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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所有国家都会偶尔出现财政赤字，一些国家几乎一直入不敷出-这就是说，它们的税收收入通常不足以应付所有开支。当然，这些国家的情况与18世纪时的情况差异不大。1800年之前，各国都处在战争之中或在为战争做准备，这自然带来了巨额的开支；而农产品歉收（或贸易锐减）也导致税收减少，从而使得国家收入大幅下跌。
尽管这些赤字的数额与国家收入比起来相对较小，但是却不容易在财政上实现填补。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而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初见雏形，首次形成了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借贷代价昂贵-即它们为贷款所付的利息相对过高-因为它们被投资者认为是不可靠的债务人。因此，预算赤字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填补：要么出售皇家资产（土地或办公场所），要么通过通货膨胀（国家贬值流通货币）来实现。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征收新的税项，但是鉴于17世纪已发生，并将贯穿19世纪的事例来看，税收制度的重大变化通常需要通过代表机构作出某种政治承诺；法国大革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加速到来，当时为了从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中的权贵们手中获取新收入，国王作出了一定的承诺，但所有其他财政变革未能跟上国王的军事行动需求，因而引发了大革命。这条法则有一个例外，即当时的英国，它自17世纪晚期就形成了一套相对精密的公共借贷（国债）和货币管理（英格兰银行）体系。另外一个例外是德国的一个小公国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它的统治者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收入盈余，他雇用属地中的人给别国当雇佣兵获取收入。参与管理该国统治者的庞大投资组合，也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从一个硬币交易商（他最初的业务）转变为一个银行家迈出的第一步。
1793~1815年期间，再次发生的战争主宰了一切，它对财政带来的副作用非常复杂。首先，所有参战国的经济都因为空前的开支而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最极端的例子是法国的纸币体系崩溃。欧洲的货币-包括1797年之后的英镑-均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其次，战争的破坏（比如，法国占领了阿姆斯特丹以及拿破仑的大陆经济封锁计划）带来了一些机会，一些商人可以通过高风险的交易获得巨额利润，比如走私纺织品、金银等以及帮助流亡的统治者管理已有的投资。第三，英国对欧洲大陆盟友的巨额经济援助推进了跨国界支付系统的变革，因为此前这个系统从未处理过数额如此庞大的款项。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堪的局势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实现了关键性的飞跃，他们从两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位于法兰克福的小型商业银行以及位于曼彻斯特的一个布料出口公司-一跃成为一个跨国金融合伙人公司。
拿破仑被打败以后，世界对国际金融服务的需求并没有终结；恰恰相反，战争带来的债务和赔款业务几乎一直贯穿着整个19世纪20年代。而且，新的财政体系需要快速摆脱政治危机。这段期间，西班牙以及奥斯曼帝国一直被这种危机困扰。与此同时，英国财政紧缩以及货币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种新的投资需求，即那些在战争期间将资金投入到高收益英国债券上的人已适应高风险的考验，仍希望有类似的投资机会。这种需求在内森以及他的兄弟们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他们建立的体系能够让英国的投资者（以及西欧其他富有的“资本家”）通过购买具备国际兑换能力、固定利率的无记名债券（即可以转手），来实现对别国债券的投资。这种体系对19世纪历史的意义不能被过于强调。这个日益扩张的国际债券市场将欧洲真正的“资本家”聚集到了一起：那些身家足够显赫的人能够在这样的资产中“冻结”一部分财富，并足够精明地意识到这种资产相对于传统持有财富方式（土地，贪污受贿）所具备的优势。债券是流动的。它们一周内在欧洲证券交易所买卖的时间长达五天半（节假日除外），还可以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私下交易。这些债券能够带来巨额的资本利润。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们同时也会带来巨额损失。
什么决定了19世纪债券市场的涨落起伏？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理解罗斯柴尔德银行历史的关键所在。很显然，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短期贷款的条件以及可选私募证券的要求方面尤为突出。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信心：投资者（尤其是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大型做市投资商）对发行债券的国家偿付能力的信心。实际上只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不再履行自己的义务：战争，这会导致其开支增加以及税收的减少；国内局势动荡，从政府更迭到全面爆发的革命，这不仅会导致收入锐减，而且还可能导致权力更迭，新的政府可能不会承认之前的债务。这些危机的任何一个迹象都是市场极为关注的，因为它们带来的可能是债务的终止，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比任何人都更关注这些迹象。
这也解释了他们每天总是密切关注政治和经济新闻的原因所在。三方面可以让一个投资者取得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接近政治生活以及消息来源的中心；得到各国消息的速度，无论这些国家离他多远；控制这些消息传给其他投资者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尽可能与当时上层政治人物维持紧密关系的原因。它同时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精心构建一个网络，在其他核心金融市场中安插代理人，并向其支付薪酬的原因，这些代理人的工作不仅仅是代表他们开展业务，同时还负责替他们收集最新的金融和政治消息。此外，它还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想方设法地提升消息从代理人那里传递到他们手里的速度的原因。早期，他们依赖的是自己的信使系统，也享受到了超越欧洲外交机构的果实。他们有时也用信鸽在不同市场间传递最新的股票价格和汇率等信息。电报问世后，信息趋向“大众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个角落；而在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问世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网络使得他们比对手拥有了更多优势。即便丧失了这些优势，他们仍然对金融媒体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这些媒体，相关消息传递给了更多的受众。
