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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喜欢排队等候。有时候你可以花钱插队。人们很早就知道，在高档饭店里只要给领班塞一笔可观的小费，便可以在晚餐人多时不用排队等候。这种小费有点儿像贿赂，因而只能悄悄地给。没有一家饭店会在窗户上贴出布告说，愿意给领班50美元的人可以立刻得到位子。然而，近年来，出售插队权利的现象已渐渐公开化，并且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
快速通道
等候机场安检的长龙，使乘机旅行成了一件苦差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在蛇形长队后等候。购买了头等舱或者商务舱机票的人可以走优先通道，先行通过安检。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把这称为“快速通道”（Fast Track），而且这项服务还可以使多花钱的乘客在护照和移民检查点插队。
但是大多数人买不起头等舱的机票。因此，一些航空公司开始为经济舱旅客提供购买插队特权的机会。如果你多掏39美元，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就会为你提供从丹佛到波士顿的优先登机权，此外还可以享受在安检点插队的特权。在英国伦敦，卢顿机场为乘客提供了一种更加实惠的快速通道选择方案：要么在长长的安检队列后面排队等候，要么掏3英镑（约合5美元）排到队伍的前面去。
评论家抱怨说，机场安检的快速通道不应当拿来出售。他们辩称道，安检是一项国防举措，而不是像飞机上的紧急门座位或者优先登机权那样的便利措施；所有乘客都应当平等承担让恐怖分子远离飞机的责任。航空公司则回应道，所有乘客都将接受同样严格的安检，只是等待的时间因乘客支付的费用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们主张，只要所有的人都接受同样的安检，那么在安检队列中插队便是它们应当可以自由出售的一项便利措施。
游乐场也开始着手出售插队的权利。一直以来，为了享受最受欢迎的游乐项目和景点，游客总得花好几个小时排队等候。现在，好莱坞环球影视城（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和其他游乐场为游客提供了一种不用等候的做法：如果你愿意支付大约两倍于一般票价的价钱，你就可以购得一张排到队伍最前面去的通行证。与在机场安检点享有插队特权相比，优先享受“木乃伊的复仇”（the Revenge of the Mummy）这一游戏有可能在道德上更令人可以接受。但是，一些观察家仍对这种做法表示了不满，认为它腐蚀了健全的公民习惯。一位评论家写道：“过去，所有去主题公园度假的家庭都会按照公平的方式排队等候，而现在，对大家一视同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有趣的是，游乐场常常会掩饰它们所出售的特权。为了避免激怒普通游客，一些游乐场会领着他们的贵宾级客户从后门或者边门进去；另一些游乐场则会派专人护送他们去插队。这种做法之所以小心翼翼地进行，表明了即使在游乐场里，花钱插队也是有悖于这样一种理念的，即公平意味着排队等候。但是好莱坞环球影视城的售票网站却没有这么躲躲闪闪，它公开兜售价值149美元的队伍前面通行证：“凭此证可以排到队伍的前面去，优先享受或观赏所有的游乐项目、表演和景点。”
如果你讨厌游乐场的插队现象，那么你可以选择像帝国大厦（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这样的传统景点。你只要掏22美元（儿童票16美元），就可以乘坐电梯到达86层的观景台，尽览纽约市的壮丽景观。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景点每年都会吸引好几百万名游客，而且有时候等候电梯也要花上几个小时。于是，帝国大厦现在也推出了自己的快速通道服务项目。每个人只要掏4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快速通行证，可以在安检处和乘电梯时插队。掏180美元为一个四口之家购买快速登上观景台的特权似乎价格不菲，但是正如该售票网站所指出的：“快速通行证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你可以不用排队便直达最美的景点，并且可以使你充分地利用你在纽约和帝国大厦的时间。”
雷克萨斯专用道
