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功组装自己的“奔驰车”
尽管李书福的装潢材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摩托车生意也是异彩纷呈,但是他对既有的成功并不感到满足。因为,在他心里,还有更加远大的理想--造出自己的汽车。
1996年的时候,李书福联合家中的四兄弟,将黄岩吉利集团更名为浙江吉利集团公司。虽说只是在名字上改了几个字,但是从黄岩到浙江,很明显地反映了李书福有意将自己的公司做得更大更强的心思。为了明确四兄弟各自的职责,李书福让大哥李书芳负责发动机的生产,一直与他并肩作战的李胥兵严把技术关,四弟李书通负责摩托车总装厂的经营,而自己则担任董事长,对公司负总责。为了更明确地划分四兄弟的股权,李书福更是立了一份股份说明书。在这份说明书中,李书福与二哥李胥兵共占70%的份额,而大哥占10%,四弟占20%。尽管有这份说明书,但是当时公司并没有请专业的评估公司对公司资本进行评估,四兄弟只是想着兄弟同心,一心将吉利做大。
如何将吉利做大,一直困扰着李书福。直到有一天,他花6万元钱买了一辆中华牌汽车,才在前行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丝光芒。汽车的价格比摩托车要高出很多,如果吉利能生产出汽车,就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李书福的心里这样想。
这一年,李书福去美国做考察。穿行在美国的街道上,李书福发现在那里满街跑的都是四个轮子的汽车,而不是两个轮子的摩托车。这与中国当时的情况截然不同。李书福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会不断提高,风里来雨里去的摩托车远远没有小汽车舒服。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今后的中国肯定会需要更多的小汽车,人们也会越来越青睐汽车而不是摩托车,中国的汽车市场亟待开发。
谁先去开发中国汽车市场,谁就将率先分得一杯羹。当然,李书福是不会让这样的大好机会从自己身边溜走的。一回国,他就将自己新买的那辆中华汽车拆开。
拆开与组装对李书福来说不是难事,他早已在之前的创业经历中将这门手艺练得炉火纯青。拆开中华汽车之后,李书福甚至叫道:“汽车也不过如此嘛,我还以为有什么高深的东西。”没什么高深的东西,也就是说李书福有信心仿制成功。之前花6万元买了这辆中华汽车,他想如果自己真的能够仿制出属于自己的汽车,那区区6万元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李书福向大家宣布他将要造汽车。因为之前李书福不仅造出了自己的摩托车,而且造得很好,所以这一次,不仅没有人对他指手画脚,反而都支持他的决定。
但是在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之后,问题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来。首先就是技术的难关,两个轮子的摩托车与四个轮子的小汽车光在外形上就有着很大的区别,更别提内部构造了。对此,李书福依然想用先仿制后融入自己创新的老办法。
之前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是仿制了高端的“本田”摩托,这一次生产小汽车,李书福同样将眼光投向了高端小汽车--奔驰。
李书福花高价一次买了两辆奔驰汽车,又从香港买回奔驰汽车专用的零部件。他将价格昂贵的奔驰车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拆下来,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安装上去。就这样一遍遍地重复,李书福拆了装,装了拆,终于能够熟练地组装起“奔驰”车了。
但是李书福知道,如果将组装起来的奔驰开上街道,虽然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但他们不是关注他的组装车,而是关注“奔驰”。换句话说,自己组装出来的汽车,根本就不会有人过问,大家都去关注名牌了。
于是,李书福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奔驰车上套上自己制作的外壳!李书福加上的这个外壳是用玻璃钢制作的,但从外观上看,很难区分它与奔驰使用的钢制外壳的不同。但是,这好歹是李书福自己的东西,不管出现任何问题,都与奔驰没有一点关系。
没过几天,李书福就将自己“造”的汽车开上了台州街头。不仅如此,李书福还在电视上打了广告,意欲出售这款汽车。
然而,李书福忽视了一个问题。奔驰用的钢制外壳与自己采用的玻璃钢外壳,差距很大。他发现在用过一段时间之后,玻璃钢外壳不是这里凸起就是那里凹进,原本漂亮的外壳变得丑陋不堪。当然,这也导致在办理相关生产销售许可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因为安全性问题拒绝了他的申请。
