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点事

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点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之所以发生，虽然此前有革命党的某些安排，但事到临头，实际上只是士兵的自发行为。革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事，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事情是这样的，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命退伍。由于这些老兵资格老，人缘好，所以，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一些丘八，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不爽（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喝酒是为了汪锡九等人请假离营）。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几乎跟10月10日工程营发生的事一样，出来干涉的也是一个排长）。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从来如此。以前听人管也就罢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开军队，还要受这个气，怎么可能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就更加难以克制。于是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众兵士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工程营的起义，枪一响，全营响应。但是，南湖炮队的举动，却没有招来别人跟着动。响应者没来，镇压的马队倒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马队追及，汪锡九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兄弟，相煎何急？马队士兵也就退了。

事闹出来之后，革命党曾经一度想提前发动。但考虑到准备不足，而且事起突然，有点像是老兵使酒闹事，瑞澂和张彪昏聩胆小，未必会真的深究。所以，只是安排两个领头的士兵逃走，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果然，瑞澂和张彪得到消息之后，宁肯相信事发偶然，不过是退伍老兵酗酒闹事，遂开除了几个人的军籍，息事宁人。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命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顶多跟着喊几嗓子起起哄。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俗话说的这个形势，就是我说的情势。这个情势，事实上是清朝的湖北总督瑞澂和革命党人一起造出来的。10月9日这天，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张皇没出息的革命党人，把所有的名册、文告、旗帜甚至武器和资金都丢给了清吏，导致瑞澂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党领袖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澂和张彪将要按图索骥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军营。这就是工程营发难的情势，有了这个情势，起义才会一呼百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每个人都感到威胁了，作乱的几率才高，打仗才有士气。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制造谣言的缘故。10月10日的工程营起义前夕，人人自危的气氛，第一来自革命党失手，第二来自瑞澂的处置失当，而两者奇妙地构成了完整的逻辑线条，不由人不信。事实上，瑞澂和他的幕僚，还真的考虑过按图索骥，按党人名册搜捕，所以，流言不为无因。在地方争路权的纷争一起，革命党人频繁活动，整个局势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人心原本就不稳。流言一起，又没有有力的措施安抚，人心就瓦解了。在工程营发难前夕，据报道，张彪已经布置各营管带，凡营中喜阅新书报、言大气昂及剪辫之兵，一律开除，派人押送回原籍。并且严禁各营队之间士兵来往，不许士兵五人以上聚谈。虽未及实行，但却平添了紧张气氛，让士兵从军官们严峻的表情和鬼祟的行动中，“印证”了按图索骥的真实性。事实上，新军固然有不少革命党，但没有想象那么多，至少，军官中的革命党相当少，只要响应者不足够多，是可以弹压的。可是按图索骥的流言一起，不仅新军中所有没有逃走革命党人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跟革命党人有过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革命党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谁知道那名册里到底有谁呢？不动也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会有活路。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这是一个兵法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势，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局面，士卒很有战斗力。然而，即使这样，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新军没有动。事实上，凡是革命党人活动多一点的部队，就都“叛变”了，革命党人活动较少的部队，士兵不那么担心受到牵连的，就没有响应。只是，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镇压起义的同类，一旦总督走了，兵就散了。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10月9日汉口租界没有发生事故，起义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这样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动员的力度明显不够。起义的信炮打响，有多少人响应，还真不好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刘公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命，但一旦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为了印证这一点，此前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9月24日夜里，大家都有心造反，南湖炮队的枪声一响，一哄而起，一样能够成功。而后来同样是南湖炮队，却大部响应了起义，炮兵的加入，对攻下总督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自古歪打正着的事，不绝于书。武昌起义，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无心之作。