在美国各地的免费公路上，也可以看到快速通道不断增多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自驾出行者可以通过付费来躲开汽车长龙，从而使用高速运行的快速通道。此举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多人共用车专用道”。在美国，很多州都希望减少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的现象，于是它们为愿意合伙用车的人开设了快速通道。如果独自驾车者被发现使用了“多人共用车专用道”，就会遭到巨额罚款。于是，一些司机在乘客座上放上充气娃娃，希望用此举骗过高速公路上的巡警。在电视喜剧片《抑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的一集中，拉里·戴维（Larry David）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最终买到了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上行驶的权利。有一天，他在去看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比赛时遇到了交通堵塞。于是他雇用了一个妓女，不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雇她拼车去体育场。果不其然，经过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上的疾驶，他顺利地在比赛开始前赶到了体育场。
现在，很多驾车族不需要雇人拼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在交通高峰时段，独自驾车者只要支付最多10美元就可以买到使用“多人共用车专用道”的权利。圣迭戈、明尼阿波利斯、休斯敦、丹佛、迈阿密、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城市现在都在出售快速通行的权利。此项费用一般因交通状况而异：交通状况越拥堵，费用就越高。（在大多数地方，载有两名以上乘客的车辆仍然可以免费使用快速通道。）在洛杉矶东部的河畔高速公路的高峰时段，车辆在免费公路上只能以每小时15~20英里的速度爬行，而付费客户在快速通道上则可以以每小时60~65英里的速度疾驶。
一些人反对出售插队权利的主意。他们认为，快速通道项目的激增强化了富人的优势，而使穷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反对者把这种付费快速通道称作“雷克萨斯专用道”，并认为此举对于一般收入的驾车族来说是不公平的。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为快捷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没什么错。联邦快递公司（Federal Express）为次日送达服务收取额外费用。各地的干洗店也为当日可取的服务收取额外费用。但是没有人抱怨，联邦快递加急投递你的包裹或者干洗店加急洗熨你的衬衣是不公平的。
对经济学家而言，排队购买商品和获得服务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还是低效的；这表明价格体系没有匹配好供需关系。让人们在机场、游乐场和高速公路上通过付费来获得快捷服务，就是通过让人们为自己的时间定价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率。
替人排队的生意
即使在不允许购买插队权利的地方，有时候你也可以雇人替你排队。每年夏天，纽约市公共剧院（New York City’s Public Theater）都会在中央公园免费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晚场演出的戏票在下午1点钟开始派发，但是人们却会在好几个小时之前就开始排队。2010年，当著名演员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出演《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夏洛克时，门票尤其紧俏。
很多纽约人都很想看这场演出，但却没有时间排队。诚如《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所报道的，这种困境催生了一个小型产业--有人为那些愿意花钱买方便的人提供代为排队取票的服务。这些人在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list）和其他网站上宣传他们的这种服务。作为排队和漫长等候的酬劳，他们可以向无暇排队的客户索要（每张免费戏票）高达125美元的报酬。
纽约市公共剧院曾尝试阻止收费排队者的生意，声称“这种生意有悖于本院免费在中央公园上演莎翁戏剧的精神”。该公共剧院是一家公共资助的非营利机构，其宗旨是让社会各界人士都能欣赏到伟大的剧目。时任纽约总检察长的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向克雷格列表网站施加压力，要求它停止刊登代人领票和替人排队的服务广告。他指出，“兜售本应免费的戏票，剥夺了纽约人享受纳税人供养的机构所提供的福利”。
中央公园并不是唯一替人排队等候就可以挣到钱的地方。在华盛顿特区，替人排队的生意也迅速成为政府机构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召开立法预案听证会时，他们会给媒体预留一些席位，余下的席位则按照“先到先得”（first-come，first-served）的原则向普通公众开放。人们为了旁听这样的听证会可能需要提前一天或几天就开始排队，有时候还要在雨中或者严寒的冬季排队，当然这取决于听证会的议题和会场席位的数量。企业游说者们非常热衷于参加这些听证会，其目的是为了在听证会茶歇的时候与立法者攀谈，并了解对其行业具有影响的立法的情况。但是游说者们却不愿意为了得到一个位子而花好几个小时去排队。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支付数千美元给专业的排队公司，使其雇人替他们排队。
