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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腐败
然而，赞同市场伦理优于排队伦理的功利主义观点，还会招致一个更深层的、更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功利主义的考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考量。特定物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价值超出了它们给个体买方和卖方带来的功利。一个物品的分配方式，有可能是使其成为某种物品的因素之一。
下面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纽约公共剧院在夏季免费演出莎翁戏剧的问题。该剧院的发言人在解释剧院为什么反对受雇替人排队这种做法时说，“我们想让人们拥有免费观看伟大戏剧的体验”。但是为什么呢？如果门票被倒卖，免费观剧的体验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剥夺呢？当然，对于那些想观看演出却无力购票的人来说，这样的体验是被剥夺了。但是在这里，受到侵害的不只是公平。当免费的公共戏剧变成了市场中的一件商品的时候，某种特别重要的东西也就丢失了，而这种东西要比那些买不起高价票的人所体验到的失落更重要。
纽约公共剧院把它在户外的免费演出视作公众节日--一种市民的庆典。可以这么说，它是这个城市给自己的一件礼物。当然，观看演出的座位是有限的，整个城市的市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都来观看戏剧。但是剧院的想法是让大家都可以免费地观看莎翁的戏剧，而不考虑其是否具有支付能力。从本应是礼物的活动中收取入场费或允许黄牛倒票，都是有违其初衷的。这种做法把公众节日变成了一笔生意，亦即一种图谋私利的工具。这就好比该城市让人们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付钱观看焰火表演一样。
类似的考量也可以用来解释在国会山付钱雇人排队错在何处。一种反对意见是关于公平的：富有的说客们垄断了国会听证会的市场，从而剥夺了普通民众参加听证会的权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参加国会听证会的不公平，还不是这种做法唯一令人讨厌之处。假设说客们雇用排队公司的做法会被征税，而且此项收益会被用来使普通民众也能够享受得起其他人替他们排队的服务。这种补贴也许可以采用诸如抵用券的形式，普通民众可以将其拿到排队公司以一定折扣率兑换成现金使用。这种方案也许能够减少现行做法中的不公平成分。但是，即便如此，它仍会招致一个更深层的反对意见：把参加国会听证会这件事情变成一种可售商品，是对国会的侮辱和贬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允许人们免费参加国会听证会的做法“低估”了国会听证会这一物品的价值，从而导致了排队。替人排队的行业通过确立市场价格的方式修正了这种低效率的状况。它把听证室的座位分配给了愿意出最高价的人，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对代议制这一物品进行估价。
如果我们追问国会为什么一开始就对参加听证会“估价过低”，那么我们就能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假设为了减少国债，国会决定收取听证会门票，比如，1000美元可以获得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个前排座位。许多人都会反对这种做法，这不仅是因为入场费对于那些无力购买入场券的人不公平，而且也是因为向公众收取参加国会听证会的费用乃是一种腐败行径。
我们时常把腐败与非法所得联系起来。然而，腐败远不只是指贿赂和非法支付。腐蚀一件物品或者一种社会惯例也是在贬低它，也就是以一种较低的评价方式而不是适合它的评价方式来对待它。国会听证会收取入场费的做法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腐败。这种做法把国会看成一种生意，而并非一种代议机构。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回答说，国会早已经成为一种生意，因为它常常把影响力和恩惠出售给特殊利益集团。所以，那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点并收取费用呢答案是：游说、以权谋私以及内部交易这些已然困扰国会的现象也是各种腐败的实例。它们反映了政府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堕落。在任何对腐败的指控中，都会涉及有关一个机构（此处是国会）所正当追求的目的和目标的观念。在国会山替人排队的生意，亦即游说行业的一种延伸，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腐败。它并不违法，而且付款也是公开进行的，但是它却因为把国会当作了谋获私利的摇钱树而非实现公共善的工具而贬低了国会。
倒票有什么错
为什么一些付费插队、替人排队和倒票行为会令我们觉得讨厌，而另一些这样的做法却不会呢其原因是市场价值观对某些物品具有腐蚀性，但却适宜于其他一些物品。在我们决定一件物品应当由市场、排队或者其他某种方式来分配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该物品的性质以及人们在评价这件物品时应当采用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情。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由3起“低估”物品而引起倒票的案例：一是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露营地，二是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举行的露天弥撒，最后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的现场音乐会。
倒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露营地的门票
