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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与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作诗。刘邦当年不过一亭长，大队干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认识几个都说不准，可是人家也有《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大抵也就是不识字的王熙凤“一夜北风紧”的水平，可是历代都夸好，说有帝王气象。不过，拿皇帝跟皇帝比，刘邦的诗还真是不错。就说乾隆的几万首歪诗，挨个排过去，没一首能赶得上当年刘亭长的。
早就听说当年的放牛娃朱和尚也作过诗，一直没福见到，见到以后吓了一跳，原来是首咏菊诗，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虽是标准的薛蟠体，但却霸气得紧，听口气就是天字第一号，任谁都不怕，而且还要把别个干掉。不过诗意好像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哦，原来黄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货色：“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在过去那个特别推崇农民起义的年月里，曾经非常吃香。黄巢跟朱元璋一样，都是农民造反的头儿，只是命不太好，仅仅做了个草头皇帝。草头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学者抄学者一样，本是自然之理，那时候又没有版权的说法，抄就抄了，断不会有好事者出来在媒体上说三道四。
本来菊花秋艳，并没有杀掉百花的意思，要论杀气，本是秋风的事。自古以来，平头百姓家的闺女，名菊叫兰的不知凡几，大户人家的婢女，被赐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菊的妩媚柔顺。大概只有黄巢、朱元璋这样舞刀弄枪，一路杀奔龙廷，夺了鸟位的人，才会赋予菊花杀百花的意义。这只是他们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霸气和杀气，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么两个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枪弄棒的粗人，作起诗来都以花来自喻？难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比点别的什么？尤其是那个朱元璋，居然抄袭前辈笔意，可见对以菊花自况境界的向往。
按传统的周易解说，做皇帝的，都占个“乾”字，属于至刚至阳的东西。同样按传统，花无一例外地属于至阴至柔、属“坤”字的女人的象征。不过，中国文化总是要势不可当地展现出自己阴柔的特性，不仅是审美方面，人们评价一个男性的美，总是以“状若好妇”来比喻，而在政治甚至战争中，往往推崇斗智不斗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阴柔，才是谋略的善之善者。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两个桃子就能杀掉三个。黄巢是个不第书生，在自命是李耳后裔的唐朝皇帝统治下，估计读过《老子》，读没读过《韩非子》很难说，而出身放牛娃并在庙里混过的朱皇帝，肯定两者都没看过，不过这并不耽误他们使阴招、弄诡计。相比起来，什么都没有读过的朱元璋，活儿干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几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杀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给，古今中外谁能做得到？
娇美菊花，也弄得阴鸷和戾气。碰上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又想起了王大点
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2000年）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于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个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儿，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
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徒。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面目五花八门，教条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的日记里，这样的事件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11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员，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在天桥小茶馆前的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命令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夜晚家家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员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了，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而且为了使洋人的枪炮失灵，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过去，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还是很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
不过，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显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比较过火，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晚清的王恺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的一个人。他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恺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恺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恺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恺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他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恺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风流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恺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死得较早。丧偶的王恺运，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恺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恺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恺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恺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弟子的面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恺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恺运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恺运的旁边，席间，王恺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地门清。
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恺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恺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
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恺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恺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恺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恺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恺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还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恺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恺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恺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恺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蹬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王恺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恺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近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恺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有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没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恺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飓、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恺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恺运能够说得出来。
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是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要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