排队公司招募退休人员和信差，并且越来越多地雇用无家可归者，让他们在严寒酷暑中为他人排队占座。替人排队者起先是排在大楼外面，尔后随着队伍的前移，他们慢慢地进入国会办公大楼的大厅，排在听证室的外面。听证会快开始时，衣着考究的游说者们纷纷赶到，并同衣衫褴褛的替人排队者交换位置，然后再确认他们在听证室里的席位。
排队公司向游说者们收取每小时36~60美元的服务费，这意味着得到国会委员会听证会的一个旁听座位，至少可以赚1000美元。替人排队者个人拿到的酬劳是每小时10~20美元。《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表社论反对这一做法，称此举不仅“有辱”国会的尊严，而且也是“对公众的藐视”。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士--曾试图禁止这种做法，但却无功而返。她说：“那种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像买票听音乐会或者看橄榄球赛一样，买到国会听证会的旁听席位的想法，让我感到愤慨。”
这种生意最近还从美国国会扩展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当最高法院就重大宪法案件举行口头辩论听证会时，人们很难进入现场旁听。但是如果你愿意花钱，那么你可以雇一个人替你排队，从而得到美国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前排座位。
一家叫“替人排队网”（LineStanding.com）的公司把自己称作“国会排队业界中的领头羊”。当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提议通过立法来禁止这种做法的时候，这家网站公司的老板马克·格罗斯（Mark Gross）则为这种做法进行了辩护。他将排队比作亨利·福特流水线上的劳动分工：“生产流水线上的每名工人都要对自己特定的工作负责。”游说者擅长出席听证会并“分析所有的证词”，参议员和众议员擅长“做出明智的决策”，而替人排队者则擅长排队等候。格罗斯说，“劳动分工使美国成为一个工作的好地方。替人排队看上去像是一种怪异的做法，但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它从根本上讲却是一种本分且正当的工作”。
职业替人排队者奥利弗·戈梅斯（Oliver Gomes）赞同上述观点。做这份工作之前，他正住在一家流浪汉庇护所里。当他为一名参加气候变化问题听证会的游说者排队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采访了他。戈梅斯告诉记者说：“坐在国会大厅里让我感觉好一些。这提升了我，你知道，这让我感觉自己也许就属于这里，也许我可以在这个微小的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但是，给戈梅斯这样的人机会，意味着一些环保主义者可能会失去机会。当一些环保主义者打算参加气候变化问题的听证会时，他们可能连门都进不去，因为游说者雇来的替人排队者早已占满了听证会所有开放的席位。当然，也会有人争辩说，如果环保主义者真的想要参加这场听证会，那么他们自己也可以熬夜来排队。或者，他们也可以雇用无家可归者来为他们排队。
倒卖门诊号
有偿替人排队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最近，我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听说替人排队业务在北京的顶级医院里也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中国过去20年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公立医院和卫生所的经费削减，尤其是农村地区。因此，如今农村的病人千里迢迢前往首都的各大公立医院，在挂号厅里排起了长队。他们熬夜排队，有时候还要排上好几天，就是为了能够挂上号看上病。
一个门诊号很便宜，只要14元（约合2美元），但是却很难购到。一些急于挂上号的病人，不是日夜排队，而是从黄牛那里买挂号单。黄牛们从供需关系的巨大缺口中挖掘出了商机。他们雇人排队挂号，然后再把挂号单以数百美元的价格转手--这个价格要高于一个普通农民几个月的收入。特需专家门诊号的价格尤其昂贵--黄牛们似乎把这种挂号单当成了世界棒球职业联赛的包厢票来兜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描绘了北京一家医院挂号大厅外黄牛们兜售门诊号的场景：“唐大夫！唐大夫！谁想要唐大夫的挂号单？风湿免疫科的！”
倒卖门诊号的做法有些可恶。这种做法首先奖励了可恶的黄牛党，而不是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唐大夫完全有理由质问，如果一个风湿科门诊号值100美元，那么大部分钱为什么应该归黄牛党所有，而不是为唐大夫或者唐大夫的医院所有。经济学家可能会赞同并建议医院提高挂号收费。事实上，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设了特需窗口，在那里，挂号费更贵、排队等候的人也更少。医院的这种高价门诊号窗口，就像是游乐场无须排队等候的优先通行证或机场的快速通道一样--即为付费插队提供的一个机会。
