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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
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
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纳兰容若《采桑子》
一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命运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或者关心过的问题。中国的老话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这在我们这个广泛信奉着“性格决定命运”“成功要靠自己”的时代里越发成为被人唾弃的“封建糟粕”了。
真的是祖先的经验不再可靠了吗？千百年人生经验的积累，难道就被时下的励志读物轻易推翻了吗？所谓励志读物，无非是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不成功的人炮制给更不成功的人的精神鸦片。而在漫无边际的鸦片世界之外，也有一些人做过相当认真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奈特就曾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调查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结论：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的出身，其次是运气，个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被称为“法国最后一名知识分子”的布迪厄也用自己的研究印证了相似的结论。出身，如果不是决定了一切的话，至少决定了你大半部分的人生。那些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只是小概率事件罢了。你也可以变成天鹅，正如你也可以买中彩票。
人们从来只愿意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结论，无论这样的结论是否禁得起严苛的论证，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奈特和布迪厄的研究抛诸脑后，但是，本书的主人公，他绝对应该是个例外：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几个人有着比他更加优越的出身呢？
追溯起这位贵公子的出身，还颇有几分复杂。很多书里，还有网上，都说容若是一位“满族词人”--事实上这是大有疑问的，这个满族的身份，其实只是容若的“政治成分”，他属于满洲正黄旗，而除此之外，无论从传统的角度还是从现代的角度，他都不是满人。
从血缘上看，容若是蒙古人，本来属于土默特氏，这一支蒙古部族征服了满洲的那拉氏，于是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心理，放弃了土默特氏这个本姓，改用了被征服者的姓氏。纳兰性德的“纳兰”就是“那拉”的另一种汉译，也只有精通汉文化、完全以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才可能把那拉、纳腊译成“纳兰”这样一个美丽的汉名。从容若以“纳兰”来称呼自己姓氏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汉人。
--不，这绝对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说法。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超越了狭隘的血统论，而以文化论取代之。华夷之辨虽然极严，但华夏不是永远的华夏，夷狄也不是永远的夷狄：如果华夏放弃了自家的衣冠礼义，就会堕落为夷狄；同样的，夷狄只要吸纳了华夏的衣冠礼义，也就摆脱了夷狄的身份，而进诸于华夏。我们的祖先，心胸是何等地宽广！