加利福尼亚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每年都会吸引至少400万名游客前来。大约有900个主要的露营地可以提前预订，每晚象征性地收取20美元。人们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订，每月15号上午7点钟开始，最早可以提前5个月预订，但仍一票难求。这方面的需求太大，尤其是夏季，因此在预订刚开始的几分钟内露营地的门票就会被预订一空。
然而，2011年《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的一篇报道称，票贩子以100~150美元一晚的价格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出售约塞米蒂露营地门票。一直禁止倒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接到了如洪水般对黄牛党的投诉，于是它设法制止黄牛党的不正当交易。根据规范的市场逻辑，我们不明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国家公园管理局想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为社会提供的福利最大化，那么它就应当使那些最珍视露营体验的人享用这些露营地，而珍视的程度应当根据人们付费的意愿来定。就此而言，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欢迎黄牛党，而不是试图驱逐他们。或者，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把约塞米蒂露营地的门票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的价格，以消除超额需求。
然而，公众对倒卖约塞米蒂露营地门票的行为十分愤怒，他们拒绝了这种市场逻辑。披露这一事件的《萨克拉门托蜜蜂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以“黄牛党侵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还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吗？”为大字标题，对黄牛党进行了谴责。它把倒票行为视作一种应予以制止的骗局，而不是一项有益于社会功利的服务。这篇社论指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奇观属于我们所有人，而不只属于那些付得起额外价钱给票贩子的人。”
在人们敌视倒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门票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有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关乎公平，另一种则是关于评价一个国家公园的适当方法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所担忧的是：倒票对于一般收入阶层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无力支付每晚150美元的露营地门票。第二种反对意见隐含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社论所提出的反问中（即“还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吗？”）；它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东西是不应当拿来估价待售的。根据这个观点，国家公园不只是使用的对象或社会功利的来源。它们是有着自然奇观和美景、值得人们欣赏甚至敬畏的地方。黄牛党兜售这种地方的门票似乎是对美的一种亵渎。
兜售教皇弥撒的门票
另一个市场价值观与神圣的事物相冲突的案例是：当教皇本笃十六世首次访问美国时，人们对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露天体育场举办弥撒的门票的需求，远远超过了这些体育场所能够提供的席位数量，甚至扬基体育场也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免费门票通过天主教主教教区和本地教区分发。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倒票行为--一张门票在网上至少卖到200美元。于是，教会官员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其理由是参加宗教仪式的门票不应当被拿来买卖。教会的一位女发言人说：“不应当有门票市场。你不能花钱庆祝圣典。”
那些从黄牛手中买到门票的人也许不会赞同这个观点。他们成功地买到了门票并庆祝了圣典。但是我认为，教会那位女发言人所试图表明的乃是一个不尽相同的观点：尽管通过从黄牛手中购票有可能参加教皇的弥撒活动，但是如果这样的体验是可以被待价而沽的话，那么这个圣典的精神也就被玷污了。把宗教仪式或自然奇观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乃是一种大不敬。把圣事变成获利的工具，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斯普林斯廷演唱会的门票市场
但是，当我们碰到部分是商业因素而部分是其他因素的事件时，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呢？2009年，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他的家乡新泽西州举办了两场音乐会。他把最高票价定为95美元，尽管他本来可以把票价定得更高，而且演出也仍会场场爆满。斯普林斯廷的这一限价行为导致了猖獗的倒票行为，而且也使他损失了一大笔钱。在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最近的巡回演唱会中，最好的座位票已经被卖到了450美元一张。那些研究过斯普林斯廷此前演唱会票价的经济学家们发现，由于收取的票价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他那一个晚上就损失了约合400万美元的收入。
