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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军阀也有自己生长发育消亡的过程，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差异，这种过程也有相当的不同，有的由于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像明末；有的由于异族的介入而融汇于民族主义，像南北宋之交；有的则是以上两种情形的叠加，像东晋及南北朝；还有的由于割据势力的某一方力量膨胀得过于迅速，从而使军阀仅在初生态就中止了发育，如秦末、西汉末、隋末等。军阀现象发育比较完全的有这样几个时期：一、东汉末—三国；二、唐—五代；三、元末明初；四、近代。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集团的瓦解，前后七八年时间，为军阀的诞生期。这一时期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在与黄巾军的争斗中同归于尽，各种武装势力乘机而起，有地主豪强，有州郡长官，有起义军转化成的武装，甚至还有名士（如刘表和孔融）割据州县，相互攻杀，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统治形势极度紊乱，整个社会系统的无序度达到最大，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多数军阀有意无意成为社会大破坏的罪魁，他们在争战中疯狂屠杀无辜，对据地的老百姓则无限度地剥掠。
从董卓败亡到赤壁之战这十六七年为军阀的发育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董卓败亡到官渡之战为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军阀间的分化与重组进入一个台阶，一大批小军阀在竞争中消失，形成了袁绍、袁术、曹操、公孙赞、吕布、刘表等初具规模的军阀集团。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为后期，中原逐鹿的结果，曹氏集团一枝独秀，大有气吞诸侯一统天下之势，成为具有统一意向的“中央性”军阀集团。发育期的总特征是军阀间的兼并战争规模大而且轮廓清晰，社会的聚合趋向开始起作用，以往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已经威胁到了军阀自身的生存，所以各个军阀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内部的巩固与生产的恢复，如屯田制等措施的实行，士家制的军事制度的推行等，后期中央性的军阀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军阀现象成熟的开始。
从赤壁之战到魏、吴、蜀三国各自建立独立政权这十余年，为军阀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武人为主、文士为辅的政治格局均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全国范围三大军事集团鼎足而立，各自开始把注意力投放到自身恢复和巩固方面，战争相对于前两个时期大幅度减少，相继开始了从武治到文治的转化。待到这一时期结束，三国的文士派力量就逐渐压倒了武人，出现了像蜀之诸葛亮、魏之司马懿、吴之陆逊等文人主军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距常态的传统政治格局已经相去不远了。
“唐—五代”军阀的演进也经历了类似的生长发育过程，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军阀是由声势赫赫、国力强盛的盛唐孕育而生的，强盛国力所生出的无边野心，是军阀诞生的催生婆，累年的黩武政策，使府兵制瓦解，代之以雇佣兵制施行。为了方便军事行动，边境上形成了一系列手握重兵、军政合一的武将型的节度使，造成军事上严重的内轻外重内部空虚。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条件，军阀才例外地出现于王朝的盛世。当唐朝君臣沉湎于国泰物丰的升平歌舞之际，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此后中央势力与割据势力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相持，双方消耗殆尽之际，中经黄巢大起义的转换，以朱温、李克用为代表的新军阀取代了老军阀。如果把安史之乱时期视为“唐—五代”军阀的诞生期，那么它的发育期（从安史乱平到黄巢入京）和成熟期（从唐亡到五代结束）则特别的漫长，而且由发育到成熟，还经历了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军阀的初始态消亡，但这种现象却经过长时期的发育，在新的形态上得到了更成熟的体现，近代军阀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显然，这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军阀现象出现的时机超前和蛮族参与过程这两种因素所致。就前者而言，统一王朝还具有相当力量，结果就遏制了军阀的进一步发育，使之成为生长迟滞的侏儒，非得经过更新换代，蜕皮变换，把前一阶段发育成熟的各种因素注入新的机体之中，才能开始它的成熟期。后者，由于蛮勇好武少文的异族介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军阀更具蛮武色彩，对“长枪大剑”过于执迷和对“毛锥（笔）”长时间轻视，从而迟迟不能向文治转化，只有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才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果断而机智的办法，使统治的车轮走向了正轨。
元末明初的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有点返祖，与东汉末很相像，因为它们发生的时机、条件有类似的地方。两者的差别在于元末不存在像东汉末那么普遍的地主豪强，南人和汉人地主连拥有武器的权力都没有，加上元末动乱本身具有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所以元末军阀多由农民起义军转化而成。从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到宋都（小明王韩林儿之都）汴梁失守可算做军阀的诞生期。由于红巾军民族大起义的触发，各地以起义名义开始割据。从宋都汴梁失守到朱元璋吞掉陈友谅，可视为军阀的发育期，军阀群中朱和尚木秀于林。从陈友谅败亡到张良弼、李思齐、扩廓帖木儿等北方军阀相继败亡北逃，为军阀的成熟期，这期间朱元璋依次削平了南北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最后以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极端手段，完成了武治向文治的转化。整个过程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都是以某一个军阀个体为主线演进的。
