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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农民没有政治意识。
的确，中国农民有关政治的认知是朦胧的，含混的，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到底怎样看国家，看统治。在传统社会的常态，农民是政治的“观众”，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哄哄的一切，似乎都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旦到了社会的非常态，农民就会由观众化为“暴众”，横扫政坛如卷席。在这“全部”或者“全无”式的逻辑背后，必然隐含着某种近乎恒定的基本政治意向，否则就说不清这从“观众”到“暴众”的转换。
传统农民的政治意识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其一，“家一国观念”。农民对“国”的认知是与家相联系的，俗语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国家国家，没国就没家。”以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之类，说明农民是以家的观念来审视“国”的，无形之中，把“国”看成放大的“家”。显然，这种意识与统治者的政治意愿是相吻合的，可以说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和催化这种认知。
更进一步，农民虽不知道什么叫做专制主义，但他们知道“国”是有姓氏的，具体地说，国是属于老李家、老赵家、老朱家的。而且皇帝自己也有爷娘老子，有儿子、女儿、女婿（驸马爷）和一大堆皇亲国戚，“国”就是属于这么一群沾“皇”字边的人的私有物。谁当家就给谁交粮纳赋，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天经地义。至于谁当家，那倒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不换得太勤（以致政局动荡），只要别施加太多的苛政与暴政。国之主可以更迭可家之主就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在农民那里又等同于“江山”。所谓“江山”就是一块固定的土地和附着其上的人民，谁争到了就归谁所有（有几分近似于西方旧政治学国家三要素），农民自身也是包含在这江山之内的东西，所以说农民也可以说是“国”的一部分。孟老夫子说：“民为邦本”，而俗语道：“国之本在民”，没了这一部分，统治就失去了依据。
忠孝合一，家国合一，皇帝老子也如是想，奖掖孝子，意在培养忠臣。皇帝总是以“天下父”自居，可惜，在农民那里，皇帝只有“天下父”的轮廓，却缺少“天下父”的情感。三国时，曹丕给臣下出难题，“问：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邴原悖然对曰：‘父也’。”这样的问题，如果提供给农民，大概提问者都会像曹丕那样自讨没趣。家国虽然并列，但较起真来，家的份量无疑还是要大些。很多民间创作，君王处于危难之中，臣子救驾之前要“讨封”，公然索要好处，像《呼家将》中呼延丕显讨封到“双王”，《二进宫》里徐、杨两忠臣在“保国”之前也要向太后讨足了封才肯行动。这种事儿，士大夫连想想也是罪过，可农民却当真。这里，君臣关系几乎就是雇佣关系、交易关系，俗语“皇帝也不能白使人”，“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说的也是这层意思。况且，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臣”，“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反过来，不食其禄就不必忠其事，更不必忠其人，俗语说：“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正为此也。
“天高皇帝远”，皇帝不能自己与农民发生关系，必须通过官吏。真正体现皇权，与农民打交道的是“青天大老爷”们。如果说，农民对皇帝还有几分尊崇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官”就几乎只剩下了恐惧与嫌恶。当然也有“清官”，但是太少，少到了成为农民的一种梦幻。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俗谚》共收集沾“官”字的俗谚计一百三十三条，中性和褒意的仅六条，其余全带贬意。像“无官不贪”，“官府是豺狼”，“官逼民反”，“官场如戏场”，“官大必奸”，“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等，是属于抨击“官身”行为的；像“官油灯壮捻子”，“官房漏，官驴瘦，官堂屋鸡粪臭”之类，则明白是讥讽凡沾官字的事情必一团糟（浪费，无人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颇为不敬的“官”，一般不包括朝官，“朝里有人好做官”，已经把在朝与为官分别视之，农民所谓的官就是指管他们的地方官。说来奇怪，地方官自称是牧民之官，言外之意老百姓是牛马，而皇帝有时却称老百姓为“子民”，似乎可以说，农民在皇帝面前，比在“官”面前，待遇还稍好一点，难怪农民有时造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政治意识中的政治结构，已经有了两行并列的要素：皇帝--官--民；国--衙--家。这种排列和要素，既是农民意识中的符号概念，也是实际存在着的政治实物。然而中国农民是带有形而上意蕴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对现存政治实体的认同，还存在超乎这一政治实体之上的东西，这就是“天”、“天道”、“天心”。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提到过这样一句俗语：“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也就是说，在家、衙、国之上还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天或天道、天心，立国须正，天心才顺；反过来，天心顺不顺，国正不正，还要通过民之安不安来表征。儒家经典中天听民听，天视民视的观点，恰好与此暗合。所以说，皇帝、官吏残民虐民太甚，就等于国不正，国不正也就违反天道，故尔江山可以易主，耕夫樵子也就可以觊觎神器，心生“取而代之”之意。
