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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天朝上国的盛世繁华
文明探索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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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东北地区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乘势崛起，统一女真族诸部。征战过程中，他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接着进攻旅顺，拉开了反明战争的序幕。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通过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后金的封建化进程；同时消除朝鲜和蒙古的威胁；控制了整个辽西走廊，为清军入关扫清了道路。明崇祯十七年（1644），皇太极第九子顺治帝入主中原，定鼎燕京，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建立。
满族的祖先
满族祖先属于通古斯族的后裔，很早就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临海滨，北至黑龙江流域，南到松花江上游的广大地区，过着捕鱼狩猎的生活，通古斯族语称其为“朱里钦”，意为“东方人”之意，经过“重译”，被中原人译成“肃慎”、“稷慎”、“息慎”等名字。早在传说中的舜、禹时代，肃慎人就同中原有了联系。禹定九州后，他们进贡了弓矢。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之时，肃慎人“贡矢石”，表示祝贺。
周至春秋之时，中原人常说：
“肃慎、燕、亳，吾之北土。”后汉、三国时，肃慎人被称为“挹娄”，北魏时又被称作“勿吉”。
隋唐时满族的先民被称为，分为7部，其中以粟末、黑水2部最强。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于唐武周圣历元年（698）建立了政权，自称“震国”，这是满族先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玄宗先天二年（713），唐册封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大祚荣遂改震国为渤海国。渤海国自大祚荣起，传位15代王，盛时设5京、15府、62州，管辖着牡丹江、绥芬河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今俄国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地域，创造出了灿烂的“渤海文明”。
渤海政权为契丹所灭，契丹族首领阿保机在渤海旧址上建立起了大辽政权，改称为女真，并将其分为“生女真”（未被辽朝同化、停滞在渔猎与游牧生活之中）和“熟女真”（被辽朝同化、进步到定牧生活与耕种生活），分而治之。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了女真诸部，建立了金。后来金国灭掉辽国，大败北宋，掳走了徽、钦二帝；迁都燕京，势力发展到黄、淮流域，统治中国北方百年之久。进入黄、淮流域的女真人，后来绝大部分和当地的汉人融合了，而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则依然过着捕鱼狩猎的生活。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人，归元朝的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元朝还在黑龙江口的奴儿干设立了征东元帅府，沿途又设了许多驿站、狗站，派兵到水达达路屯田、戍守，加强了女真人和内地各族人民的联系。
明朝初年，女真族分为三大部，即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三大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袭建州和海西女真，“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
元朝时曾在建州女真地区设置了5个万户府，任命5位万户。到了明初，生活在牡丹江和松花江汇流处的胡里改部阿哈出和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就是其中两个世袭的万户。由于经常受到野人女真的侵袭，不得安宁，因此这两个部落从洪武五年（1372）左右，开始向东南迁移。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阿哈出到明都应天（今南京）朝贡，明成祖在胡里改部住地设建州卫，命阿哈出为指挥使。永乐九年（1412）明政府又增设建州左卫，由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执掌。正统七年（1442），明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出建州右卫，以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掌左卫，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掌右卫，建州三卫由此形成。
成化三年（1467）后，建州三卫都逐渐南迁到浑河、苏子河上游地区定居下来。苏子河畔在今辽宁省抚顺城郊东南二十多里处，周围丘岗起伏、层峦叠嶂。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岗北坡，背靠鸡鸣山，西贴烟囱山（呼兰哈达），东接连绵的丘岗，正北平地数里之外是启运山。历史上有名的赫图阿拉城，便坐落在这群山环抱的谷地之中。就是在这方圆不过二三十里的谷地中，建州女真由此逐渐强盛崛起，成为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
明万历十七年（1589），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后金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废旧有族名，改称“满洲”。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才改称“满族”，从此“满族”沿用至今。