我们在历代的史料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阐释，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把文化界定为区分华夷的唯一标准。宋代方凤《夷俗考》提出“人性之善，无间夷夏”，之所以有夷夏之别，是性相近而习相远，只要被感化于我们伟大的华夏文化，夷狄便也是华夏；南宋春秋学的一代宗师胡安国也在《春秋传》里这样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还有心学的祖师陆九渊，他也和胡安国一样激愤于南宋政权的偏安之局，在讲授《春秋》的时候借古讽今，大谈“圣人贵中国、贱夷狄”，但他马上就作出清晰的说明，说这并不是圣人对中国有所偏私，中国之所以卓越，不是因为地理，不是因为血缘，而仅仅是因为礼义文化。
这就是正统的儒学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拿这个标杆来衡量自己、衡量别人。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桀骜不驯的汉人愿意与容若这个“侵略者的一员”倾心相交，只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儒家，容若是真正的汉人。相反，那些背弃了华夏文化的人，即便血管里流淌着最纯正的汉族血液，却已经变成了夷狄。我们高贵的华夏文化，常会让最有才华的异族人深深拜服，也常会被自家人轻易抛弃。
纳兰性德，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一起奇异的死亡事件中与汉文化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此后的三十一年生命，仿佛都在固执地沿着一条再无旁人看得见的轨道，远离了他的血脉，远离了他那白山黑水的根底。
[1]成德，名字的来历、疑云与谶语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西风开始吹进了京城，带来了些许料峭的寒意，却从来没有吹散过广源寺里缭绕的香烟。这里的住持法璍大师是一个奇怪的人，他从来不像其他和尚那样热衷于操办各种法事，任由达官显贵们出多高的价钱，他也从不为他们的任何物件作哪怕最简短的开光仪式。他只是讲经，只是说法，他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发表过相当惊世骇俗的言论，说佛祖早就死了，他根本就没有能力保佑任何人，他只是在有生之年里播下了一颗佛法的种子，任由这棵神奇的种子在他身后百年、千年的岁月里不断地生根繁衍、开花结果。花儿、叶子，或者果子，也许有一天会落到你的头上，也许需要靠你自己去寻找，去采摘，你或许可以由此摆脱尘世的苦海，达到佛的世界--也许你达不到，无论你达到与否，佛都不会帮你。
其实他早已经帮了你，也就是在两千年前种下了那颗种子，但他毕竟死了，死人听不到任何人的许愿，无论你多么虔诚。面对善男信女们的困惑，法璍大师常常用同一句话来回答：“如果你想要一张纸，你会怎么做呢？会跪倒在蔡伦塑像的脚下烧香许愿吗？”--后来这句话成为了京城士大夫当中最流行的一句禅机，而且是唯一的一句每个人都能听懂的禅机。
于是，最自然不过的发展是，愚夫愚妇们很快地就抛弃了法璍大师，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佛法，他们只需要一座圣殿可以倾诉，只需要一尊佛像可以倚靠，只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展现虔诚的场合，使自己相信付出了（无论是付出烧香、礼拜还是施舍的代价）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所以他们以为法璍大师是一个奇怪的和尚，虽然他对佛家经典如数家珍，虽然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修行者有他那样恢弘而和平的气度，虽然他从来都以最苛刻的标准遵守着那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但他们始终不相信他。
每一个人、每一个世界都是一面筛子，只要给出足够的时间，就会得到精确的选择。法璍大师的佛门也是这样的一面筛子，漏过去的是千千百百的愚夫愚妇，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们。当然，这里边仍然有着一些贩夫走卒，甚至带刀的旗人武士，总之，这里能够吸引来的人，无论有没有深厚的学养，都有一些共通的特点：坚强的意志和强悍的理性。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那拉氏的青年，从他那张带着几分文气的脸上，很少有人能看出他的蒙古血统，更难以相信他并不是一个读书的士子，而是一位大内侍卫。但今天的他一点都不像往常那样从容，眉宇之间掩饰不住一丝狂喜和淡淡的焦灼。他一直在人群外边静静地守着，有时候烧上一炷香，他并不祈祷什么，只是在那氤氲的烟雾中放松着自己的神经，不自觉地就会陶醉在即将初为人父的喜悦里。