但是，不管谁从这种供不应求中获利，是黄牛党抑或是医院，通往风湿免疫科的快速通道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难道仅因为一些患者支付得起额外加价，他们就可以插队看病吗？
北京医院的特需挂号窗口和黄牛党以非常生动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对美国越来越普遍的更为精妙的插队行为--“特约医生”的兴起--提出上述问题。
特约医生
虽说美国的医院里没有挤满黄牛党，但是去看病常常还是要等很久。你需要提前几周、有时候几个月就预约医生。当你如约就诊时，还需要在候诊室等很久，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够匆匆地和医生会面10或15分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保险公司不会为日常的门诊治疗付给初级诊疗医生很多钱。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每个内科医生通常至少要有3000个病人，每天经常要匆匆接诊25~30个预约病人。
许多病人和医生都对这种制度安排感到沮丧，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医生几乎没有时间去了解病人的病情或回答病人的问题。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开始为病人提供一种更为贴心的服务，即“特约医疗”（concierge medicine）。就像五星级酒店礼宾部的侍应生一样，特约医生为病人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对于缴纳年费（1500~25000美元不等）的病人而言，可以确保当日就诊或次日就诊、无须等候、充分问诊、全天24小时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手机联络到医生。如果你需要看一位顶级专家，那么你的特约医生会帮你搞定一切。
为了提供这种贴心服务，特约医生大幅削减了他们原来接诊的病人的人数。那些决定将其一般业务转为特约医疗服务的医生会给他们的现有病人发一封信函，让他们做出选择：要么缴纳年费来享受新的无须等待的服务，要么另找其他医生。
成立最早的、收费最贵的特约医疗服务机构之一，是1996年成立于西雅图的“MD2”公司（MD Squared）。对于缴纳年费（个人年费为15000美元、家庭年费为25000美元）的个人而言，该公司承诺可以使他“绝对、无限和排他性地享有私人医生的服务”。每位医生只为50个家庭服务。正如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所解释的：“我们所提供的是周到、高档的服务，因此我们只能为少数精挑细选的客户提供服务。”《城乡》（Town&Countr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说：“MD2”的候诊室“更像是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的大堂，而不像是医生的门诊室”。但是，即使如此，几乎也没有几个病人去那里看病。大部分去那里看病的病人是“首席执行官和老板，他们不想花时间去诊所看病，而喜欢在家里或办公室这样的私密环境中接受治疗”。
其他一些特约服务机构则为中上层人士服务。“MDVIP”是一家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营利性特约服务连锁公司。它收取1500~1800美元的年费，提供当日就诊和即时服务（全天候热线服务），并且接受由医保支付常规医疗项目的做法。由于加盟这个连锁公司的医生把其病人的人数削减到了600人，所以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每一位病人看病。这家公司向病人承诺：“他们在就诊看病时无须再等待。”《纽约时报》报道说，“MDVIP”在博卡拉顿的候诊室里摆放了水果沙拉和海绵蛋糕。但是，由于几乎没有病人等候看病，所以候诊室里的食品也常常无人问津。
对于特约医生和付费客户来说，医疗就应该像特约医疗这样。医生每天只看8~12个病人，而不是30个病人，而且他们的收入仍可以远超同行。加盟“MDVIP”的医生可以得到客户所缴年费的2/3（公司得到1/3）。这意味着，如果一家特约医疗服务机构有600个病人，那么光算年费，一年它就有60万美元入账，这还不算保险公司给予的偿付。对于支付得起这种服务年费的病人来说，时间充裕的会诊和全天候的医疗服务乃是一种值得花钱享受的奢华。
当然，特约医疗服务的缺点是它只为少数病人提供服务，而将大多数病人都推到了其他医生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患者队列中。因此，它招致了与那种反对所有快速通道项目的观点一样的反对意见：特约医疗服务对于那些仍滞留在拥挤行列中受罪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特约医疗服务肯定不同于北京的特需门诊服务和倒卖门诊号的做法。那些无钱享受特约医生服务的人，一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体面的医疗服务，而在北京买不起黄牛门诊号的患者则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排队等候挂号。
