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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劻。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一个劲地给他上货。虽然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多满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深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劻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但庆亲王奕劻最大的毛病是好货贪财，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是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西太后信任的瞿鸿襪，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劾屡上，但奕劻始终不倒。西太后未必不知道奕劻的那点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劻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载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点寡人之疾。
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两场情色事件。第一件是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被御史参了一本。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西太后知道，也就是骂了一顿了账。倒是庆亲王奕劻，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
然而，三年之后，载贝子把事情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载贝子着了迷。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很快，事情为奕劻、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缸，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买杨翠喜时的银子，原本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
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即使把事抹平，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劻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但此时满人的江山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
当权贵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可靠固然还可靠，但江山却已动摇。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是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两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讲得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满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1911年已经历经40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犯了这样两个重大错误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的赔款，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得自己当政的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余地。
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着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情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付诸实际的行动。
但是，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制度障碍，都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根源。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制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有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吸取了那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噤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化的学者，走得过于远了，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么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利益。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我的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裂痕。
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前一阵，凤凰卫视要做中国近代商人的记录片，初步的计划是做五个人，其中有胡雪岩、盛宣怀和周学熙，一大半是官商。我跟他们说，这样不行，虽然自高阳《红顶商人》在大陆流行之后，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多少商人的座右铭，但官商其实不代表中国近代商人，尤其是无法体现近代企业家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他们只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歧途，如果今人在今天依然以他们为榜样，在这条歧路上走，那么，中国的工商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大略地分起来，大体上自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本土接受西方文明，参与近代工商业进程的企业家，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经过了三代人。第一代是中国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他们多半生活在澳门附近，鸦片战争前后，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买办，即替洋商办事，专门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中国雇员，还有些人出洋，变成了小有成就的商人。这些人，或者成为最早的中国新式企业家，比如陈启源和陈芳，另外一些人，则以成功的买办和商人的身份，进入早期的洋务企业，撑起了中国初期现代化的半边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郑观应和徐润。这些人，实际上并非个个都像我们某些教科书上说得那么反动、腐朽，十恶不赦，其实，在工商界，最早从西方窃得火来，开启现代化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学历史的中国人，只知道郑观应写过令少年毛泽东神往的《盛世危言》，却不知道他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贬为最反动阶级的大买办。
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登台的时候，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对于经商，无论新旧，大体不屑一顾。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等级较低的士大夫之家，虽然有读书不成去学艺（学商）的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得已的选择，只要踏入科举长途跋涉，那么仅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转过身去下海。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的士大夫，一些人立志变制救国，投身政治运动，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还有一些人则终于有点明白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启蒙说教，相信实业救国、工商救国、从此投身工商业。两个状元，成为代表性人物，一个叫陆润庠，在苏州办起了纱厂和丝厂；一个叫张謇，在南通，办起了世界闻名的大生纱厂。相对而言，张謇的事业更大，也更长久，在历史上的名声要响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业家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在帝制时代，一个状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在清朝，状元意味着可能成为皇子之师，意味着几乎无障碍的仕途，还可能意味着几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绩，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张謇都放弃了，他成了一个商人，一个现代企业家。这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最顶尖的社会精英，进入了工商业，一个传统上名声不那么响的行业，这在一个多少朝代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张謇这代人，还带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痕迹，有时儒的分量要压过商的意味，但是，毕竟他经营的是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采用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营方式。
状元经商，给近代的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继起的第三代企业家，凡是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洋学生，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人们不大乐意提的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周作民，以及报界的胡政之和出版界的王云五。没有学历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是出身钱庄业的世家子弟，属于好人家出身，本出自上海滩的上流社会。
这样一个高起点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不仅有眼力，有办法，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而且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产物，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以工商救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都非常简朴，乐于克己奉公，我们现在赞美的西方著名企业家的美德，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本土产的工商业先贤，都能身体力行。像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现代企业家，办起来偌大的事业，自己却分文不取，在他们看来，企业是社会的、国家的。
从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就把参与社会改造、兴办公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上，凡诸兴学、办教育、社区改造和建设事业，甚至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有这些企业家的身影，抗战时期企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是各界人士民主的恳谈场所，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等到中国人再一次需要从事市场经济，培育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基本上只好从头开始，前辈的成果，仅仅剩下一点点的孑遗，剩下的老一辈人，只是在中信、光大和民生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一点余热。其他的企业家，只能从头摸索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此前的百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好友傅国涌，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把这些“大商人”中的一些的一麟一爪，给人们呈现出来，叙述严谨，有板有眼，文字如以往一样清晰、耐读，开卷有益。1（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2008年。）每个现在的中国实业家，或者有志于做实业家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洋人的八股取士
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口碑不好，这是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打破中国大门进来的。
在中国读书人的笔下，洋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当然都是坏事。其中有一些事西方人虽然并没有做，但也在他们的想象之内，比如我们的人说洋教士拍花、挖心肝做药、取中国人的眼睛加铅炼银子，说早在莱特兄弟没发明飞机之前洋兵就坐着能飞的东西在北京上空飞，还会放一种用气流伤人的“气枪”之类。但有一些安在洋人头上的事情，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洋人的八股取士就是一个。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短时间占据过浙江的定海，英国人在定海都干了些什么，朝廷大员们当时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不过倒很快传出洋人在那里开科取士的消息，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庚子秋，闻夷逆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余人，只剔去未完卷之人，余皆中试。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旗匾银，每名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入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三册，第147页。）
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想象力，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刚刚打下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县城，就开科取士，竟然还能用《四书章句》出题，只是录取的时候有些草草，凡是答完了卷的统统取上。不知是嘲笑老外办事不讲规矩呢，还是羡慕人家的宽松。
虽然英国人已经打上门来，而且把中国人打得脸面丢尽，一败涂地，但是让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睁开眼睛看看他们还是挺难。我们这些熟读圣贤之书的学究们，非要想当然地以为红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也跟自己一样，用的是方块汉字，读的是子曰诗云。虽然仗是我们败了，但胜利者却偏偏对中国的酸儒生青眼有加，乱七八糟取上一堆带去见他们的国王，想必是有大用的。
无独有偶，事隔近60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仅门被打破了，居然得寸进尺，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蒐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第318页）。似乎是由于有了赛名妓做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得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做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方人作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儿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压韵，既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能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入了皇帝的彀中，其实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试成了设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不佩服。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作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作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拇指大动，“一队齐夷下山来”。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戊戌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不能按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作为惩罚，要求停止了几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一队齐夷下山来”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能人的国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就不是教育机构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