好容易等到了可以和法璍大师单独谈话的时候，青年单刀直入，请法璍大师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一个名字。“您不要笑！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我相信，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昭示这个人的一生。”青年说道。
法璍大师还是笑着：“他们说得对，你说的也对。”
“为什么？”青年现出一脸的困惑。
法璍大师轻轻地答道：“只要你信，事情就会成真。”
“这……”
“明珠，”法璍大师低声唤着青年的名字，“因为你信，所以你不会永远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内侍卫，而终将成长为一颗耀目的明珠，到了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直视你的光芒。因为你信，你的孩子也会用他的一生来成就他的名字。”
明珠一怔，“这么说，您已经想好了犬子的名字？”
法璍大师笑道：“《易经》里说：‘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明珠点头，“这是乾卦的内容。”
法璍大师问道：“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明珠再次点头道：“我是大内侍卫，但也读过一些经典。这句话是在说君子之行。君子的一言一行都在成就着自己的德业，这些言行都是外显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感受到。”
“好，”法璍大师笑道，“‘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个孩子，我想会是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就叫‘成德’。”
这一年的腊月十二，公历1655年1月19日，外面虽然是刺骨的寒意，明珠府里边的人脸上却满是喜悦和焦灼的汗水--小男孩终于顺利临盆了，取名成德。“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句话将会是这个孩子今后一生的写照吗？初为人父的明珠虽然满怀期待，心里却并不那么笃定。
小男孩有了一个大名，他还要成长许多年才能明白这个名字背后的蕴意。他的父母自然不会呼他成德，而是呼唤他的小名：冬郎。
腊月出生的，所以叫做冬郎。二十多年以后，顾贞观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容若之所以诗词写得那么好，完全是因为李商隐早在唐朝就为他作出过预言。--这是唐朝的一则典故。诗人韩偓从小是个神童，吟诗作文可以一挥即成。韩偓的父亲和李商隐是故交，一次李商隐要离开京城，加入东川节度使的幕府，大家为他设宴送行，年仅十岁的韩偓即席赋诗，才华之高震惊四座。后来李商隐追忆起这件事来，仍对少年韩偓的佳句回味不已，便写了两首七绝寄给韩偓作为酬答，兼呈韩偓的父亲韩瞻（字畏之）：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剑栈风樯各苦辛，别时冰雪到时春。
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
诗中大大地推崇着神童韩偓，最著名的是第一首的最后两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这就是“雏凤声清”这个成语的出处。这两首诗有个很长的题目，叫做《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裴回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题中的“韩冬郎”就是韩偓，“冬郎”是韩偓的小名。
因着这个故事，顾贞观戏对容若说：“令尊大人给你取‘冬郎’这个小名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你当做神童韩偓了呢？这样的话，他老人家真是慧眼，纳兰冬郎的诗名早就‘雏凤声清’，远在韩冬郎之上了。”
容若不置可否，“家严当时应该想不到这么多吧。我是腊月出生的，自然就叫冬郎了。”
此冬郎与彼冬郎是何等地相似！韩偓可以“十岁裁诗走马成”，容若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首诗恰恰也是在十岁那年写的。那是康熙三年，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本该是满月流光，却发生了月蚀。十岁的小冬郎用他那一点都不稚嫩的诗笔记下了这个特殊的景象：