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市场价格收费呢对于斯普林斯廷而言，保持门票价格相对便宜乃是他对其工薪阶层粉丝恪守承诺的一种方式，也是他理解自己音乐会的一种方式。诚然，演唱会是用来赚钱的，但赚钱只是一部分。它们还是一个庆祝活动，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广大观众的构成和他们的特征。演唱会不仅由歌曲构成，而且也是由表演者与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精神所构成的。
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一篇关于摇滚音乐会经济的文章中，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指出，现场演唱会并不完全是一种商品或市场物品，因而把它们当成商品实在是贬低了它们：“唱片是商品，音乐会则是社交活动；试图把现场体验当作商品，你会产生把这种体验完全毁掉的风险。”他引证阿兰·克鲁格（克鲁格是一名经济学家，曾研究过斯普林斯廷演唱会门票的定价方法）的观点说：“摇滚音乐会还具有一种更像是派对而不是商品市场的因素。”克鲁格解释说，斯普林斯廷演唱会的门票不只是一种市场商品，它在某些方面还是一种礼物。如果斯普林斯廷索取市场所能承受的最高价格，那么他将破坏他与其粉丝之间的关系。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公关，是放弃一些眼前收益从而保护声誉并将长期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但这不是理解它的唯一方式。斯普林斯廷可能相信，而且也有理由相信，把他的现场演出当作一种纯粹的市场商品会贬低它，也就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评价它。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与罗马教皇本笃也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排队伦理
我们已经讨论了若干种付费插队的方式：雇人排队、从黄牛手中购票或者直接从诸如机场或游乐场购买插队特权。上述每一种方式都用市场伦理（付钱获取快速服务）取代了排队伦理（依序等候）。
市场和排队--即付费和等候--是两种不同的物品分配方式，而且各自适合不同的事情。排队的伦理“先到先得”有一种平等主义的诉求。它要求我们至少为了某些目的而忽视特权、权力和经济实力。我们像孩子一样被训诫：“依序等候，不要插队。”
这一原则似乎不仅适合于操场和公交车站，也适合于剧院或棒球场的公共厕所。我们厌恶在排队时有人插到我们前面。如果有人因急需而请求插队，那么大多数人都会乐意成全他的。但是，如果某个排在队伍后面的人拿10美元与我们调换位置--或者如果管理者在免费厕所旁为富有者（或有急需的顾客）设置快速付费厕所，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种做法很怪异。
但是排队伦理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如果我要出售我的房子，我就没有义务仅仅因为某个报价是第一个向我提出的报价而接受它。出售我的房子和等候公交车是不同的事情，它们应当遵循不同的规范。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某项原则--无论是排队原则还是付费原则--应当决定对所有物品的分配。
有时候规范会发生变化，而且人们也搞不清楚究竟哪项原则应当处于支配地位。想一想你在打电话给银行、医保机构或有线电视供应商并等候他们接听你的电话时所听到的反复播放的录音信息：“您的电话将按照我们接收到的顺序依次得到应答。”这就是排队伦理的本质。就好像这家公司正在努力地用公平这种香油来舒缓我们的不耐烦似的。
但是不要把那种录音信息太当回事儿。如今，一些人的电话会比另一些人的电话更快接通，你可以把这叫作电话插队。越来越多的银行、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都给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提供特殊的电话号码，或者把他们的电话转接到精英客服中心迅速接听。呼叫中心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能够“分辨”来电，并为那些来自富裕区的电话提供更快捷的服务。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最近提议给经常搭乘飞机的乘客提供一项额外待遇（尽管存有争议）：多花5美元就可以与在美国的客服代理人通话，而不是被转接到一个位于印度的呼叫中心。但是达美公司的这项建议遭到了公众的反对，最后只得放弃。
先接听你最优质（或最有潜力）的客户的电话有什么错吗这取决于你售卖的物品的性质。他们打电话来是咨询透支费还是咨询阑尾切除术？
当然，市场和排队并不是唯一的分配物品的方法。一些物品是根据产品优劣进行分配的，另一些物品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还有一些则是根据抽签或运气来进行分配的。大学通常会录取最有天赋和最有潜力的学生，而并不是那些最早提出申请或是为了一个新生名额而付钱最多的学生。医院的急诊室是根据病人病情的紧迫性，而不是根据他们到达的先后时间或他们支付额外费用的意愿来对待病人的。陪审团成员的选择是随机的。如果你被选上，你就不能雇用他人来代替你。
市场取代排队和其他非市场方式来分配物品的趋势，已遍及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几乎不会在意到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在机场、游乐场、莎士比亚戏剧节、国会听证会、呼叫中心和诊所、免费高速公路和国家公园等场所的大多数付费插队做法，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而在30年前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关注排队或排队伦理在上述方面消失的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市场或市场伦理侵入的并不只是这些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