汽车不就是比摩托车多两个轮子吗?李书福心中好像总有这样一股傲气。也正是凭借这股傲气,李书福终于做出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尽管它并没有进入市场,但仍然算得上李书福的成功之举。
2.迂回下线的“吉利豪情”
李书福看到了汽车产业背后的巨额利润,但在当时,他低估了汽车产业需要的雄厚资金、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他去相关部门声称自己坐拥5亿资财,想要生产汽车。然而不仅仅是审批人员不认同他的想法,就连他找到的工程师也觉得他是在痴人说梦。更有甚者,有人还说李书福想要造出汽车无异于跳楼自杀。其实也难怪有人会不赞同李书福造汽车,因为在1996年,国家才投资十多亿生产桑塔纳轿车,而且它的主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拥有大量的研发人才和数十年的经营管理经验。
接连受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工程师的打击之后,李书福也暗自流下了眼泪。他为自己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流泪,也为自己十几年坎坎坷坷的创业经历流泪。然而,泪流过了,他的心也更坚定了。他不仅不愿意放弃汽车梦想,而且要做成功给那些不相信他的人看。
1997年,李书福来到四川省德阳市考察。在一个饭局中,李书福听到了一个令自己振奋的消息:德阳市某监狱有一家下属汽车厂可以生产汽车。
李书福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想到之前生产摩托车时用过的老办法--“协作生产”,即“借鸡生蛋”。李书福连忙给刚才说出那句话的朋友倒酒,并先干为敬,说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人说自己是监狱长的朋友,而且那个监狱长还兼管汽车厂的事务。此时,一心想要生产汽车的李书福连忙答谢那位朋友,并让他代为引见。
李书福在那位朋友的引见下,很快就见了那个监狱长。两人相谈甚欢,随后李书福又在监狱长的指导下找到了司法局领导。事实上,监狱下属的汽车厂之前一直困难重重,几乎走到了关停的边缘。监狱长和司法局领导看到突然来了个想要生产汽车的人,当然都乐得合不拢嘴。李书福和他们一拍即合。
很快,李书福就与监狱下属的四川德阳汽车厂签订了合资协议,协议规定由李书福和四川德阳汽车厂合资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其中李书福占70%的股份。然而,这个合资公司的运营并不是很令李书福满意。即使监狱可以提供十分便宜的人力资源,但是监狱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而且因为监狱的戒备,李书福无法更便利地带领外人进去参观,也就少了很多客源。生产效率本来就不高,经营起来也是麻烦不断,李书福虽然开始生产汽车,但这并不让他感到快乐。
然而,事情在监狱长不幸去世后发生了转折。那时候,德阳监狱留有30%的股权。李书福早就看出了在监狱生产、销售汽车的弊端,于是他通过关系花高价从德阳监狱那里买到了所有股权。这样,李书福就拿到了公司完整的股权,也就拥有了生产汽车的资格。
既然拥有了生产汽车的资格,他当然不想继续留在与家乡台州远隔千里的四川发展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就带着四川吉利的“汽车生产名录”回到了浙江台州,开始了钣金工造车的时代。
李书福回到台州,当时他们兄弟四人都很看好生产汽车的前景,但是又都不想因为生意失败而赔光所有的资产,于是决定让李书福先拿出一亿元单独做一年汽车业务,摸清楚状况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很快李书福就花高价拿下了一块800亩的土地,他对外宣称这片土地是用来扩大自己的摩托车制造厂的,其实是在里面秘密生产自己的汽车。尽管李书福拿着“汽车生产名录”,但是因为在异地造车,李书福还是不敢声张。
当然,决定生产汽车之后,李书福便开始在公司内部选拔能够生产汽车的人才。因为之前吉利集团有生产摩托车的业务经验,所以他首先在制造摩托车的工人中选拔。他仔仔细细地翻看员工们的档案,想从中找到几个有可能懂汽车的人。果然,他在员工档案中发现有三个之前在汽车厂做过钣金工的工人。
李书福看到他们的档案,如获至宝。他欣喜地将那三名员工叫到办公室,并请他们坐下来喝茶。李书福的这一举动让那三名钣金工受宠若惊,他们在董事长面前战战兢兢。李书福看到他们的不安,安慰他们说:“别担心,我今天找你们不是要辞掉你们。你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一直都对你们很满意。”听到这话,他们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其中一名员工问道:“老板找我们有什么事?”李书福笑着说道:“我之前看过你们的档案,发现你们三个在汽车厂做过钣金工。我想你们应该对汽车有一定的了解吧,想不想在我这里生产汽车?”