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大清王朝的奠基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建州左卫人，青年时期投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为一员猛将。努尔哈赤勤奋好学，熟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结交汉族士人和英雄豪杰，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明末黑暗的统治以及辽东混乱的局面，给努尔哈赤提供了大展宏图、成就帝王功业的大好机会。
统一女真各部
万历时期，建州三卫势力已经衰落，各部力量逐渐趋向平衡。以建州左卫为中心，各部称雄争长，斗争激烈。当时女真又分裂为四部：建州部（包括苏克速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部（包括讷殷部、鸭绿部、朱舍里部）；东海部，又称野人女真（包括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海西部，又称扈伦四部（包括叶赫部、辉发部、哈达部、乌拉部）。
万历十年（1582），明朝驻辽东将军李成梁任用建州左卫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为向导，攻克了阿台为首的女真部落的根据地古勒山，大获全胜。但是李成梁听信苏克速护河部首领尼堪外兰的挑唆，错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袭父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以祖父和父亲留下的13副铠甲武装了自己的少数部众，起兵攻打尼堪外兰。尼堪外兰敌不过努尔哈赤，率残部逃往鄂勒珲（今吉林市南）。努尔哈赤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100余名兵士和30副铠甲，势力逐渐增强，便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
此后的几年中，努尔哈赤征服了栋鄂部、浑河部、哲陈部、完颜部和苏克速护河部，并杀死了宿敌尼堪外兰。到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的行动引起了海西女真各部的注意，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纠集海西的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四部，长白山讷殷、朱舍里两部和内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3部组成九部联军共3万人，分3路向努尔哈赤所在地发起进攻。
努尔哈赤临危不惧，沉着迎战，抢占有利地形古勒山，诱敌深入，伏击叶赫部成功，打乱了联军阵脚。然后努尔哈赤率军乘胜追击，九部士兵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古勒山一战，努尔哈赤杀敌4000人，获马3000匹，盔甲千副，威名大震。
粉碎九部联军后，努尔哈赤乘胜东进，征服长白山部。此后，努尔哈赤采取分化瓦解和逐步蚕食的策略，将海西女真各部各个击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除明朝支持的叶赫部外，海西女真其他各部都归附了努尔哈赤。野人女真在努尔哈赤的招徕和争取下，先后有不少部落归附。万历四十四（1616）年，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
金国英明汗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主持创建了女真文字，建立了“后金”政权。随着女真各部的发展，女真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主是统治阶级，称为“贝勒”或“额真”，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阿哈（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或从明朝和朝鲜掠来的边民。自由民称为“诸申”或“伊尔根”，从事劳动，当兵服役，承担奴隶主的各种摊派。在女真各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随着军事战争和生产的发展，社会组织日益完善起来。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八旗制度使女真人战斗力加强，社会生产力也得到大大提高，为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
长期以来，女真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日益成为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努尔哈赤遂倡议并主持创制了满文。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令当时最有学问的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文字母，结合女真语音，拼读成句，创制出了满文。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满文制成后，努尔哈赤下令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推行，成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纽带。
后金建立后，统治者用满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大力汲取汉文化，特别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加速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促进了满族文化的进步。同时，满文记载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注意策略，远交近攻，武力征服与和平手段结合：拉拢蒙古、朝鲜，表示和睦；对明朝表示恭顺，多次亲赴北京朝贡；建设赫图阿拉，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初步厘定法律；同明朝加强贸易，换取粮食、布匹、铁器等生活和军事物资，加强补给和储备；注意延揽人才，选贤任能。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定都赫图阿拉，建立金国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
