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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人是统治民族，自然拥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权。清末的反清志士们，将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渲染得非常吓人，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满清入关之初，八旗铁骑横扫华夏之时，对汉人的杀戮、欺凌与压迫的确堪称是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再加上圈地的豪夺，“逃人法”的暴虐，说是令人发指也并不过分。但是经过清代盛时长达百余年有意为之的文化融合与政治上的掩饰，满汉矛盾已经渐趋缓和，满人虽有特权，但活动却被尽可能地限制了，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与汉人生活隔离开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满人压迫的感觉并不那么直接，以清末刺杀五大臣而闻名的反清斗士吴樾，在自述中就承认他在接受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当然，说满人压迫“不若是之甚”，并不是说这种压迫不存在，终清之世，满人的特权和满汉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而且尽管汉人参政的份额不断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政治的重心在满不在汉。只是当初赋予满人特权、给予满人种种优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种种给予在历史发展中反而成了满人的一种甜蜜的桎梏，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上丧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见其低能。
自从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编为四旗，而后是八旗以来，满人逐渐赢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称谓（也包含少部分汉军和蒙军旗人）。八旗制度从其主导方向说，应该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但这种制度绝非只有军事上的意义，前辈清史专家郑天挺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他说：“八旗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呢？有人认为八旗制度是军队制度，实际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其实它也不单纯是户籍制度。因为它还有应尽的其他义务和应享的其他权利。可以说这是在民族联盟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它是满人入关前的政治制度。”1应该说，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种媒介和渠道。由于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残余性质的军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满清未入关之前主要表现为旗下人较为普遍的议政与参政，在上层表现为八贝勒共议国政，连诸贝勒与汗（皇太极）相见之礼居然是他们“各至汗前，依次抱见”。2在中下层则表现为各旗内部的相对自治和甲喇、牛录及披甲人对各自事务的发言权。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军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见的情况（八旗是由原来极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发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皇帝制度汉化的最大敌人，就是八旗的议政制度与传统。不言而喻，这场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顺治应该说不算是位很热心汉化的皇帝，但突然发病身死的他，身后却冒出来一个痛悔自家“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3即后悔汉化太快的“遗诏”。显然，这是满人元老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是旗下政治传统对制度汉化的反弹。康熙时，辅政大臣鳌拜在小皇帝面前还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鳌拜有不臣之心其实是后来的诛心之论，说穿了不过是满人军事民主传统的孑遗而已。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为“俱于公所办事”。4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面却又要将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势必要给旗人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据，纵然满缺和汉缺对等，比汉人少得多的满人显然机会要多得多。在没有相权的情况下，皇帝实际上是集帝相角色于一身，既然又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所以处理行政事务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书房和军机处），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议政”，遇有重大事项，不但要交各部议，而且还要征集督抚的意见。虽说这种“议政”与清初议政王大臣的议政有本质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种参政，甚至说参与决策的形式。在这种议政中，旗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旗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正式途径。私下议论、小道传播、暗中托请等非正式途径无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宝。这种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夹缠不清的舆论与托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能令人小觑的。康熙曾斥责议政处说：“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5这种随意泄露机密，议论国事的现象，后来也免不了。乾嘉时，军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6。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行无忌，先是泄密，而后就是议论和托请、干请。如果“具题”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入汉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会议政务，“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后来隔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洽的满员，也仍旧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须遵循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圈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拎鸟笼，无事泡茶肆酒楼戏苑的“八旗子弟行乐图”。显然，这并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很惹眼的一种象征。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仅仅十几万人马，从山海关打到云南，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其骁勇善战，世所罕见。但是天下初定，满载饱掠的女子玉帛的八旗将士，在清廷厚饷饫粮的喂养下，居然汉化或者说腐化得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快。八旗兵无师自通地将往日的骁勇用在了醇酒妇人上，用在琴棋书画上，几年之内，战斗力锐减，顺治七年（1650），当国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说：“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7但是没有用，八旗将士仍旧“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8毫无起色。及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时，八旗兵已大不济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绿营充当主力，害得康熙老着脸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汉人逆乱，亦唯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9满洲兵从主战沦为“助战”，据说仍然观望不前，“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
当八旗勋旧抱怨顺治帝汉化太快时，顺治也在指责八旗人等的“习汉书，入汉俗”，顺治以后的一连串满清“圣主”“英主”及不圣不英之主无不以为八旗的腐化是由于汉化的缘故。将板子都打在汉文化的屁股上，当然并不全是冤枉，八旗子弟确大有人热衷于诗书经史、琴棋书画、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汉俗而邯郸学步，甚至连姓名也汉化掉了，比如将钮祜禄氏改为郎姓，再取上些漂亮的汉字意思的名字，什么甘露珠、嘉木灿之类。至于沉溺于八股制艺，头顶高头讲章者，更是车载斗量。因此而荒疏了骑射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会张嘴说别人的满清皇帝，自己也挡不住汉文化的诱惑，汉化得比谁都厉害，康熙的经史功夫，雍正的书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于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制的诗词就成千累万，巡幸四海，到处舞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断碑残石，犹有遗文，自家拼命附庸风雅，偏要“奴才”们恪守旧俗，怎么可能呢？况且，旗人汉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旗人吸收了处于较高形态的汉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层次，有些人的文学造诣，居然达到了令汉族士大夫也叹为观止的地步，曹雪芹还可以说是汉军旗，自身有汉文化的基因，但是纳兰性德的词，太清的诗，足可独步一时，袁才子“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11之语，怕也是由衷之言。更何况，通过吸收汉文化，旗人也相应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权谋智术，为维持少数民族统治奠定了人才之基。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的蒙古人始终要靠翻译，而满人官吏却可直接“牧民”，满清长达二百八十余年的统治，不为无因。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高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即便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必须以吸收和学习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