一听到说生产汽车,那几名员工都惊呆了,纷纷表示自己只是普通的钣金工,并不会生产汽车。李书福对他们的反应早有准备,于是宽慰他们道:“你们也别多想。其实生产汽车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不用你们负责,只需要你们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即使是失败了,我也肯定不会让你们倒贴钱。你们就放心地照我的意思做吧!”听到李书福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那几名员工当然也就不好拒绝,一一答应了李书福。
当年那家监狱下属的四川德阳汽车厂虽然有生产汽车的资格,但是它在汽车生产名录上的代码是6字打头的,因此并没有轿车的生产资格,只有客车生产资格。但是,李书福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德阳汽车厂的合作。李书福或许是太想生产汽车了,不管是客车还是轿车,只要是汽车就行。于是,李书福让手下的钣金工们制造起两厢式的轻客。
之前,李书福已经带领着手下成功组装过“奔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书福想要仿制高档车确实有难度。于是,李书福将目光瞄向了中低档车。他还曾壮志满怀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造中国人都买得起的汽车。”
李书福之所以愿意放弃高端汽车市场,从中低档的汽车做起,其实还是受到之前去美国考察时所见所闻的启发。在那里,大街上行驶的汽车档次有高有低,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汽车的最基本职能--交通。所以,李书福相信,只要自己造出来的汽车能够安全地在道路上疾驰,只要能够吸引很多人来买,即使每一辆汽车的单价远远低于奔驰等高端品牌,但因为销量更多,也仍然会有巨大的收益。
将目光扫向中低端汽车市场后,李书福很快就发现了当时很流行的天津夏利汽车。于是,李书福召来之前已经谈好的那几位钣金工,让他们依据夏利的模样生产吉利自己的汽车。钣金工当然不会绘制设计图纸,他们只能边观察夏利,边用手敲打那些面板。或许,当时李书福带着这几名钣金工造车的经历是过于寒酸了些,但是要想成就大事业,哪有不经历磨难的呢?