起兵反明
明王朝长期以来对女真推行民族压迫的政策，激起了女真人普遍的愤恨，努尔哈赤乘机起兵反明。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焚香告天，誓师抗明。努尔哈赤率2万旗兵，兵分两路，攻打明边境，旋即攻破抚顺和东州、马根单等城池，满载战利品返回赫图阿拉，在途中又设伏几乎全歼追击的万余明军。
努尔哈赤乘胜前进，又连陷鸦鹘关、清河城、抚安、三岔儿等地，攻城略地，声威震彻辽东，明京师“举朝震骇”。
明政府连忙从全国征集10万大军，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开赴辽东，兵分东（总兵刘铤为主帅）、西（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帅）、南（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帅）、北（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帅）四路进军，以杜松率领的3万西路军为主力，企图一举踏平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很快得到消息，知悉明军的部署和行动计划，提出“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即集中优势兵力，以迎战明军西路主力军为主的作战计划。
根据计划，针对明军行军态势，努尔哈赤以500旗兵牵制明军南路，而集中6万旗兵，迎战3万明军主力。三月一日，西路明军到达萨尔浒山后，主帅杜松分兵1万，亲自率领去攻打附近的界藩城。分兵作战，恰恰给了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机会，努尔哈赤分2旗兵力去界藩迎战明军，亲领6旗兵马，包抄萨尔浒山。驻守在萨尔浒山的明军心惊胆寒，又燃火取暖而自暴目标。后金将士乘机奋勇冲杀，一举攻上山顶，歼灭2万明军。接着努尔哈赤率兵驰援界藩，断掉明军后路，两路合击，歼灭攻打界藩的万余明军。至此西路军全军覆没，主帅杜松战死。三月二日，努尔哈赤乘胜率军北上，击溃明军北路。与此同时，明军东路兵分两路，扑向赫图阿拉。三日努尔哈赤命皇太极等率3万大军，兵分两路，回师急救赫图阿拉，四日击破明军东路。
在此形势下，明军南路急忙撤回沈阳。5天之内明军文武官吏丧生310人，士兵死亡4.5万余人。此战史称“萨尔浒之战”，是明金战争的转折点，此后明朝一蹶不振，转入防御，而后金势力日益壮大，对明战争很快转入了进攻。六月，努尔哈赤连陷开原、铁岭，为攻打辽沈打开了胜利之门。此后近一年时间，努尔哈赤进行休整训练，巩固后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时交好蒙古、朝鲜，以解除后顾之忧。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去世，光宗继位仅一月就病死，熹宗嗣位。其时宦官当政，党争激烈，朝政混乱。努尔哈赤趁机准备发动新的攻势，次年三月，努尔哈赤仅用3天，就攻占了沈阳，歼灭明军7万。接着，仅用2天攻陷了辽阳，歼灭明军6万。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改称东京。后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九日，努尔哈赤又迁都沈阳。天聪八年（1634），沈阳被尊为盛京。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城，袁崇焕以“红夷大炮”击败八旗兵。努尔哈赤遭遇了生平第一次挫败，退回沈阳后，郁郁不乐，七月间背发毒疽，八月十一日去世，终年68岁。
大清开国君主--皇太极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即汗位，1627年改元天聪，即清太宗。太宗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绥服蒙古，征服朝鲜，扫除了清政权的后顾之忧；西进南下，与明军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为清王朝入主中原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礼优汉官，重用汉将
随着后金统治区域的扩大，其治下的汉民越来越多，太宗在辽沈地区推行“编户为民”的政策，即废除汉人的奴隶身份，编为民户，建立汉军八旗，强调“满、蒙、汉人视同一体”。为适应统治汉民的需要，太宗大力礼优汉官、汉将，其中以重用范文程和洪承畴最为突出。
范文程满腹经纶，智虑深远。后金天命三年（1618）曾在抚顺谒见努尔哈赤，深得赏识，被委以重任。太宗登基后，更将范文程安置左右参与军政大计。范文程决策枢密、运筹帷幄，定军纪，立制度，招降将，安民心，鞠躬尽瘁，为清王朝的建制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太宗、顺治、康熙三朝的重臣。
洪承畴原为明朝名将，崇德七年（1642）被清军擒获，解送盛京（今沈阳）。洪承畴初决心以死报国尽忠。整日蓬头赤足，日夜叫骂，太宗派去劝降之汉人，皆被骂走。范文程受命前去劝降，绝口不提劝降之事，只和他谈古论今。洪承畴这才整理衣冠，坐而对答。当时恰巧有梁上积尘落在了洪承畴的衣襟上，他几次用袖轻轻拂去。范文程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回去告诉太宗说：“承畴是不会死的，他如此爱惜自己衣服，怎么会不惜自己的生命呢？”太宗听后，遂亲至洪承畴处劝降。
时值初春二月，寒气袭人，太宗见洪承畴衣衫单薄，亲解貂裘为他披上，并关切地说：
“先生不会受冻吧？”
洪承畴感佩而言：“真命世之主也！”叩头请降。太宗当即重重赏赐，并在宫中设宴、演戏以示庆贺。洪承畴降清以后，在清军入关和南下的战争中为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一般来降的明朝汉官、汉将，太宗皆以厚礼相待，从而笼络了一大批富有统治经验的汉官和骁勇善战的汉将。
如祖大寿、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皆在太宗时期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重要将领。