但是这两种做法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二者都使得富人可以在享受医疗服务时插队。插队行为在北京比在博卡拉顿更加显得明目张胆。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厅里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而博卡拉顿候诊室中摆放的海绵蛋糕却无人问津；前者的异常喧嚣与后者的安静似乎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那只是因为当享受特约服务的病人按约赴诊时，他们已经通过付费的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插队。
市场逻辑
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这几种情形都刻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在机场和游乐场、在国会走廊和医生的候诊室，“先到先得”的排队伦理正在被“花钱即得”的市场伦理所取代。
而这种转变反映了某种更大的问题，即金钱和市场越来越侵入此前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控的各个生活领域。
出售插队权并不是这种趋势中最严重的例子。但是，认真思考替人排队、倒票或倒卖门诊号和其他插队形式的对错，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市场逻辑的道德力量和道德局限。
雇人排队、倒票或倒卖门诊号有什么错吗？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没有错。他们对排队伦理没有太多同情。他们问道，如果我想雇用一个无家可归者替我排队，为什么其他人应当抱怨呢？如果我愿意转售我的票或门诊号，而不是使用它，为什么其他人应当阻止我这么做呢？
赞同市场伦理压倒排队伦理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尊重个人自由的观点，另一个是关于福利或社会功利最大化的观点。第一种是自由至上论的观点。它主张，人应当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买卖任何东西，只要他们没有侵犯其他人的任何权利。自由至上论者反对禁止倒票或倒卖门诊号的法律，其理由与他们反对禁止卖淫或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法律的理由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样的法律通过干涉成年人的选择而侵犯了个人自由。
支持市场伦理的第二种观点是经济学家更为熟悉的功利主义。它认为，市场交换会惠及买卖双方，因而可以改善我们的集体福利或社会功利。我和替我排队的人达成交易这个事实，证明我们在结果上都是受益者。只需要支付125美元而无须排队等候就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戏剧肯定会使我受益，否则我不会雇人替我去排队。排几个小时队挣得125美元也肯定会使替人排队者受益，否则他就不会接这份活。我们俩因为我们的交换而在结果上都获得了好处，因而我们的功利也都增加了。这就是经济学家说自由市场有效分配物品的意义所在。通过允许人们进行互惠的交易，市场把物品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这些物品价值的人，而衡量的标准便是他们的支付意愿。
我的同事格雷戈·曼昆（Greg Mankiw）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的作者。他用倒票的例子阐明了自由市场的优点。他首先解释说，经济效率意味着以“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都得到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物品。然后他又指出，自由市场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将物品分配给那些最珍视这些物品价值的购买者，而衡量的标准便是他们的支付意愿。”让我们考虑一下黄牛党的情形：“如果经济要有效地配置其稀缺资源，那么物品就必须分配给那些最珍视其价值的消费者。倒票就是市场如何达到有效结果的一个例证……通过索要市场可以承受的最高价格，黄牛党有助于确保那些有最大意愿付费购票的消费者真正拿到票。”
如果自由市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票贩子和替人排队公司就不应当因为违反排队伦理而受到指责；相反，他们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把被低估的物品送到了那些最愿意出价购买它们的人手里，从而提高了社会功利。