夹道香尘拥狭斜，金波无影暗千家。
姮娥应是羞分镜，故倩轻云掩素华。
--《上元月蚀》
诗中是说元宵之夜的繁华京城没有等来应来的月光，想是嫦娥害了羞，不肯移开镜子露出脸庞，还特意遮掩了一层轻柔的云彩。
七绝虽然短小，却已经属于近体诗了，对声律有着严格的限制，更何况明清时代人们的口音早就变了，但写诗填词还必须依照唐宋的发音，便免不了许多死记硬背的功夫。诗歌本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镣铐越重，舞者越可以尽展才华。
十岁的小冬郎已经掌握了近体诗的写法，熟悉了平仄音的错综变幻，背熟了唐宋的汉字在韵谱上的发音，流畅地化用古语，于是戴着所有的这些镣铐，仿佛无拘无束一般抒写着天才诗人的想象力。
同一天里，冬郎还写过一首《上元即事》，渲染元宵之夜的璀璨灯火：
翠毦银鞍南陌回，凤城箫鼓殷如雷。
分明太乙峰头过，一片金莲火里开。
这首诗虽然写得平平，但足以告诉我们：小冬郎的阅读量此时已经相当可观了。他会用“翠毦”这样的生僻字眼，会用“凤城”这样的诗歌套语，会用“太乙峰”和“金莲”这样的典故，而“殷如雷”这个比喻则说明他已经学过《诗经》了。
就在这短短的几句诗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小冬郎过人的聪慧和努力，也看到了明珠夫妻为了儿子的教育花费了多大的心思。百姓们总是出于酸葡萄的心理相信着“豪门子弟多纨绔”，殊不知越是豪门，越可以并舍得在子弟的教育上花费血本。明珠的倾力投入，真的把冬郎培养成了“冬郎”。
也许是有意，也许是巧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毕竟不得而知，只有惊叹着在容若身上，无论大号还是乳名，都像谶语一样昭示着他的一生，纠缠着他的一生。
关于容若的名字，这里还要交代两句后话：在容若已经二十多岁的时候，康熙皇帝立了第二子为皇太子，皇太子乳名保成，和容若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成”字。于是为了避皇太子的名讳，已经沿用了二十多年的“成德”便被改为了“性德”，这就是那个最为我们熟悉的名字：纳兰性德。直到第二年，保成改名胤礽，“性德”才恢复为“成德”。
所以，“性德”这个名字其实只用了一年而已，我们称呼公子为纳兰性德实在没什么道理，只是约定俗成罢了。
至于公子自己，每每在署名的时候总是署作“成德”，或者效法汉人的称谓，以“成”为姓，另取“容若”为字，署作“成容若”，他的汉人朋友们也往往用“成容若”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在这样一个纯汉化的称谓里，昭示的是容若对文化血脉的强烈认同。
是的，按照汉文化的传统，儒家经典《礼记》里早已讲过“二名不偏讳”，也就是说，对两个字的名字，如果言语或书写中只用到其中的某一个字，就不必避讳。皇太子既然乳名保成，只要别人的名字不是同时含有“保”和“成”这两个字就是可以的。满人吸纳了汉人的文化，而且把汉文化中强调君臣父子秩序的内容拿过来变本加厉。容若看得清楚，这不过是权谋治术而已，而他自己作为一名真正的对汉文化的倾慕者，只要还有一线余地，就绝对不愿接受那些变了质的汉文化。
关于“成德”这个名字，还有一层很重的疑云，是连容若自己都解释不清的。少年时代的容若就已经学习过儒家的许多经典了，有一天他学到《仪礼》，看到其中有“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的句子，这是古代贵族子弟的成人礼（冠礼）上接受的祝词，意思是说：“在这个良辰吉日里，为你加冠，表示你已经进入成年。希望你从此以后抛弃童心，谨慎地修养成人的品德，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得享高寿和洪福。”在双行的小字里，郑玄和贾公彦这两位前辈大儒明明白白地注释着：这是行成人礼的时候对贵族子弟告诫和劝勉的话，告诉他们只要抛弃童心，像一个成年人那样遵守纲常秩序，就可以享洪福、享高寿。
容若早就听父亲讲过自己名字的来历，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成德”二字就是《易经》里的名言，所谓“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父亲一直在这样叮嘱自己，自己也一直在这样期待自己。但是，“成德”二字竟然也在另一部儒家典籍《仪礼》当中出现，说的却是“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容若不免有些迟疑：“照这么说，如果我抛弃不掉童心，不能像一个‘标准的’成年人那样在纲常礼制里规规矩矩地待人处事，我将来就不会有福有寿吗？”