大批汉官、汉将降清，不仅提高了清政权的统治效能和战斗能力，而且迅速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
厘定官制，改革旧制
后金原是奴隶制政权，其中不少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女真族在辽东农业区域的社会发展。皇太极遂决定吸取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仿照明朝制度，更定官制，设置各级统治机构，并对后金政权中的旧制度进行了改革。
后金天聪三年（1629）四月，太宗设文馆，把儒臣分两班，叫巴克什（汉语文书之意，后改称“笔帖式”），也称文馆大学士。一班翻译汉文典籍，总结历史经验；一班记注本朝政事。文馆实际上成了太宗的咨询机关和顾问团。天聪十年（1636）三月，又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负责记录起居，撰写诏令、表章；内秘书院，负责撰写对外往来文书和对下属官吏的指令以及起草祭文；内弘文院，负责注译史籍，给汗及王子讲解经史。各院均设大学士1人、学士2人，三院共9人，由满、蒙、汉人分别担任。
努尔哈赤生前鉴于各旗主贝勒拥有强大权势、激烈争夺汗位，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宣布，以后实行八位和硕贝勒（八旗旗主）共议国政的制度；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事由八贝勒议处。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病逝，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汗，以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军国大事。皇太极的三位兄长均操重权，他们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的堂兄阿敏，被称为三大贝勒，分掌两红、两白四旗。每朝议事，太宗只能与三大贝勒并坐，行兄弟之礼。这种联合政体的继续存在，必然造成皇权分散，影响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针对八位和硕贝勒联合执政的制度，皇太极进行了改革。
首先是削弱八旗旗主对政权的控制力。旧制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员，作为旗主的助手。太宗继位不久，就下令“凡议国政，旗务大臣与诸王贝勒偕坐议之”。把诸王贝勒的部分权力分给了旗务大臣，使其相互牵制。天聪五年（1631）太宗参照明朝的政体，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每部由贝勒一人兼管部事。六部与八旗不同，八旗各树一帜，互不统属，太宗不能直接干预旗务，而六部是后金的办事机构，要服从汗的旨意，因此，六部的设立，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崇德元年（1636）又设都察院，以监察各级官吏。崇德三年（1638）七月，太宗下令停止贝勒兼管部事。
同年又设理藩院。八旗旗主不得干涉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事务，把政务同旗务分开，诸贝勒权力进一步被削弱。
其次，降低三大贝勒的政治地位，削弱其势力。在后金政权中，三大贝勒对皇权的威胁最大。天聪三年（1629）二月，太宗以关心三大贝勒劳苦为名，免去他们轮流值月，太宗说：“因循旧制值月，一切机务都得烦劳诸兄经理，多有不便，嗣后，可以让弟侄辈诸贝勒代为值月，如有疏失，问罪于下诸贝勒。”三大贝勒只好答应，离开值月，这意味着他们政治地位的下降。随即太宗开始剪除他们的势力。大贝勒阿敏首当其冲。阿敏以拥立太宗居功自傲，又因野心得不到满足怀有不满情绪。天聪三年十月，太宗亲率大军伐明，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城池，命阿敏率军坚守。旋即明军大举反攻，阿敏下令屠城并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后弃城逃跑。太宗抓住阿敏弃城屠民一事，连带追究旧恶，诸贝勒共议论罪当死，太宗从宽处理，改为幽禁。阿敏被贬之后，太宗便把打击矛头指向莽古尔泰。天聪五年（1631）八月，围攻大凌河城，莽古尔泰同太宗发生争执，甚至手握腰刀。
太宗非常恼怒，后以“御前拔刀罪”革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爵位，降为一般贝勒。事后参政李伯龙提出“莽古尔泰不应与上并坐”。太宗把李伯龙的提议交诸贝勒、大臣讨论。大贝勒代善领会太宗的意图，主动请求说：“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座于侧。”
太宗顺水推舟，立即批准代善的请求。次年正月，太宗正式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的旧制，改为“汗南面独坐”。朝仪的座位排列，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太宗南面独坐，俨然是“惟我独尊”的帝王了。
易国号，改族称
天聪九年（1635）二月，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上传国玉玺，归顺后金。传国玉玺的获得，使皇太极认为这是“天命归金”，应该顺天应人，登上皇帝宝座，于是在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在盛京大政殿举行了称帝仪式，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为什么皇太极要用大清作国号呢？
有人从宗教观念去解释，认为北方许多民族信奉萨满教，而萨满教崇尚青色，故以清（青）命国名；有的人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去解释，认为明为火，清为水，以水克火，清必代明；也有人从语音上去解释，认为金与清一音之转，满语发音并无差别。
目前多数学者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废金而改大清，主要是因为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国，长期与宋对立，金兵南下时大肆屠杀汉人，与汉民积怨甚深，如仍以金为国名，容易激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仇恨；再者，过去金朝只统治半个中国，而太宗目的是要一统天下，为了表示其雄心壮志，所以改金为大清。