其二，机会观念。“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虽只是《西游记》作者中调侃孙猴子的一句笑话，却也真实地映射出中国农民的一种政治幻觉：机会观念。所谓的“机会观念”可以用三句古人之言做注脚，即：陈涉的“王公将相宁有种乎？”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耶！”，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矣！”
胼手胝足，几乎一无所有、目不识丁的农夫梦想做皇帝？这在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可在中国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现实。直到现代，中国的边鄙乡野，还不断地闹出“皇帝案”，在古代这类事就更多，许许多多的“逆案”，生出了多少农民“皇帝”。造反的农民死到临头还称“朕”不止，咬定牙关：“崩即崩尔，终当不易尊号。”这种事在士大夫那里被当成笑话来传，其实，还真有几个做成了真皇帝。刘邦不过一“不脱产”的亭长；刘备虽系“中山靖王之后”，但终归靠织蓆贩履为生。两者论“成份。”大抵都应算是农民。至于明太祖朱元璋，则更是地道的“贫雇农”，再加上一堆黄巢、李闯王之类做成半个皇帝的，可供示范的典型还真不少。世道一乱，天命所归，归到谁手里还真没准，叫人如何不想它？应该特地点出的是，近代农村的“皇帝案”尤其多，翻翻清末的刑部档案，几乎每年“逆案”均以十数计，一批批土头土脑的“帝王将相”丢了脑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做梦当皇帝，但这种梦的覆盖面却非常之广，可以说是农民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潜在意念。有三部分人最易产生非份之想。一是农民出身的失意文人，农民读了几天“子曰诗云”，屡试不第，产生挫折感，机缘和合就容易变成农民造反的“相”、“军师”乃至“皇帝”。二是农村中出门见过世面的“能人”，即导言中所述的农村“布衣领袖”，他们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但脑瓜灵见识广，往往成为一村农民的代言人，平常的大事小事离开他们就玩不转。在时局不靖，民心浮动时，他们很容易在《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东西蛊惑下铤而走险。三是由农民蜕变出来的半游民性质的秘密宗教的成员，这部分人最危险，因为他们有组织，有边缘性的非正统信仰，所以尽管清代的多数民间教门无非是借教敛钱，还是屡遭查禁。
中国农民在砍头、抄家、灭族的威胁下，从未断了“取而代之”或一过皇帝瘾的想头。这说起来真像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我们把农民这种心态放在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下考察，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中国的历史是一种周期性乱治交替的历史，每次乱治之交，造成不少杀戮和破坏，也造就不少机会。中国的皇帝，就改朝换代而言，确实是“轮流做”的，像日本天皇那样千年不易的帝位，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从社会景观上考察，中国所谓的贵族、世家、富户，几代不变的绝少，递降、突降的趋势近乎永恒，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出三代”，此之谓也。维持血缘谱系与家道千年不变的，只有具备特殊意识形态背景的“孔圣人”和“张天师”才能做得到，其他人纵为凤子龙孙，后辈沦为乞丐也未可知。世道沧桑容易令人对“机会”产生幻想。另一方面，长期在民间秘密流行的类似谶书一样的东西，如《推背图》、《烧饼歌》、《奇门遁甲》等，以及各种关于未来“天子”早期的异相、异行、异兆的传说，也构成了农民“机会观念”的文化氛围。
其三，均平理想。如果说“机会观念”只是一部分农民由于受挫感而萌发的政治野心，那么“由均平致太平”则是中国农民整体的千年王国之梦。农民的均平理想在内容上可以成以下六个层次：
一，“劳而有食”。终日辛劳的农民，将“要想吃饱饭，须用汗水换”的古老真理奉为圭臬，本能地厌恶不劳而获者，因此，在他们的理想乐土中，自然要排斥“不稼不穑”的“硕鼠”（《诗经·魏风》），提倡人人劳动，“赖其力者生”（《墨子·非乐土》）。应该指出的是，农民意中的“劳”一般限指体力劳动，他们想象不出抽象的思维与知识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用，自然也不认为从事科学文化、经管等活动属于“劳动”，民间故事常有这样一类：某国向中国派出使者，提出若干智力或知识性的难题，要求限期答复，否则继之以兵。故事的结局往往是在饱学的宫廷学者们一筹莫展之际，由一个农民或手艺人出面，轻而易举地解答了所有问题。这种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的主题，背后则是一种小生产者知识无用、学者低能的偏见。