这个疑惑，不知道容若有没有对旁人讲过，他只是把它悄悄地记在笔记里，也许不久就忘记了，只是在将来每一次遭受命运捉弄的时候又陡然想起。而在我们这些深爱容若的旁观者看来，“成德”二字果真是一句谶语--容若始终都不曾抛弃他那颗比世界更要宝贵的童心，也实实在在地为这颗童心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
我们眼睁睁看着容若的一生，仿佛是一个纯真的孩子，赤身露体地走在命运的丛林里。
容若让我想到达达主义。
达达主义，一战期间诞生的一种艺术流派，宣称文艺创作应屏蔽思想干扰，只表现感官接触到的直接印象。
达达，源于法语“dada”，意为儿童玩耍用的木马，读音模仿婴儿的呀呀学语。人在婴儿时期还未被文明污染，对周遭事物的反应单纯而直接，不加掩藏或修饰，带着近乎野性的真挚。达达，人一生最初的发音、最后的实话。
相较于主张否定与破坏一切、有些简单粗暴的达达主义，我以为容若更能代表“达达”二字，终其一生，他都在实践孩子的艺术：放弃理智与逻辑，忽视人类社会道貌岸然的生存规则和价值观，听从感觉的蛊惑，让心灵成为指引。
要糖果和游戏，不要算计。
孩子并不多。在冷硬现实的猎杀下，孩子成了稀缺品。不要蔑视曾经幼稚的自己，就算对过去的天真无法欣赏，至少可以怀着凭吊的心情。
十岁时的纳兰词？
在容若的文集当中，写上元月食的除了这里提到的两首七绝之外，还有一首词：《梅梢雪·元夜月蚀》：
星球映彻，一夜微退梅梢雪。紫姑待话经年别。窃药心灰，慵把菱花揭。
踏歌才起清钲歇。扇纨仍似秋期洁。天公毕竟风流绝。教看蛾眉，特放些时缺。
这首词的大意是：京城的元宵之夜到处都是花灯和焰火，梅梢的积雪竟在这一夜里微微地融化了一些。厕神紫姑正欲与人诉说多年的离情别绪，嫦娥却正在懊悔着当初偷了仙药独上月宫，不愿揭开镜面见人，所以月华被深深地掩住了。但很快地，驱逐天狗的铜锣声停了下来，月亮又露出了脸来。地上的人们手拉着手，脚踏着节拍，再次把歌声唱响，天上的月亮也恢复了七夕时候的明艳皎洁。都是因为天公的风流啊，为了看一眼月儿那弯弯的蛾眉，特地制造了这一次的月蚀。
不用多说，这首《梅梢雪·元夜月蚀》比前边的两首七绝高出太多。以前的说法，认为容若这一生只见过一次上元之夜的月蚀，所以这首词必定也和那首《上元月蚀》的七绝写在同一天里。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是容若最早的一首词作。
这完全是一首成熟的作品，于是有些故事便十分渲染，添枝加叶地描写十岁的小冬郎当时是如何的艺惊四座。但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们对诗与词的发展源流略有所知的话，就会清楚一点：写诗向来被当做文人立言的正途，而填词只是所谓艳科小道，不但没有什么地位，还总是很难遮掩得住歌姬舞女的情调，所以我们看容若成年之后的填词宣言，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劲头，如果十岁的容若居然填出词来，尤其是这样一首充满着风流韵致的词，那情形一定会像《红楼梦》里的宝哥哥和林妹妹偷看《西厢记》一样，一旦被家长知道，定少不了一顿责罚。
再者，以天文学的知识来看，容若二十八岁那年（康熙二十一年）的元宵之夜，京城再次上演了一次月蚀，由此便可以为这首《梅梢雪·元夜月蚀》标出清晰的创作时间。
[2]法璍大师的佛门密室
容若的这个疑惑，本来可以去请教为他取了这个名字的法璍大师，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就在几年之前，法璍大师已经死去了。他的死是如此地离奇，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年之中一直都是街头巷尾的谈资，也多次见诸清人笔记的记载。
我们综合各种不同的记载，可以大略地梳理出事件的轮廓。当时，对言论过度敏感的清政府以“妖言”的罪名指控了法璍大师，大师一开始只是淡淡地叹息了一声，说了一句：“可有所据？”说罢就走进了禅房。
法璍大师在京城里一向很有名望，差役们没敢贸然抓人，只是围住了禅房，等待上司的指示。他们很快就等到了，不仅仅是指示，而是督责此案的官员亲自来了。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月华如水，花香四溢，官员拖着一条丑陋的发辫，喝令手下粗暴地撞开了禅房的门扉。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呆住了，只见禅房之中空空如也，法璍大师已在当中的横梁上自缢而死，脚下本该踏着凳子的地方却空无一物，只有十几支寸把高的矮烛台围成了一个圆形，烛台上没有蜡烛，只有蜡烛烧尽后的一点油脂。