有关国际或国内局势可能出现动荡的信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它带动市场价格和投资收益的跌宕起伏，而这些又是投资者所密切关注的。但是，政治与债券市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模式的关系。已有的政府证券-过去财政政策的产物的价格波动对现在以及将来的财政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说，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券来借入更多的资金，现有债券价格的下跌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出于这样的原因，债券价格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历史学家很少提及。它们是对某一政权信心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每日民意调查。当然，用现代、民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它们确实是一种基于无代表性对象的民意调查。当时只有富裕阶层，即“资本家”拥有投票权。19世纪的政治生活本身并不是民主的。实际上，持有政府债券的人，非常粗略地说，都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即使那些传统富豪（即主要以土地房产为财富形式的人）与持有债券的资本家（即掌握纸质证券的人）不时会爆发一些小冲突，这些资本家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阶层，他们的观点在等级森严、不民主的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投资者抬升一个政府的证券价格，这个政府便会感到高枕无忧；而如果他们抛售股票，这个政府可能很快就会财源枯竭，根基受损。
债券市场这一独特的“美丽”之处，最终被每个国家（包括所有新兴国家和殖民地）所认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可兑换债券在流通。政府债券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财富为透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它们也是理解诸如罗斯柴尔德这种银行的关键因素，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此类债券的主要做市商。实际上，通过调整现有的政府借贷制度，让债券更便捷地流通，罗斯柴尔德家族等于是创立了现代形式的国际债券市场。早在1830年，一个德国作家就注意到，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18年引入了债券这种新发明：
每个持有国家债券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无须舟车劳顿就能就近收取利息。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可以在伦敦、那不勒斯或者巴黎支付奥地利金属货币的利息、法国的定期存款利息以及英法联盟的债务利息。
本书的核心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花费大量心血建立并发展的国际债券市场，尽管他们同时也在其他许多金融业务上投注了大量的精力：金银块交易中介和金银提炼，接收和贴现商业票据，直接买卖商品，国外交易所交易和套汇，甚至涉足了保险业务。这些活动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存款和借贷业务，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向一些经过选择的客户-通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拉拢的皇室和贵族成员-提供一系列的“个人银行服务”，从大额个人贷款（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王子）到最高等级的私人邮递服务（如维多利亚女王）。与巴杰特的印象相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也会接受这些独一无二的客户的存款。他们同时也是主要的工业投资商，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重要性通常被低估了。
随着铁路的发展，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交通系统的转型成为可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众多支持铁路修建的财团之一，当时的铁路从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境内开始修建。实际上，到19世纪60年代，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已经建成了泛欧铁路网，北至法国、比利时，南至西班牙，东到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涉足了采矿业。从19世纪30年代兼并西班牙的阿尔马登汞矿开始，他们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急速扩大了在矿业方面的产业规模，投资黄金、铜、钻石、宝石和石油矿业。与他们最初的金融业务一样，他们的矿业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从南非到缅甸，从蒙大拿（美国西北部一州）到巴库。
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要阐述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最不寻常的一家企业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不过，它并不仅局限于狭窄的经济史。因为，这个公司的历史与这个家族的历史是相互交织、难以分割的：之前的历史学家（以及电影制片人）经常使用“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词，也被许多与这个家族同时代的人使用，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本身，以彰显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定期修改和更新合伙协议来掌控家族的商业活动以及日益庞大的利润分配；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成功的秘密中，与合伙协议同等重要的便是它的婚姻协议，他们一直恪守“族内通婚”的规则-即罗斯柴尔德与罗斯柴尔德结合，这样就能保证整个家族资产的完整-也能够防止“外人”分占。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成员嫁给家族外的人时，她们的丈夫就被禁止直接参与家族业务，这些女性成员同样被剔除在外。家族合伙的理念也通过世代相传来确保家族企业的永存和增长。不可避免的是，家族的整体野心与“不幸”使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个人意愿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老迈耶·阿姆谢尔去世之前强势维持着整个家族，强调整体的野心，但他去世之后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却几乎没人具备这种奠基人对工作和利润无休止追求的热情。父亲们对儿子们失望之极，兄弟们相互憎恨；爱似乎并不需要，甚至是被禁止的。表亲通过婚姻强扭在一起，丈夫、妻子经常反目。所有这些，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些享誉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小说中描绘的大家族共通的地方；如萨克雷刻画的纽科姆家族、特罗洛普笔下的帕利泽家族、高尔斯华绥描写的福赛特家族、托尔斯泰呈现的罗斯托夫家族，以及托马斯·曼笔下的布登勃洛克家族（幸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家族不在此列）。当然，19世纪时的大家族比比皆是-出生率高，而且对于富人来说，死亡率又低-可能仅从这方面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家族”（海涅曾这样评价过这个家族）。