太宗不仅废去大金国号，而且还改族称女真为满洲，并禁用“诸申”（女真旧号肃慎的别称）来称呼族名。这又为何呢？
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就改自己所在建州卫满住部为满洲部。太宗在修《清太祖实录》时，曾矢口否认自己的族称是女真，说“满洲”历来是我们的国名，因为南朝（明朝）不懂我们的语言，而误称为诸申、女真。太宗还否定满洲族与历史上的女真族有源流关系，他在给明将祖大寿的信里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故事为鉴。其实尔明主（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原来前金政权进入中原之后，“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不知枉杀了多少无辜汉人。此事留驻青史，影响甚大。
由此可以推断，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是为了避免激起广大汉民的民族宿怨，从而减少入主中原的阻力。
太宗改国名为大清以后，踌躇满志，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入主中原。早在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就发动“丁卯之役”，凭武力压服了朝鲜，迫其订立“兄弟之盟”，从而击破了明廷对后金政权的包围圈。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又发动“丙子之役”，迫使朝鲜承认与清政权是“君臣关系”，朝鲜由此完全脱离了明朝，并参加清军对明军的作战。蒙古各部也相继归附清政权。这样清政权周围3个敌国只剩下明朝，解除了西进、南下的后顾之忧。崇德五年至七年（1640~1642），清军攻下松山、锦州等城，控制了入关的门户，并收降明将祖大寿、洪承畴；崇德七年至八年（1642~1643），清军攻入关内，横扫晋、冀、鲁等地，八旗兵威震中原；崇德七年十月，五世达赖的代表和蒙古厄鲁特部首领戴青绰尔济亲赴盛京，与清通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晚，太宗突患中风暴卒，年仅52岁。其人虽逝，但生前已经铸成了多民族国家的雏形。问鼎中原，统一全国，已呈水到渠成之势。
定鼎燕京，入主中原
太宗皇太极死后，他的异母弟多尔衮拥立6岁的侄子-太宗的皇九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多尔衮被尊为“叔父摄政王”，执掌军政大权。多尔衮能征善战，素有远见，在他的主持下，清军伺机而动，问鼎中原。
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迅猛发展。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明崇祯帝于景山自缢，农民军攻占北京。四月四日，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说：“当今正是摄政王建功立业，垂休万世之时，应该进取中原，与流寇角争，并令（明）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直驱燕京。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多尔衮采纳此议，打出“救民出水火”的旗号，四月九日率清军直驱山海关。
此时山海关有吴三桂把守，李自成已派人送来其父吴襄的劝降书和4万犒银，招他入京，并派2万军兵代替吴三桂守关；多尔衮亦致书劝降。吴三桂骑墙观望，犹豫不定，虽接受了李自成的犒银，却在九门口屯兵，为自己留了后路，这才往京城慢行。途中遇见自京城逃出的家人，方知其父被囚，爱妾陈圆圆被掳。吴三桂掉头返回山海关，击走李自成的2万守关军兵，同时驰书向多尔衮求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前往山海关。正在紧急之时，多尔衮回书许以“必封故土，晋为藩王”，劝吴三桂降清。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进驻山海关外10里处。吴三桂出关拜见多尔衮，两人结为生死同盟。次日，多尔衮率清军分三路入关，多尔衮部署先以吴三桂率军自右翼对农民军发起进攻，继以八旗兵突袭农民军。
农民军两面受敌，败回北京，大势已去。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登基称帝，次日撤离北京西行。而多尔衮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急令吴三桂以及阿济格、多铎率精兵分为两路，向西追击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在明朝文武遗臣的迎接下，进入北京。入京之后，多尔衮首先致力于安定局势，恢复正常秩序。根据汉官的建议，多尔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第一，发布王令，重申清军“此行是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民舍，不如约者，罪之”。第二，为明崇祯帝发丧，全城官民服丧三日，由礼部以帝王礼葬于昌平明陵，并派兵护守明朝帝陵。第三，严格军纪，禁止士兵入民家，以安人心。令兵部传檄各省、州、郡、县，归顺明官，凡保全钱粮、户口、兵马册籍者升官加爵。这些作法，有利于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与合作，使局面很快稳定下来。至六月初，北京局势基本恢复正常。
多尔衮和入京诸亲王、大臣们遂议定迁都燕京（北京）。
八月二十日，顺治帝连同宗室公主、太宗后妃及诸贝勒大臣等一起西迁来京。九月十九日，到达燕京，自正阳门进入明皇宫。当日多尔衮率满、汉官员，上表劝进顺治帝定鼎燕京，即帝位，君临天下。同时派官员护送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的神主，入太庙安座。十月一日，定鼎大典在外城天坛举行。7岁的福临，偕同诸王贝勒来到天坛，祭告天地，宣告即大清皇帝位，颁布“大清时宪历”。十日，多尔衮代表顺治帝于紫禁城“皇极门”颁诏天下，诏书宣布：“十月乙卯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燕京，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一代新朝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