市场伦理与排队伦理
那么，赞同排队伦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人们为什么要设法从纽约中央公园或者国会山清除那些收费排队者和票贩子呢？在中央公园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纽约市公共剧院的发言人给出了如下理由：“这些人抢走了那些渴望去中央公园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人的位子和门票。我们想让人们拥有免费观看伟大戏剧的体验。”
这个观点的第一部分存在缺陷。受雇替人排队者并没有减少观看演出的人数，而只是改变了观看演出的人。诚然，正如该发言人所宣称的，如果替人排队者不拿走这些门票，那么排在队列末尾很想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就可以拿到这些票。但是，那些最终拿到这些票的人也很想观看这场演出，所以他们才花125美元雇人替他们排队。
这个发言人很可能是想说，对于那些掏不起125美元的人来说，倒票行为是不公平的。倒票把普通民众置于不利的境地，使他们更难得到门票。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论点。当替人排队者或黄牛拿到一张票的时候，某个排在他后面的人就可能因为出不起票贩子的要价而拿不到票。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可能会这样回答：如果剧院真心想让渴望观看这场演出的人进场看戏并使演出带来的快乐和愉悦最大化，那么剧院就应当让那些最珍视演出价值的人得到门票。这些人就是乐意出最高价钱来购票的人。因此，让那些能够从观看这场演出中获得最大快乐的观众进场观看演出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由市场去运作--要么以市场能够承受的任何价格售票，要么允许替人排队者和黄牛把票卖给出价最高的竞购者。让那些愿意出最高价钱购票的人得到门票，乃是确定谁最珍视莎翁戏剧的最好办法。
但是这个论点无法让人信服。即使你的目的是使社会功利最大化，自由市场在这个方面也并不比排队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购买一种物品的意愿并不能证明谁最珍视这种物品。这是因为市场价格不仅反映了顾客购买的意愿，也反映了顾客购买的能力。那些最想观看莎翁戏剧或波士顿红袜队（the Red Sox）比赛的人，也许买不起门票。而且在某些情形中，那些花最高价钱买票的人根本不珍视这样的观看体验。
比如，我注意到那些坐在棒球场昂贵席位上的人经常迟到、早退。这让我疑惑他们到底有多重视棒球比赛。他们购得本垒板后面的座位的能力，有可能更多的是与他们的钱袋大小有关，而与他们对棒球比赛的热情无关。他们肯定没有一些球迷那么重视棒球比赛，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球迷--尽管他们买不起昂贵的包厢票，但是却能够说出首发阵容中每个球员的平均击球率。由于市场价格既反映了顾客购买的意愿又反映了顾客购买的能力，所以它们并不是完整衡量谁最珍视某个特定物品的指标。
这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甚至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但是它却对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永远比排队更能够把物品分配给最珍视它们的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某些情形中，排队的意愿--为了得到剧院门票或棒球比赛门票--也许要比掏钱的意愿更能表明谁是真的想观看演出或球赛。
为倒票辩护的人抱怨说，排队“偏爱那些最有闲暇时间的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只是在市场“偏爱最有钱的人”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市场按照顾客购买的能力和意愿来分配物品，而排队则根据排队等候的能力和意愿来分配物品。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与排队等候的意愿相比，购买物品的意愿是衡量该物品对一个人的价值的更好的尺度。
因此，赞同市场伦理优于排队伦理的功利主义观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有时候，市场确实把物品分配给了最珍视它们的人；而在另一些时候，排队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中，市场和排队，哪个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乃是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通过抽象的经济推理就可以事先得到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