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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纽带的强固，任何层面的社会群体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和归宿，父家长制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控制层次，个人的奋斗大都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行进。这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带有浓重的家族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的维系意识都成为以宗法制度为归依的儒家纲常体系的派生物。
一般我们称军阀为封建军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就是说在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通常所谓的封建纲常礼教起了主干作用，因为在建国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将秦汉以来的制度，视为“封建”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尽管传统在西学面前碰了壁，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祖宗法宝来维系军队。尽管军阀首领中不乏目不识丁的老粗，各集团成员中也没有多少人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底色，纲常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于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不仅在于正统的经学研读和学校教育这种大渠道灌输，而更为普遍的是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台上，鼓词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较刻板的伦理说教更能动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热衷于忠孝节义，糠食者也习惯于节义忠孝。袁世凯祭孔，孙传芳投壶，连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也会大刻《十三经》，其余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一例外地张口五常闭嘴八德。使集团成员的头脑在效忠的题目下僵化固化，是全体军阀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像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把纲常礼教挂在嘴边的同时，并没有脱掉释道两教的影响，在军阀的维系思想库中，传统所有的法宝均有一席之地。湖南军阀赵恒惕会开“人力已竭求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会（1），唐生智则有一支受戒的“佛教军”。
然而，近代军阀毕竟生活在近代，时代不仅使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实用气味，而且在他们继承的传统思想上也烙上了自己的印记，由于清亡以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支离破碎，统治中心呈现出一种物理上所谓的“失重”状态，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叫做“五伦”缺了“一伦”（2）。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传统人际关系的五个维度，缺了“君臣”的一维。所以军阀们的纲常礼教往往缺乏整体色彩，即只强调伦理体系中的忠孝之义而置公私之义于不顾。这一点，就近代而言，曾国藩为始作俑者。湘军的建制，因将设营，将去营裁，每级建制交由负责长官招募忠于自己的官兵。袁世凯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建树，在小站练兵时即把所谓的“忠国、爱民、亲上、死上”四义混为一谈，用偷换概念的办法使他与“国”合二而一，忠于他就等于忠于国（3）。所谓“小忠者，大忠之贼也”，没有一个军阀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所有人都只强调下属对他个人的效忠，而对他名义或实际上的上司对其手下的越级干预都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军阀来说，来自敌对营垒的威胁与来自同一阵线别一派系的威胁同样可怕。与护国军作战的袁氏嫡系武力曹锟会拥兵自重，眼看着他主公的事业瓦解。跟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也能与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在军阀的传统性格上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意识结构上的内在危机，除极少数外，军阀无不希冀一温帝王梦，然而却都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制度的誓死捍卫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纲五常的儒家说教，却偏偏要冠以时尚的口号和“主义”，这种意识上表层和内蕴的分裂，标志着军阀心中的传统意识已经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时代性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