二，“寡欲无为”。在理智上，农民向往寡欲无为，寡欲意味着节俭，“无为”意味着不生事。在前者，不仅仅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是农民很早就意识到，欲求无止境，所谓“欲壑难填”。按原始道教《太平经》的说法，就是人的欲念一起，势必“日就浮华”，“复使后生趋走不止，山川为空竭……生民消耗，奸伪复生”，从而“以乱其治”。抑制消费，是弥乱的釜底抽薪之法。在后者，纵观中国历史，只要涉及农村的改革举措，无论其动机如何，凡政简事使者必成，凡政烦事剧者必败。农民要求少事，息事，不生事，无论对内对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为乡村的一般心理。所以，在农民看来，只有寡欲无为才能做到和谐宁谧，才能致均平现太平。
三，“差序和谐”。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社会。其实差序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是血缘差序，即按血缘远近决定亲疏程度的社会法则；二是等级差序，即社会地位的高低阶梯。似乎有些奇怪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对于血缘的依恋与看重是无以伦比的，而对于压在他们头上的缙绅与官长则不无嫌恶，但是在他们的理想模式里，这种情境却倒了过来。血缘差序被打破，人们幻想和渴望的是在整个社会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兼爱氛围。许多农民起义和秘密结社的口号文献都体现了打破血缘的“人皆兄弟”的法则，如洪门的“以洪为姓，患难相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而另一方面，人们日常所厌恶的等级差序却在社会理想的蓝图中保存了下来，从《墨子》的里长、乡长、国君、天子，到太平天国的两司马、旅帅、师帅……天王，农民的理想与实践都排列着鲜明的等级阶梯。按农民的思维逻辑，只有打破血缘关系，才能“破私立公”，而他们又想象不出除了等级差序，还能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和秩序，所以，就出现了前面讲到的颇为矛盾的情状。
四，“尚同一义”。农民期待的等级差序，绝非现实的社会等级阶梯，他们理想社会里的君主和政长，都是公正清廉的化身，既然，他们能给予农民公道与安宁，农民也就乐意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农民对那种“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百家争鸣场景并不感兴趣，甚至于困惑和不知所措，对于政治问题，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结论，那种全社会“壹志壹意”，用一种方式思考，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局面，非常符合他们“和谐”的切望，虽然这只是一种趋于死寂的和谐。
五，“财货均有”。无论是“均劳”、“同欲”还是“和谐”、“尚同”，都离不开物质财富等量占有的内容。所以，“财货均有”才是均平意识的根本情结所在。对社会财富的分割和占有形式，是各民族文化形态的最基本内容，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历史演进的各阶段有相应的规定，并在幻想中呼唤一种理想的占有与分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一方面是在土地所有制形式上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并存；一方面是经营方式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小农家庭式经营。前者的反差刺激了农民的均平意愿，而后者的划一又固化了这种心愿。在任何情景下，理想都是现实的影子，尽管有时是杂凑起来的影子。因此，对于农民来说，最理想的莫过于每个人都保证拿到完全一样、不多不少的一份。农民凭自身的经验感觉到，财富占有的差别是一切不公平的源头，“人平不语，水平不流”，要想不“平”，就得从根本上找，如果人人都吃一般饭，穿同样衣，自然大家心情舒畅，谁还你争我夺？历代农民起义多以“均贫富”相号召，见识浅的，仅限于“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有远谋的，则提出平分土地的方案。理论的递进，浸透着理想的追求，人们向往着由“分财不敢不均”的“天”来补平天下人的财产占有额。
六，“互助修睦”。这是农民社会理想中令人向往的一种人之关系境界，也是农民在长期艰苦生活中凝炼出来的一种自然朴素的情感和为士大夫所称道的乡土美德的主要成份。民间关于称颂乡农邻里相互帮衬，彼此扶助的动人故事汗牛充栋，林林总总，在一定程度上，某些僻地山乡确能实践“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境界。这样的场景并非罕见；农民会拿出最后一块馍送给素不相识的乞丐，随后自己也加入讨饭的行列。中国农民淳朴善良的性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为物欲所“污染”的农民，也往往怀念他们所失去的“乐园”，向往那相濡以沫的境界。应该指出的是，农民的这种情感与向往是美好的，但却是物质贫乏的低水准生活的伴生物，带有强烈的斥富，嫌富，忌富的情绪，所以这种情感与向往相对来说是脆弱的，一旦商品经济的洪流涌至，它就会同许多古朴的民风民俗一样，陷于消融瓦解的命运。
农民的均平理想是他们化为政治的暴众时参予政治的理念工具，它是有力的，能反复地造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又是无效的，因为这毕竟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农民日常以交粮纳赋认同国家与皇权，在无法正常生活时以均平理想为武器摧垮原有的国家，把皇帝拉下马，呼唤新的国家与秩序，在两者的中间，游离着“机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