法璍大师自尽了，但这分明是一起不可能的自尽。大师把自己关在了禅房里，外边一直有十几名差役包围、看守；烛台围成的那个圆形，圆圈里边本该有一件供大师自缢时踩踏的家具，比如椅子或凳子；再退一步说，如果有一只凳子，也该在大师自缢的那一瞬间被踢到而砸倒一些烛台，也就是说，这十几支烛台不可能就这样仍然完好无损地围成一个圆形。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法璍大师生前那最后一句话：“可有所据？”是的，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依然会被审讯，会被处死，就像他的自缢，脚下是空无所据的，他却依然把自己吊在了禅房的横梁上。这两者，不都是无根无据的“事实”吗？法璍大师是在以自己的死嘲讽着清政府的残暴。是的，法璍大师就是这样“无所据”地死去了。
这件案子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但街谈巷议愈传愈神，甚至有人说在法璍大师自缢的当夜看到了那间禅房发出过黯淡的光芒，也有人说法璍大师的尸身并不在禅房当中，被撞开门扉之后的禅房里只有横梁上的一根套索和地板上的几颗舍利。
为了平息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清政府残忍地把法璍大师曝尸示众，但那晚的离奇事件早已经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心头渐渐燃烧起来的一点火花、一点希望。
在法璍大师众多的怀念者当中，也有一个旗人少年。容若已经听父亲讲过自己和法璍大师的一段渊源，却在记事之后一直没有见过这位佛门中的传奇人物。他也和父亲聊到过大师的死因，他问父亲世间是否真有佛门法力，真有灵异幻术，但一向以精明、沉稳和强悍著称的父亲只是不置可否，只在被孩子逼问得无法脱身的一次，才简单地解释说自己也不清楚法璍大师是否拥有什么神奇的法力，不过他的那次神奇的自缢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在那次事件之后，自己也曾久久地琢磨过，后来终于想到：是冰。
京城专门有一种藏冰的生意，冬天把什刹海里结的冰凿成块藏在地窖里，等夏天的时候取出来用（北京现在还留下了这样一个地名：冰窖口胡同）。一些有藏冰条件的人家自己也会藏冰来用，法璍大师很可能就是踏在一块冰砖上完成的自缢，摆一圈烛台乍看上去只是为了制造一种仪式效果，其实这种仪式效果只是为了遮掩它们的实际功用，即迅速地融化那块冰砖。
容若后来在笔记里回顾了这一次和父亲的对话，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被父亲那超卓的理性与缜密的思维所震撼，这既让他更加崇拜父亲，也让他觉察出了自己和父亲并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生命。
他也是第一次感觉到：父亲为自己精心规划的那条道路，尽管铺满了令所有人艳羡的鲜花与掌声，却恐怕是自己永远也走不下来的。
父亲对自己的那些希望，有时，会让自己深深失望。
是的，正如明珠从来就不曾有过童年，容若也永远都不曾长大。
[3]虎父：诗人仰望的政客
如果我们看过明珠的履历，就不得不承认容若的成长真的是一个奇迹。他有一位最精明的父亲，还有一位最强悍的母亲，但父母的这些性格一丁点也没有遗传到容若身上，这也许要归功于后天环境的不同，也许要感谢上天选择了容若做一名格外耀眼的传递火种的人。
传递的到底是谁的火种呢？明珠想起儿子，容若想起父亲，时不时地，都会生出一丝隐隐的慨叹。他们虽然深爱着彼此，但愈来愈感受到彼此的不同。性格的不同，爱好的不同，志向的不同……不，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自明珠懂事以来，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的血仇已经随着历史的浪潮而烟消云散了，他只知道自己隶属于满洲正黄旗，自己的利益和满洲的利益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作为家庭中的次子，明珠继承不了父亲的爵位和世职，他只是一个两手空空的人，叶赫那拉氏的血统除了机会什么也给不了他，但他已经拥有了精明的头脑、干练的作风和沉稳的性格，他所欠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恰恰就是机会。
明珠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也许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成长在清军入关的那个靠军功搏出身的战乱年代，在顺治朝里，他从一个平凡的大内侍卫的职务里找到了今后飞黄腾达的起点。
出身只会给你机会，但不能保证你一定成功。但对明珠这样的人来说，有了机会就等于有了一切。在短暂的顺治朝，明珠仅仅从大内侍卫升迁为銮位治仪正，负责銮驾礼仪，时代一进入康熙朝，明珠终于像当初法璍大师所预言的那样，一步步地成长起来，那一颗耀目的明珠渐渐抖落了遮在身上的重重尘埃，散发的光芒让愈来愈多的人不敢直视。