因为如此富裕，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轻易地得到与欧洲贵族同等的物质条件；他们在克服各种法律、文化阻碍，得到上层地位方面获得的成功，是19世纪社会历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课题之一。由于老迈耶·罗斯柴尔德被禁止拥有自己的住宅（现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以外的任何资产，所以很容易理解他的5个儿子对土地以及大房子的渴望；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宏伟“宫殿”和住宅是其第三代修筑的，这些也成为这个家族让人景仰的“纪念碑”。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致力于追逐和获得名誉、头衔与其他荣耀，进而获得最终的“奖品”-1885年被授予英国贵族地位。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还涉足了狩猎和赛马，这些都是典型的贵族消遣项目。他们在融入社会方面也有着相似的过程，这方面能够从他们在文化领域的活动中探寻到：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对艺术品、装饰品以及家具的收藏有着很大的热情，他们也将大部分收藏传给了自己的后代；他们还在自己的关系网中揽入了许多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和海因里希·海涅）、音乐家（最著名的是弗雷德里克·肖邦和焦阿基诺·罗西尼），以及建筑师和艺术家。从很多方面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19世纪的“美第奇家族”。
但是如果你将他们视为“封建”中产阶级家庭的原型，代表的是以土地为资产的精英阶层，那就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带到贵族阶层中的许多行为方式的动机都是出于商业考虑。起初，他们购买土地用于投资，希望能借此获得经济回报；他们修建大房子，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运营考虑，作为向企业界展示自己好客作风的私人酒店；内森的儿子和孙子们甚至将购买赛马当做是一种有趣的投机性投资，他们赌马的方式与股票市场中的操作手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直白地说，混杂在权贵阶层之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些人手握大权，掌控一切，而且从非正式社交场合获得的信息并不比与大臣们的正式会议获得的少。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们比任何贵族或中产阶级家庭都更忠诚地团结在一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维系自己头上的“王冠”。与那些走出众多欧洲国王的庞大家族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族内通婚的偏爱近乎极端。他们一直沉浸在一种自我感觉当中，即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欧洲犹太精英阶层中是这样的。从这方面讲，同时期人们称呼他们的，诸如“犹太人之王”这样的词语包含着重要的真实成分。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以及行事处世的-如他们的信中出现的“我们神圣的家族”，这也是许多没那么富裕的犹太人看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式。
与欧洲和中东犹太教以及犹太社区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最迷人的主题之一。对他们以及19世纪移民到西方社会的众多犹太家庭来说，融入定居国的社会生活为他们的信仰带来了挑战，尽管有关歧视的立法比较松散，使得他们不仅能获得大量金钱，而且也能用钱买到许多他们渴望的东西。不过，无论他们的房子如何奢华，他们的孩子接受多么好的教育，他们仍经常遇到排斥犹太人的现象-从法兰克福暴徒的攻击到贵族们不经意间的蔑视，以及异教徒银行家为“犹太佬”提供的服务。其他许多富庶的犹太家族迫于这些压力，改变了信仰，变成了基督徒。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没有，他们仍然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在自己所参加的犹太社团的各种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寻求利用自己在各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来改善这些国家中犹太人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进行着这样的努力，而且还一直在许多他们有业务的国家以及没有经济利益存在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叙利亚）中，为犹太人的权益奔走着。至少这个家族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些无私的活动是与整个家族的成功密切相关的：坚持祖先的信仰，牢记自己“同一信仰的贫穷同胞”，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不仅能证明自己对好运的感激之情，也能够确保这种好运持续下去。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家族的历史既是政治史也是金融史：19世纪重要的政治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囊括在本书中。早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意识到接近政治家的重要性，那些人不仅仅能够决定预算赤字的额度，而且还能决定国内以及对外政策，而这些都是影响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政治家们也很快意识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家族有时在增强国家的偿付能力方面举足轻重，而且政治家还可以一直依赖他们的情报系统，这些情报几乎每分钟就能更新一次。