果然,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探索之后,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吉利汽车--“吉利豪情”终于在1998年8月8日成功下线。之所以选择赶在这个日子完成吉利汽车,也是为了大吉大利。而将第一代吉利车取名为“豪情”,既表示了李书福决意造车的满怀豪情,又是对那几名与他奋斗在一线的钣金工的嘉奖。
那么,为什么李书福非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不可呢?他明明知道即使是造出了“吉利豪情”,也仍然得不到生产、销售许可,他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事实上,李书福认为1996年到1998年是最适合进入汽车行业的黄金时段,而1997年是最关键的一年,一旦错失良机,就可能很难再挽回局面了。
李书福很清楚自己经营民营企业,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当时,民营企业不像现在这样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尤其像汽车、银行、邮政等领域,政策甚至对民营企业有所限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神州大地,国有企业也在纷纷转型。李书福知道小小的民营企业,在资金雄厚、人才充裕的国有企业面前几乎没有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能够转型成功,民营企业仅有的灵活机动的优势也将化为乌有。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外汽车制造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它们一旦找到合适的大型国有汽车制造厂合作,民营汽车企业的发展就会更加步履维艰。
李书福想赶在国有企业和外资联合占据中国汽车市场之前,率先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所说的那样:“虽然不符合规范的设计程序,但生产出来的车还是不错的。”李书福就是要赶“早”,即使自己生产汽车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也仍然豪情万丈地顶住各方压力,让“吉利豪情”顺利下线。
3.苦涩而充满希望的“豪情”下线仪式
1998年8月8日,李书福特地选择这个吉利的日子让他造出的第一款车--“豪情”下线。然而,好日子并不能给李书福带来他所期盼的成功。他特地为“豪情”下线举办的仪式,充满着尴尬。这些状况甚至一度让他对“豪情”的前途心生怀疑,脸上不禁流露出绝望的神情。然而,李书福经历过大风大浪,他没有被这次挫折打倒,最后他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之光。
在“豪情”顺利下线之前,李书福已经向700多位领导嘉宾发去了邀请函,他原本寄希望于他们在看到“豪情”的真面目之后,能够批准吉利生产、销售小汽车。然而,这一次他太乐观了,他把当时的汽车产业环境想得过于宽松了。当时李书福手上拿着的是四川吉利的生产许可证,但是他却回到家乡台州的临海市造起了自己的吉利汽车。李书福异地生产汽车很难得到地区管理者的认可,甚至有违当时政策,没有嘉宾愿意到场庆祝也是理所当然的。
8月8日这天,李书福在临海市街头挂满了宣传横幅。这些横幅上有的写着“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这一类的口号,有的写着“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视察”这一类的欢迎语,李书福搞得小小的临海市热闹异常。然而,与这些热闹恰恰相反的是,李书福的内心正在经历着由于冷清而引起的尴尬。
尽管李书福给他的“豪情”车戴上了鲜艳的大红花,尽管他在“豪情”车身上喷了“敬业创造,质量报国”这几个鲜红的大字,但是仍然没有人愿意去给李书福捧场。有的人认为他的车质量有问题,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为了一夜暴富,并不是真的为老百姓造车……总之,种种原因让李书福为领导嘉宾们准备的100桌酒席空空如也。此时,李书福觉得身上特意穿着的那套西服和打的领带,像是小小的讽刺。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他并没有将之表现出来,任何一个人过来,他都面带微笑地致谢。
其实,李书福已经想过了自己举办这个下线仪式可能会面对的尴尬。生产汽车与之前生产过的冰箱、装潢材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与生产摩托车也是两码事。因为汽车的生产要受诸多部门的管理,交通、运输管理和公安部门等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向吉利说“不”,那吉利造车就真的没戏了。其实现在看来,当时台州当地政府没有人愿意出面给李书福捧场造势,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没人到场,当然也就不会砸场,不失为一种默许的态度。
只是这种默许让李书福很难受。精心准备的仪式,认真布置的会场,却遭遇到了门可罗雀的尴尬。他原本想通过官员的出面,当场就签订几宗大的订单,可官员们无一到场,与会的经销商们当然也没有一个敢签单。