一开始的时候，明珠不过做了内务府郎中，这是一个既低微又很不好做的职位，处理的全是皇宫内务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开罪人，给自己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但明珠一旦开始闪光，就不是谁能轻易遮掩的，明珠做到康熙三年就升迁为内务府总管，相当于皇宫里的大管家，大到典礼、警卫、财务，小到伙食、仓储、畜牧，要他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琐碎了。
就是在这些无比琐碎的大小事务中，明珠稳扎稳打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干。纳兰容若后来谈及父亲的这段经历时，将之比做《史记》当中汉高祖的名相陈平的年轻时代：那时候陈平只是里巷中的一名小小的社宰，负责为大家分配肉食，因为总能分得公平，所以大家都赞他是个好社宰。陈平说道：“哪天要是让我宰治天下，也能做得一样好。”
的确，大道至简，陈平有能力在小小的里巷中做一名社宰，就有信心做全天下的宰相。后来他辅佐刘邦，功高盖世，确实应了年轻时候的“狂言”。明珠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天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总管大内，将来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游刃有余地总管天下呢？
是的，这就是明珠的世界。如果换作容若，绝对是做不来的。古今中外能够胜任这类工作的诗人，一共只有两个，一个是现实中的，一个是小说里的。现实中的是美国现代派的华莱士·斯蒂文斯，只要你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稍有了解，就一定会知道他那首极负盛名、也极具争议的《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写出这种诡异诗歌的诗人居然是律师出身，后来还做到了一家保险公司的副董事长。小说里的人物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他那颗不可遏制的诗人的心使他把公文都写得像诗歌一样美丽而激情澎湃。但容若不会是第三个人，他属于古典，不属于现代；属于儒家文化，不属于自由世界。
容若就连想象一下也要为之崩溃的工作，被明珠做得有条不紊、光彩迭出。这样的人如果得不到升迁，什么人才会呢？但是，局面似乎出人意料，明珠突然被降级使用了，而且岗位跨度很大，由内务府总管改任侍读学士。这绝对不是皇帝昏庸，恰恰相反，这一次调任使明珠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放弃的是皇室的后勤，参与的是国家的大政。
正如宰肉的陈平终于宰治天下，国家大事又何尝不是明珠在内务府时所面对的财务、仓储、警卫、伙食等事务呢？儒家讲修齐治平，所谓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明珠既然齐得了皇帝的这样一个大家庭，也就足以治国、平天下了。这时候的明珠，历任中央各大部委的正职首长，对六部的人、六部的事，莫不心知肚明。有了这样的能力与资历，自然是宰辅之臣的第一人选，况且时逢三藩之乱和黄河水患这等大事，对于当时的万千平民百姓，这当然是天大的灾难，但对居于京城高位的明珠，这却是让自己可以尽展才华的难得机会，也是肃清政敌的天赐良机。所谓多难兴邦，只有明珠知道，这些国难究竟兴旺了谁。
明珠就是这样铁腕地攀登上了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很清楚下面有多少双眼睛在对自己虎视眈眈，那些眼睛的主人们也很清楚，能够一步步靠着能力爬到所有豺狼的头顶上的，绝对不会是一只绵羊。
明珠的夫人，也就是容若的母亲，是阿济格的女儿，他们是在顺治朝成的婚，那时的明珠不过是个小小的大内侍卫。
这桩婚姻并没有给明珠带来任何利益。岳丈阿济格虽然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虽然勇悍过人，战功彪炳，虽然有着多尔衮和多铎这两个权势极盛的同母兄弟，虽然被册封为英亲王，在最显赫的一字王之列，又授靖远大将军，平定过李自成，迫降过左梦庚，但错在太过张扬又毫无城府，终于在权势斗争中落败，被收监赐死，革除宗籍，家产也尽被抄没。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卑微的明珠才有机会“高攀”上阿济格的女儿。