芝麻开门

武昌起义一举大获成功，其中除了清末亲贵自毁长城，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武昌起义的成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些偶然性。首先起义的爆发，就有些歪打正着的感觉。如果不是革命党机关暴露，党人领袖逃的逃，死的死，党人名册落在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传说他老人家要按图索骥拿人，加上瑞澂当场处死三个革命党，更加落实了“镇压”的传闻，等于帮革命党做了最好的动员，起义能否如此激愤地一哄而起，有那么多新军参与，还真不好说。起义成功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武汉，居然半个月左右没有遭致清军的反扑和围攻，给各地的“别有用心者”以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机会，到了北洋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各地纷纷独立，噩耗频传，即便北洋军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也已经大势已去。接掌清朝大权的袁世凯，出于利害计算，也只能跟革命党谈条件，出卖自己的东家了。

武昌起义之前，之所以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其中除了满人亲贵自毁长城，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当时武汉的新军，一共一镇一混成协，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巡防营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其中两个营在宜昌）。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起义部队，不过两千余人，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当事人回忆说有四千人，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三千人。只是，起义军比较凶悍，未响应起义的部队，不是被消灭（旗人团），就在跟着镇统制（师长）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自己散掉了，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三千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在当时，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是没法可想了。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因为起义的三千人，有理想和热情的，还不足半数。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卖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旅），原来的三千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旅长）。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起义的第四天，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

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自愿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兵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肯定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但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在这半个月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功夫，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立宪党人的首义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市民的武昌起义

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

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澂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荫昌督战记

如果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再舍得花钱悬赏，舍得赏给官衔，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对付革命党那些刚扛枪没几天的新兵团队，怎么的都绰绰有余。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澂，一个是荫昌。清朝最后三年，当家的亲贵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权往满人手里搂，无奈满人将帅真是没用，纵使大权在握，稍有缓急，大不济事。武昌起义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满人中还算能吏，起义军的大炮一响，忘记了自己本职乃是武将，在督府围墙掏了一个狗洞，一溜烟逃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可以逃走的架势。群龙无首的起义军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武昌，跟对方恰好也群龙无首不无关系。而荫昌身为朝廷的陆军大臣，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叛党。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眼看着全国遍地燃起烽火，坐待大局糜烂。比较起来，荫昌的罪过，显然要更大些。瑞澂当初，毕竟事起仓皇，不知道还有那些可用之兵，钻了狗洞，还有那么一丝原由。荫昌握有当时号称最强的北洋劲旅，兵精粮足，而且武器先进，居然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

后人说到这段历史，都说是因为北洋军是袁氏家兵，他指挥不了，因为背后有袁世凯的暗中操纵，不想让他建功。其实，荫昌在北洋武备学堂做教官和会办多年，跟多数北洋将领，关系匪浅。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以师礼事之。李纯、张敬尧之辈，就更不在话下。北洋军南下之际，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在幕后操控，让他们不要卖命，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荫昌当时所谓的指挥不动，在我看，应该是指挥不力才是。接任之初，先派两标（团）做先遣队，不是乘革命党人立足未稳，赶紧跟张彪余部汇合，抓紧反攻，反而让这两团人守住武胜关就好。待到北洋军到了前线，跟起义军交上了火，但他却待在河南的信阳，迟迟不肯踏入湖北境地。好不容易在压力下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离火线好远，车上架上机枪和大炮，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放一个车头，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本质上跟待在楚豫舰上的瑞澂心思一样，都是准备随时跑路）。卫兵发现远远一群人走过来，报告给他，他马上就下令开车后退。列车开动之后，一个胆子大的参谋下去看了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群农妇到地里收棉花。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陆军大臣，这样的心虚胆怯的总指挥官，连敌人的影子都看都没见过，部队怎么肯卖力？后来接手指挥的冯国璋，亲自上阵地考察敌情和地形，指挥部就设在前线，随时掌握战况，投入兵力，跟荫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冯国璋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将，他只是比较像一个战将而已（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打仗，就跟演习一样）。当年的北洋军，人说是在袁世凯练兵之时，就被刻意灌输了效忠他个人的思想，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但是，历史学家其实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袁世凯练兵，并没有多少精神教育，军队里所谓的精神讲话，是在民国之后的事了。如果小站练兵歌算是精神教育的话，那里面没有效忠袁宫保的内容，倒说效忠皇上来着。实际上，北洋军当时就是一支按普鲁士标准练出来的雇佣军。只要给足了饷银，职业伦理还是有的。虽然说，多数北洋将领在袁世凯领导下，由于袁氏的个人风格，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绝不意味着，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能指挥得动他们。如果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再舍得花钱悬赏（后来冯国璋就经常这样干），舍得赏给官衔，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对付革命党那些刚扛枪没几天的新兵团队，怎么的都绰绰有余。

