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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只要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杨度变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事实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必须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还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受到各方的压力与诱惑，杜月笙又出卖了他。这件事，后来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尽的憾事。1949年以后，当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不断地提及此事。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佛见喜”李莲英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兴名臣还要响，说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里，大清国之所以完了，多少跟这个没把的茶壶（阉人）有点关系，西太后做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说起来，李莲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像他这样的宦官和这样的太后，说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断不可能留下骂名。可是晚清赶上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用武力胁迫东方进入他们世界体系的时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领导中国实现转型，显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胜任的，所有的处置失当，作为一个女主来说，身边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些黑锅。
从朱一新、安维峻这种铁面御史的弹章，到街谈巷议的群众舆论，李莲英的所作所为，大体上跟他的前辈们，从东汉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刘谨、魏忠贤们差不多，无非是惑乱朝政，买官鬻爵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个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来，李莲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没有人说他走运是因为没有骟干净。
虽然李莲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宠，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顶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表明，他曾经（哪怕一次也行！）对朝政插过嘴，臧否过哪怕一介小官。虽然走李莲英门路升官的人倒是不少，估计银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实在找不出证据，说有哪个人的得官，是李莲英背后在老佛爷那里递了话。李莲英的发财，更多的可能是人们把他想像成那种一言九鼎的人物，想像成可以弄权搞名堂的宠臣。也就是说，人们按照从前得宠宦官的面目，来比照李莲英，比照来比照去，送银子走门路成了常态，而不送倒成了心病，为了保险起见，大家还是送的好，所以就都送了。其实，在西太后眼里，李莲英是个特别低调，行事谨慎，而且极其干练富有指挥调度才能的人（宫里的许多大规模的仪式活动，都是李莲英一手操办，无不井然有序）。这个一直自比乾隆的当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许太监，哪怕是最亲信的太监，对朝政插半句的嘴。对这个清朝祖制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女主来说，只有更加严格地讲究祖宗规矩，才能够堵住别人的嘴，所以，尽管她用这些人，但也只是当使唤的下人，决不会让他们染指朝政。在其他的宦官和宫女眼里，李总管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善解人意，从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有机会，他总会给人以方便。所以，宫里虽然派系复杂，但没有人背后坏他。
所以，当朱一新他们指名道姓地弹劾李莲英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老佛爷相信的，最后丢官的只能是这些不怕死的都老爷（御史），只是成全了他们的刚直之名。按朝中的规矩，李莲英惟一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是经常把西太后的日常起居状况通报给跟他关系好的大臣，比如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以便这些人随时掌握西太后的动向，上朝的时候好有个准备。但是这种事情，显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动一些。
一位伺候过老佛爷的宫女说过，李莲英就像一种俗名叫“佛见喜”的梨，看着黑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来又甜、又酥、又细、又嫩。李莲英外表看着不怎么样，可当差当得滴水不漏，你刚刚想到，他已经做到了，让西太后舒服而且放心。这样的人，哪个位高权重的会不喜欢呢？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是：“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广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来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许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活脱一个汉奸。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庄的平原上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被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上铐戴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的苏武。
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19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地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或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个保定府的布贩子。不过，他的贩布事业一直在可有可无之间，实际上，就是街上一个闲人。闲人可是闲人，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卫，在大清国那会儿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没天津那么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锟这个闲人，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出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脸皮厚上。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住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也。
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一色儿普鲁士装备、编制并操法教练，薪饷也比一般勇营和绿营高上许多。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忌讳的，可是曹锟这个傻劲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
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猾，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要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脸皮厚也在这个新场所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的羞辱，他都帖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在学堂里，同样是凭着这股傻劲，虽然磕磕绊绊，但也毕了业，当了军官。当了军官还是因为这个傻劲得到长官的赏识，一步步升上去，直到入了袁世凯法眼。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人家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锟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5000大洋。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说起来，曹锟确实没什么本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智商不高。曹锟之所以被重用，有人说是由于袁世凯喜欢听话的庸才，其实不是，因为作为一世枭雄，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多数还真不是这样的人，曹锟其实是个例外。最大的原因，我看是由于曹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治军、打仗、治国，甚至连投资都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可就是混得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的时候，主要是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咳，到哪里说理去！
唐八先生
唐八先生是个女人，名叫唐群英。唐群英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全国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谁不知唐群英呢？当时的京剧，略等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可是京沪两地的名角，无论生旦净丑，没一个能抵得上唐群英名气大。不过，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知道唐群英，主要是她带领娘子军的三次“大闹”：一闹临时参议院，砸了玻璃窗；二闹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煽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出来劝解，话还没出口，也挨了一下（一说，林森缩得快，没有打着）；三闹《长沙日报》社，这次当事的男人见机得早，都溜了，只砸烂了报馆排字房，害得当天的报纸出不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水泊梁山孙二娘的勾当，其实却不然。唐群英在历史上，本是个很正面的人物。首先出身名门，父亲唐星照，是湘军宿将，唐长大嫁入曾（曾国藩）家做媳妇，依旧是名门名媛；其次觉悟很早，在家为人媳的时候，就跟秋瑾结为死党（也是亲戚），丈夫死后便奔走革命，到日本留过学，是华兴会的最早的成员之一，同盟会的元老；其三革命勇敢，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虽然没有真的出兵开仗，但名声却连袁世凯并清廷的摄政王都有耳闻。三次大闹，理由都很正当，前两次都是为了男女平等（当时叫做“平权”）问题，闹临时参议院是因为《临时约法》，没有提男女平权，闹国民党成立大会，是因为党纲上删去了“男女平权”的条款。砸玻璃、打耳光其实还是小意思，按唐群英在报上的宣言，对不承认男女平权的臭男人，她们是要以炸弹、手枪对付的。大概是当时像唐群英这样的女子少了点，军火也不够充足，一场对男人的战争才没有打起来。
不过，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闹，却跟男女平等没多少关系。1913年2月，一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求之不得，未免有点神经兮兮，在《长沙日报》上登出一则启事，说是某年某月某日，唐群英将和自己结婚。唐群英闻后，带人到报馆问罪，要求报纸出刊更正，报馆主编说，那是一则广告，广告哪有更正的道理。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这才动的手。这事最后闹到官府，一个要赔偿设备损失，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恺两边都得罪不起，自己掏腰包赔了报馆了事。
唐群英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初起的激情岁月，觉悟了的女子，个个都很激愤，对男人的压迫，相当痛恨，说起话来，张口闭口，恶男子，臭男人，而争女权的目的，目标也很宏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自立。但不经意间，对自己的名节，都很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没有的。自家已是单身的寡妇，对于一个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为对付，唐群英的愤怒，显然跟自己的名节受损有关。这一点，比起“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的“一杯水主义”来，有天壤之别。
三闹之后，唐群英在政治舞台上再没了动人的表现，但她娘家的家族，却很以出了这么一个女中豪杰而感到自豪，破例将她列入唐氏族谱，称她为唐八先生（她在族中行八），她家乡的族人，也称之为唐八公公（按传统社会的惯例，女人是不会入娘家的族谱的，她们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在夫家的族谱上）。从某种意义上，唐群英力争女权的奋斗，痛骂并怒打臭男人的结果，是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男人的名头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