪士慎8人。他们直接受石涛的影响，反对因袭古人模拟古画，主张流露真情，抒发个性，力求创新，自辟蹊径。扬州八怪的作品大都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耐人寻味的笔墨情趣和清新狂放的艺术格调，在写意花鸟画和人物画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
郑燮（1693~1765），“扬州八怪”中的代表人物，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郑板桥在诗、画、书法三方面均造诣很深，号称“三绝”，形成了“真气、真意、真趣”的特色。他尤其善画墨竹和兰花，笔墨劲秀，风致潇洒，生机盎然，一扫清代画坛仿古、拟古的庸俗画风。郑板桥作画，功力皆来自于平时对自然的观察，他曾经说过：“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由此可以看出郑板桥对客观事物既能深入观察，心领神会，又能以高超的绘画技法将其自然的神韵表现出来。其品俊雅飘逸，其操守亦清高绝俗，他有一首题画诗写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渔杆。”表露了绝弃仕途，忘然江湖，归隐自然的愿望。
图书的整理与编纂
中国历史上编纂的大型类书或丛书，如三国时魏文帝命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唐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编成的《永乐大典》，辑书22900多卷，共11095册，规模空前。
大凡盛世，总要整理、编纂文化典籍；清代也不例外。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组织一批人员，纂成《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是我国继明代《永乐大典》之后又一部大型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内容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编，下设32典，分6109部。每部又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等类目。该书条理清楚，搜集广泛而宏富，迄今为止仍为许多学者所重视。由于书中所辑资料下及清初，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类书。比如，此书在记载明末清初西洋历传入我国、造图制器等方面，皆胜往昔。此外，艺术典内还吸收了西方的数学，如几何、代数的公式，平面、立体的图形等，均为过去类书所不载。又由于《古今图书集成》晚于《永乐大典》300余年，因此收录了许多《永乐大典》所没收录的东西，如金、元人的遗文，明及清初的文献等，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清代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修纂《四库全书》。主持编写该书的是著名的学者纪昀。他组织名士359人，任职于四库馆，自乾隆三十八至五十二年（1773~1787），历时15年编成该书。此书共收书3457种，79070卷，存目6766种、93551卷，装订为36275册，几乎囊括了乾隆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书成之后，共缮写7部，分别藏于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该书编纂过程中，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如于敏中、金简、纪昀、陆锡熊、任大椿、戴震、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均参与纂修，撰写提要。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出许多子目。《四库全书》编成之后，纪昀等人又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将收录的每本书的渊源、版本、主要内容作了提纲性的介绍，以方便利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内容丰富浩瀚，包罗宏大，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以其繁荣的社会经济和集大成的文化、艺术成就，铸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但这盛世局面却宛如落日之前瑰丽的黄昏景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盛世之中，孕育滋长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特别是随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文字狱的迭兴、科举制度的流毒、吏治的腐败以及闭关锁国的影响，使得清王朝自乾隆后期很快走上了下坡路。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中外交流的大门被关闭，思想、学术的生命力日见衰微，在世界资本主义凯歌行进中，清王朝却日趋保守，遂在嘉道之际，形成龚自珍所描述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整个社会迅速走向衰退和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