其实，荫昌从一开始，就不原意接这差事。有人回忆说，内阁开会商议之时，荫昌足蹬军靴，但身上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的样子。听闻要他督师去武汉，马上抱怨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但是，当时摄政王载沣，急来抱佛脚，全指望这个留学德国“知兵”的自己人了，不去又不行（另一个更知兵的良弼，得留在京里护驾）。荫昌是一个典型的八旗子弟，要说玩的，门门精通，就是干不了实事。一笔好字写得，两口芙蓉（大烟）抽得，三圈麻将搓得，四声昆曲唱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鼎革之后，袁世凯用他做总统府侍从长，真是用对人了。说起来，他属于旗人中较早习染西方文化的人，很早就进了同文馆学习德文。虽然说，同文馆的学生，没有像设计的那样，专门招收旗人的精英，只是一些贫寒的八旗子弟才肯“屈就”做“鬼谷弟子”，但指望他们学出来掌控整个洋务，却依然是朝廷的期待。可是，同文馆的洋化教育，根本抵不住八旗闲人文化的侵蚀。馆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错，每日七个碟子八大碗，还要加上七品官的俸银，但所学的洋文，却不甚了了。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回忆说，他的同学里，有学了九年俄文，连字母都没背下来的。其实，就算最有出息的张德彝，到英国使馆做翻译，让留学生严复听了，还是笑话百出。荫昌就是这样一个学业不甚了了的学生，毕业到德国做翻译，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后来进了武备学堂做翻译，算是投身军界，被派到德国留学，依然学的不甚了了。从留下的老照片看，只有一付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胡须，依稀有点德国的痕迹。军旅生涯中，只做过短暂的江北提督，在任上，人倒是蛮随和，就是一不练兵，二不整顿。不过，在满人里面，他的头脑倒是不很冬烘，跟汉人的关系也好，早早的就自己剪了辫子，进宫见太后，就装一个假的应付。朝里朝外，没人说他不好。鼎革之后，能继续做袁世凯的侍从长，不仅因为他是袁世凯的亲家，还因为他的人缘。这样一个宝贝，一个八面玲珑的宝贝，做了陆军大臣，还被委以拯救朝廷危亡的重任，没有临阵脱逃，溜回北京或者溜出国去，已经阿弥陀佛了。

瑞澂之走

这边炮一响，瑞澂连大门都不敢走，随从让士兵从督府的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瑞澂一大家子人，妻妾仆役并儿子媳妇，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到了楚豫号兵舰上。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呢。

辛亥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人物。起义成功，占领武汉三镇之后，点校人马，才不过四千人，起义的当口，应该只有千把人。军人未叛和观望者居多数。此时的瑞澂，如果能镇定一点，亲自率军抵抗，群龙无首的暴动者能否成功，实在是未定之数。哪怕他学叶名琛，来个“不死，不降，不走”，结局也许也会有点不一样，至少，统制张彪的抵抗，会更卖力一点。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可是，这边起义者的炮一响，他就挖开督府的院墙开溜，一溜就溜到江中楚豫号军舰上，摆开一个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开跑架势，一下子，人心就散了。

