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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学习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有名。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到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事迹，对他们表示仰慕。他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曾对同学萧子暲（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这里，毛泽东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并且很喜欢这些书报。他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连载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所写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1911年春，经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推荐，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在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毛泽东终生的爱好。《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毛泽东了解到他来长沙后不久，在广州由黄兴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消息，读到了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的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这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也都立即发动了保路运动。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投入这场斗争。他倡议并和另一位同学带头剪掉自己的辫子，还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用此来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距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强烈的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湖南巡抚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决定和其他几位同学到汉口去，并积极地做着行前的准备。
10月22日，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在长沙起义成功，建立了湖南军政府。许多学生投入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就组织起来。毛泽东不必到汉口去了，但他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于是就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而尽力。
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后来，他还劝说两位同学参了军。他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尤其喜欢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
由于毛泽东能写字、作文章，可以帮助别人写信，而且有些书本知识，因此，大家都敬佩他的“大学问”。在新军中，毛泽东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并且仍然十分重视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的饷银，除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都用在订购报纸上。从当时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兴趣，并热情地写信给他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也同士兵展开讨论。
革命形势在急剧地发展、变化。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逼迫清政府取消皇族内阁，由他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用革命来吓唬清政府，但更以暴力压制革命。1912年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清政府也被迫接受了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时，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当时，长沙城内有许多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广告来招徕新生。可是，这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主见，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
他先后在六所学校报名投考。先是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所打动。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毛泽东改变了投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于是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投考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他的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不断地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在广告上许下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法官。毛泽东第三次付出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政学堂。毛泽东报考的第四所学校是一所商业学堂。这是受到另一位朋友劝告，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动心了，付了报名费，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可是，他并没有专心下来，还是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促使毛泽东决定要去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他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使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因为父亲是最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报名报考的第五所学校就是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一个月。由于这所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毛泽东不懂英语，而学校也没有用汉语教课的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
最后，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并参加了入学考试。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他进了这所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很大，学生也多。由于毛泽东爱好历史和文学，国文老师很喜欢他，并热心地帮助他，主动借给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但是，他并不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烦琐呆板。他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更好。于是，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了半年后，于1912年便退学了。
毛泽东离开省立第一中学后，寄居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相传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就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台子叫定王台。清朝末年，这个土台已荡然无存，在这里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意见，利用这栋房子办起湖南图书馆，馆里购置了不少新书。
这里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茏，环境幽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场所。毛泽东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来阅读。无论酷暑寒冬，都持之以恒，雪雨无阻，从未间断。每天，图书馆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去，闭馆时，又是最后一个出来，中午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作午饭。
在这里，他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一番：原来世界有这样大！在这个地图上，中国只占这么小的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县没标出来，韶山更没影子了……世界既这样大，人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
毛泽东在定王台省图书馆的自修生活已过半年。这时，住在湘乡会馆里的士兵和学生发生了冲突，会馆被士兵占了去，毛泽东被迫离开了这里。也就在这前后，父亲来信不赞成他自修，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并拒绝提供费用。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他后来认为是“极为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在湖南一师
毛泽东被迫停止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后，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他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的一则有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内容的广告，自然引起他的兴趣。两个朋友也鼓励他报考这所学校，于是，他投考并被录取。同时，他还很讲“义气”地帮助那两个鼓励他报考的朋友准备了入学考试的作文，使得他俩也进入第四师范。毛泽东进入第四师范后，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在第四师范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他又随之转入第一师范，共学习了4年半，至1918年6月毕业。
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被编入预科第三班。由于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一师是秋季招生，因此，他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了半年的预科。1914年秋，他被编入本科第八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南区书院坪。这里以前叫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木式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辛亥革命后，在这城南书院早已荡然无存的书院坪，创办了第一师范学校。一师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受到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的影响，尤其是杨昌济对他的影响最深。1936年，毛泽东回答斯诺谁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在北京，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杨昌济的赞许下，毛泽东和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
在四师、一师学习的5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认为：“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己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要求得真本领，必须刻苦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不厚，时惧倾圮。”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等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毛泽东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唯一的课堂笔记。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所用教材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读了这本约10万字的著作后，写了1.5万余字的批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打记的圈点、单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十分感兴趣，反对将自然科学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对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讲堂录》中就有他手抄的《离骚》、《九歌》。他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足见毛泽东学习之认真、刻苦。
毛泽东很注重自学。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读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炼意志。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早晨很早就起床，做冷水浴或其他运动，然后进教室自习。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晚上熄灯后，还要夜读。
在学习上，毛泽东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1915年上半年，杨昌济指导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周末，这些人就到长沙郊外板仓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读书心得。据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记载，毛泽东从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里，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交谈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毛泽东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还表示：“甚愿日日趋前求教。”黎锦熙对毛泽东十分赏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即陈昌，后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引者注），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毛泽东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追求改造世界的知识，他刻苦攻读，勤于思考，持之以恒，同时，广泛而虚心地拜师访友，求学问教，与他人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他认为：“德智所寓，不外于身。”虽然“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因此，他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毛泽东进行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游泳、野游、爬山、露宿等。
冷水浴，这是杨昌济老师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开始时，毛泽东只是模仿杨先生进行，通过实践，他认为冷水浴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第二，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因此，他从模仿转为长年坚持不懈地进行。
一师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毛泽东就起床来到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这样反复十几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冬季坚持冷水浴不容易，可毛泽东却很习惯自然。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能坚持，他回答说，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
毛泽东从小就酷爱游泳。8岁时他从师邹春培读私塾，一次邹有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就和几个学生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戏水。邹先生回校见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就对以“修身”。取意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邹先生不禁连连点头。不敢说毛泽东8岁时就把游泳同修身联系起来了，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一直把游泳作为锻炼体魄、砥砺意志的一项重要手段。长沙的橘子洲是他在一师求学时常来游泳的地方。夏天水涨时，湘江水面宽三四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秋冬之间，行人已经穿上棉衣，他还能在江中游上几十分钟。他的同学张昆弟、罗学瓒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当年一起畅游湘江的情景。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记载：“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罗学瓒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他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中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等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常用的方法。与一师隔湘江相望的岳麓山，是毛泽东常去锻炼的地方。除爬山外，还在这里进行过风浴、雨浴等活动。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散，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八点钟矣。”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母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味。
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橘子洲等地，是毛泽东经常露宿的地方。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
毛泽东经常进行锻炼的项目还有运动体操等，他曾自编过一套“六段运动”体操。毛泽东在刻苦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对他在一师的体育锻炼作了回忆：“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死的书本，而且还善于读“活”的书本。他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倡导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周知社会”。他从《民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有两名中国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想效法他们的榜样，由于没有钱，便决定采用“游学”的方式，先游湖南。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读书人，利用“游学”写字作对联送人，变相行乞。毛泽东用这种形式，深入农村，接近农民，得到了许多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