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的首席财务顾问卡尔·布德鲁斯，以及后来的卡尔·泰奥多尔·安东·冯·达尔贝格（拿破仑莱茵同盟中的大主教）等人建立的紧密关系，是他的儿子们接近欧洲政治家的典范，他的5个儿子与全欧洲政坛人物的交往事例数不胜数。从1813年开始，内森与大英帝国的全权代表约翰·查尔斯·赫里斯确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后者资助了威灵顿当年入侵法国的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在英国的另一个“朋友”是查尔斯·斯图尔特，他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的一个兄弟，同时也是英国驻维也纳、特罗保（今捷克共和国奥帕瓦）、莱巴赫（今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以及维罗纳议会的代表。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与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以及财政大臣尼古拉斯·万西塔特保持着直接联系；在1830~1832年的改革危机期间，还给威灵顿公爵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建议。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也深入到了皇室内部。内森首先与英国皇室成员确立了直接联络的关系，这得归功于老迈耶精明的“投资”：他购买了摄政王乔治（后来成为了乔治四世国王）和他兄弟们的未偿债务。与英国皇室的这种紧密关系后来又通过与萨克森-科堡家族的交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娶了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他后来成为统治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国王。而且，利奥波德的侄儿阿尔伯特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之后，也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财政援助。作为回报，维多利亚的长子继承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的前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维多利亚时代，大量政治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紧密关系：19世纪四五十年代，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竞选英国下院议员时，不仅获得了辉格党人约翰·罗素勋爵和庇尔党格拉德斯通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保守党人迪斯雷利和乔治·本廷克的支持。后来，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与格拉德斯通的关系变得疏远，但他们与迪斯雷利、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以及约瑟夫·张伯伦和亚瑟·鲍尔弗却是越走越近。19世纪八九十年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以及格拉德斯通的继任者、自由党首相罗斯贝里都在帝国事务方面向他们寻求建议。实际上，罗斯贝里的妻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迈耶的女儿汉娜。
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也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19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与维莱尔伯爵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他们又将自己的忠诚心转移到了路易·菲利普身上；1848年，通过接近共和党上层人士，他们成功地“熬过了”大革命；再后来，因为他们不喜欢拿破仑三世的对外冒险主义政策，又暗中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一番斗争。他们在第三共和国里也有一个坚定的盟友：莱昂·赛，他曾四次担任法国财政大臣。在德国和奥地利，萨洛蒙·罗斯柴尔德与梅特涅的紧密关系，在1818~1848年间极其重要，但是这远不是唯一的例子。复辟时代的其他朋友还包括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伯爵以及埃斯泰尔哈吉家族的成员；同时还有（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亲王，教育改革家、外交官威廉·冯·洪堡以及普鲁士皇家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罗特尔。与俾斯麦之间建立联系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尽管19世纪70年代时，迈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已能够充当“老俾”和伦敦、巴黎政府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威廉二世授予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一枚奖章，表彰他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并视阿尔弗雷德的兄弟纳迪为“一个值得尊敬的老熟人”。
本书的中心目标之一便是要理清这些关系。弗里茨·斯特恩在针对俾斯麦与格尔松·布雷克劳德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历史学家通常羞于承认金融因素在俾斯麦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毕竟他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政治人物。奇怪的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度影响力颇大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点也几乎没采取任何行动来予以修正，他们更喜欢武断地认定而不是通过论证来证明统治阶级的利益本质上与“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或是其附属物）。近年来，研究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于伦敦与帝国关系的认识。但是凯恩与霍普金斯改进的“绅士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金融史中扮演着极罕见的重要角色，对于这个模型来说，这个家族是一个例外，其对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证明理论规则成立的范围。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之后的成员，在西区剧院或在英国变得确实颇有绅士风度，但是在“账房”中，他们仍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们所用的法则和戒律都发源自法兰克福的犹太街-他们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