对于瑞澂，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好感，清朝的遗老遗少骂的最凶，清亡之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没人肯跟他来往。而倾向革命的人，断然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帮了革命而心存感激，反而一个劲地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八旗纨绔。还有传说，说他是隆裕皇太后的弟弟，靠着裙带上去的，因此，犯了弃职潜逃的重罪，也没受惩处。其实，瑞澂虽然也是个名人之后，但跟隆裕却扯不上关系，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事实上，人们可能是把另一个人，名叫瑞徴的，跟瑞澂弄混了。这个叫瑞徴的确跟隆裕有亲戚关系，不过不是隆裕的弟弟，而是光绪的娘舅。此人也在外面做官，做的是杭州将军，辛亥前一年，任满回京，因此平安无事。这个瑞徴，倒是个标准的八旗纨绔。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无一不精。所抽的大烟，都用专门的人参熬制而成，据说抽了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心爱的大烟枪，概以京剧名角命名，如梅兰芳，尚小云等等，连带着就把票友跟烟霞癖混在一起了。他喜欢宠物猫狗，到了痴迷的程度，连外出公干，大轿子上也抬着若干只狗。上海的报纸，给他画了漫画，画上他的八抬大轿，轿帘两边伸出两只狗头。他见了不以为忤，反而挺高兴。当初，如果是这个宝贝，在湖广总督的任上，那么估计连挖狗洞跑的能力都未必有，连烟枪带宠物一并得做了俘虏。

说起来，瑞澂其实在满人里面不是个怂包。当年他祖父就是能吏，鸦片战争期间办理交涉，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有多失策。皇帝把他撤职查办，是听了谎信，结果后来的事情似乎更糟。瑞澂自己在当时也是个能吏，受到端方赏识，但却是比端方档次低一点的能吏。他在上海道和江苏布政使任上，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上说，“中外交诵其能。”有点夸张，但也不虚。在湖广总督任上，处理湖南饥民暴动，惩治了若干劣绅，声誉也不错。武昌起义后发现湖北官库里居然有那么多的银两，总计达到四千多万元，里面固然有前代张之洞和端方的功劳，说明他干得也不错，不是败家子。据说，他这个人做官也比较清廉，不算贪。

但在旗人整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个别的能吏，其实能力也有限。即便算是治世之能臣，居于乱世，就跟丁文江自嘲的那样，也许只能算是饭桶。端方如此，瑞澂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暴露了据点，一些党人被捕，党人的花名册也落在了瑞澂手里。这个时候，如果来硬的，就马上按名册抓捕，大开杀戒。如果来软的，则被捕党人不杀，当众销毁名册，宣示既往不咎。可是，瑞澂却杀了彭楚藩等三人，悬首示众。但是在是否大肆抓捕党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不说抓，也不说不抓，激起流言肆虐，新军士兵，人心惶惶。显然，这样的处置，硬不硬，软不软，首鼠两端，最易激起事端。起义那天夜里，听闻士兵暴动，瑞澂随即找来张彪和幕僚商议，有人劝他死守，有人劝他躲一躲。其实，这个时候，起义者的炮，还没有打到督府，连进攻的布置，都没有开展。而清朝地方官弃职逃逸，属于杀头的重罪，瑞澂身为满人大员，无论如何不能跑。但是，当日楚豫号兵舰的管带陈德龙也在场，他说督府太危险，楚豫号就停在武昌境内，逃到兵舰上不算逃跑，一样可以指挥反击。这话正合瑞澂的心意，于是，这边炮一响，瑞澂连大门都不敢走，随从让士兵从督府的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瑞澂一大家子人，妻妾仆役并儿子媳妇，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到了楚豫号兵舰上。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呢。

总督摆了一个随时准备逃跑的pose，整个大局可想而知。即使有心抵抗的，也没心思了，况且，到了兵舰上的瑞澂，半筹不展，什么反击的招数都没有。武汉三镇，雪崩似的瓦解了。当时清廷还算客气，给了瑞澂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意思是让他戴罪立功，但是他留任也没留多长时间，就擅自顺流直下，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滩的犹太富商哈同跟瑞澂有交情，而且就乐意收留这种政坛上的失意者，于是，他躲到了租界哈同花园里。接下来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逮京治罪，但是，这时候的清朝，已经自身难保，自然难以执行。瑞澂一直躲在上海租界，孤家寡人，灰头土脸地捱了四年，窝窝囊囊地病死了。后来的遗老们一提起他来，牙根都恨得痒痒。一起商议说要给他一个谥号，叫“罪首”，不知道清废帝小宣统，真的这样谥了没有？ 3YQQO2ScjfPBPls/RNoh3hrLVdU1RSb6xqeSzk8/WuhDuZDnOcG8KHCH1OIT8a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