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是由几次蜕变构成的，由湘淮军一变为北洋军（包括各式新军），再变为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党军。像数次脱皮的蚕，每蜕变一次，躯体都要长大若干，形态也更为完备，胡、曾、左仅仅是雏形，而蒋氏集团已经变成巨人了。
从外表上看，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与古代并无二致，而其内涵却有质的差异。因为尽管近代中国是被人推出中世纪的，但其社会性质毕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军阀背负着传统的重负踉跄而行的时候，时代悄悄地在它的背后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首先，在工具上，近代军阀经历了从传统冷兵器到现代热兵器的演化，近代军阀是用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品装备起来的“新式军队”。其次，在制度上，近代军阀的军队组织是以近代西方的军队制度为标准重建的，由羞羞答答的军、镇、协、标到名副其实的军、师、旅、团，体现了某种刻意模仿的苦心，和学习西方的努力。再次，影响军阀发育过程的外部因素，不再仅仅是头脑简单、蛮勇有力的少数民族，西方列强的干预，每每使军阀的演化带有更多的殖民色彩。所以可以说，造就近代军阀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仅是周期性封建王朝的回归热，近代军阀也不仅仅是王朝末世的产儿，在它身上，还带有几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物质和制度两种层次反思的痕迹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创痕。
从上述四种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军阀从降生到成熟，从来就不是纯职业军人的集团，每个正在发育的军阀，都是军绅的混合体，而且随着军阀的成熟，逐渐向绅军转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军阀对群体内部秩序的巩固，群体的凝聚，向来是十分着意的，尽管有时军阀在破坏外部秩序，有时致力于恢复外部秩序，其内部的巩固与强化始终是军阀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传统政治教化功能的局部恢复。
每个历史时代的动乱时期，无一不伴随着传统意识的危机。社会政治系统紊乱之先，往往是人们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解体。统治者统治不下去了的最大征兆，就是普遍的对统治意识的迷惘和背反。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每一个军阀时代都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不同层面杂多意识的冲击和挑战。有时是来自下层的太平青领教和弥勒教；有时则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游牧意识；有时还要面对佛教和拜火教的冲击。到了近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则有被根本颠覆之虞。作为动乱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军阀一方面以它赤裸裸的暴行把传统道德推向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事实上成了传统道德的最大背叛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极力恢复被它亲手践踏了的传统道义和价值。这种行为上无可调和的内在分裂，使得军阀在意识领域扮演了某种矛盾重重的角色，比起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者来，更具有戏剧和传奇色彩。
近代军阀是历史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产儿，19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介入，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冲撞，使得近代军阀具备了他们前辈所没有的双重性格，也使得他们看起来比其前辈更加惶惶不安于内部的裂痕，煞费更多的苦心寻找资源的结果，从而使近代军阀的统治意识更富滑稽意味。病笃乱投医的结果是，从堂而皇之的纲常礼教到极不驯雅的江湖义气，从装神弄鬼的喝符请仙到肃穆庄重的教堂礼拜，从朱熹到俾斯麦，从王阳明到希特勒，在近代军阀的意识拼盘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
军阀意识是一个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触及的领域，揭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
本书以近代形态较为完备的军阀为对象，对他们的维系意识作其时态的定格描述，以飨读者。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在近代，历史与现实作为军阀的双重父母，各自赋予它不同的禀赋。然而，先祖的基因必须通过时代的律动才能得以表达。近代军阀的产生、发展与消亡是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历史进程相始终的，即：中国传统秩序走向崩溃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化的过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军阀集团的维系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上述三种过程有关的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走向没落但依然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由于统治秩序紊乱而“合法化”的游民意识，伴随文化冲突而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军阀集团维系意识在这三股意识干流的交汇撞击中泛起自己的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