明珠是康熙朝的铁腕权相，他的夫人或许在铁腕上稍逊乃夫，但远远多了强悍与乖戾。时人在笔记里记载过明珠夫人的一些逸事，说她妒性之强，以至于严禁任何侍女与明珠交谈。尤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次明珠偶然说起某个侍女的眼睛漂亮，第二天一早明珠就看到了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的正是那名侍女的一双眼珠。
妒忌是人的天性，在古人看来，这尤其是女人的天性。汉人解决这个问题是用儒家的礼教，从汉代开始，《诗经》里那么多歌谣的主题都被刻意地曲解为“后妃之德”，而这位明珠夫人虽然出身皇族，却完全没有受过这一套教育，更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另一种的言传身教。
我们的容若，这个多愁多病的贵公子，这个交织着天真与忧伤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
长漂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
拟将欢笑排离索。镜中无奈颜非昨。颜非昨。才华尚浅，因何福薄？
--调寄《忆秦娥》
写这首《忆秦娥》的时候，容若已经屡经漂泊，在多愁多病之中，心头只一片懵懂，是哀是乐，全都纠缠在一处，无法分辨得清楚。古来才命两相妨，我既然没有那么高的才华，为什么命运还那么多舛呢？--容若这个自问，其实是一个反语，他的高才早已是世所公认，招来了多少人的羡慕和妒忌。只是，作为生花彩笔的拥有者，他可甘愿为了这支笔而承受命运的连番捉弄么，他可甘愿为了这支笔而纵容自己一直陷落在多愁多病的情绪里么？
如果换作你我，可愿付出这样的代价么？可愿作出这样的交换么？
但容若不是你我一样的凡夫，他是独一无二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身体里，融汇着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这两大最强悍的姓氏的血脉，却在汉文化的伐毛洗髓之后，仅仅留下了唯一的一处蛮族痕迹：纯真。
“绵羊究竟吃掉了那朵玫瑰吗，或者没有？大人们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件事有多重要。”--而我们能够懂得那个小小星球上的小王子吗？能够懂得那个森严相府里的纳兰公子吗？如果真的懂得的话，也许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每个人都必须长大，而只有孩子才懂得孩子。
纪伯伦在对成人们谈起孩子时说过：“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孩子像箭矢这个比喻，特别适合容若。他一生皆在疾速飞行，不论是对人或是对物，始终热烈，与空气都能摩擦生热，恨不能燃烧成灰烬。
就像静止的弓不能想象箭矢如何飞行，成人也无法想象孩子是用怎样炽热的心情不知疲倦地爱下去。
旗人取名
许多人都有的一个疑惑是：容若一家人为什么名字如此不同--对父亲只称明珠，对儿子却称做纳兰性德、纳兰成德或纳兰容若？
因为旗人的名字，名与姓并不连称，通常只称名而不称姓，所以惯例不会称明珠作纳兰明珠，而只称明珠，正如溥仪也只称溥仪而不称爱新觉罗·溥仪。名与姓的连称是后人以汉人的习惯所作的称呼。
其实在汉人的传统里，名与姓一般也不连称，不过汉人有字有号，姓常常配字或配号，或者配官职、配谥号，比如朱熹称朱晦庵，曾国藩称曾文正。而旗人的名字相对简单，一般没有字和号，所以只是直接称名罢了。
“成德”这个名字在当时的旗人中可谓独树一帜，特立独行。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旗人显贵，比如贝勒岳托，岳托是满语的音译，意思是傻子，取意于傻子好养活，相当于汉人的狗剩；再如贝子傅喇塔，意思是烂眼皮；明珠的岳父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名字的满语意思就是小儿子；他的同母弟弟多尔衮，名字的意思是獾。
后来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满人的名字和汉人越来越像了，乾隆皇帝为此还专门下旨禁止这种取名方式，怕的是满人被汉化。“成德”这个名字如果放在乾隆朝，很可能就会在被禁之列。
至于汉人的取名传统，并不像我们现在习见的这样算五行、配笔画，而是有一套专门的儒家传统，大体上分为信、义、象、假、类五种，从两周时代就已经定型。今天的人不但不取传统正宗，反而把五行、笔画等江湖骗子的一套把戏当做传统文化来“弘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