既然台州当地政府因为政策原因不愿意出来支持李书福的吉利汽车,那么就只能向上请示浙江省政府。一直以来,浙江省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国家投资,于是民营经济在浙江省内十分发达。而且,浙江省政府一向重视民间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李书福心想,汽车工业毕竟是一个大的产业链,而台州却是一个小小的地级市,政府官员或许是怕担责任才集体回避了这次仪式。于是,李书福给当时的副省长叶荣宝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到临海来参加“豪情”汽车的下线仪式。让李书福惊喜的是,叶荣宝竟然给了他一个期望已久的回复--副省长会参加“豪情”下线仪式。叶荣宝回的这一通电话,让心灰意冷的李书福顿时充满了希望。
李书福静静地等着,从8点等到9点,始终没有多少嘉宾到场。已经离既定的下线仪式开始时间10点不远了,李书福心里也真正感受到了冷清的凄凉。
李书福大喊一声:“开始!”他的喊声高亢而洪亮。这一声意味着吉利豪情的正式下线,这一声蕴涵着李书福心中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虽然“豪情”成功下线了,但是能不能顺利销售,李书福心里始终没有十足的把握。
正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李书福的耳畔掠过:“书福,我来了!”李书福听到这个声音,心中顿时一喜,他知道这是之前答应要参加仪式的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的声音。此时此刻,李书福激动而兴奋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这两行热泪,其中充满着苦涩,也充满着幸福。想当初,李书福提出想要自己造汽车,被人笑称是“疯子”。因为没有设计汽车的人才,他无奈之下只能买回整车然后拆卸再组装。因为拿不到汽车的“准生证”,他只好远赴四川德阳,与监狱下属的汽车厂合作。因为监狱生产环境不如人意,他又将汽车厂搬回台州偷偷地搞异地生产。因为缺乏专业的造车人才,他只能带领几名钣金工,敲敲打打地仿造名牌汽车。好不容易下线的汽车,却又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一切,都曾让李书福痛苦过。然而,这种种痛苦都不能击垮李书福这个“疯子”。他将四川吉利搬迁到台州临海,提出“中国不能没有自己造的汽车”和“浙江不能没有整车厂”的口号,打动了当时的副省长叶荣宝,使她从300多公里以外的杭州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会场,为李书福刚刚下线的吉利“豪情”捧场。之后,叶荣宝又为李书福的吉利汽车在浙江顺利落地生根、不断发展壮大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万润龙是《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见证过吉利“豪情”下线仪式的人。他曾回忆说:“在举行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仪式前夕,因为吉利汽车是黑户口,众多的领导居然没有人敢接受吉利集团的邀请。想想看,如果你办了100桌酒席,却没有来宾,这是什么滋味?”
好在李书福想起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就试着给这位从未打过交道的女副省长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参加吉利汽车的下线仪式。当时传真发出不到1小时,叶荣宝就给李书福打来电话,表示将参加仪式……
见面时,叶副省长问李书福:“你怎么会想到给我发传真?”李书福:“我听朋友说起过,叶省长有一次组织汽车配件企业的厂长到外地取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增加一些业务量,却空手而归。”叶省长在归途中发下狠心说:“浙江要有自己的汽车整车厂。”吉利的造车,应该是实现了叶省长的意愿。
叶荣宝后来为吉利汽车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成为吉利车的护法天使。
4.追寻汽车梦想的同路人
由于叶荣宝的积极支持,李书福的吉利“豪情”终于在浙江省内成功进入市场。但是想要在蓬勃兴起的汽车行业做大做强,李书福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吉利汽车成长的道路上,李书福遇到了同样对汽车抱有梦想的詹夏来和尹同耀,他们既是李书福事业上的对手,也是生意上的朋友。
吉利“豪情”虽然被允许进入市场销售,但是在1998年,它的销售状况并不是很好。可以说,1998年,“豪情”根本就没有卖出去几辆。当初李书福从吉利集团划拨了一亿元用来造汽车,本来就不是很充裕。李书福拿到钱后,立马就开始研究如何造汽车,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汽车造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办。吉利集团内部的各项业务也是相当繁忙,那段时间摩托车销售还处于持续井喷的状况,根本就分配不出人手来提前计划吉利汽车的相关事宜。而且原本就没有多少人会想到李书福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造出汽车,还能让它走进市场。于是,销售的事宜也只能由李书福亲历亲为。
李书福深知汽车工业是一个很赚钱的生意,但同时也很容易毁掉一家企业。在当时“豪情”下线仪式上,李书福就特地在“豪情”的车身上涂上“质量报国”这几个字样,可见,他对“豪情”的质量把关是很看重的。李书福虽然想过多卖出一辆车将会带来更大的利润,但是他并没有急于向外推销自己的“豪情”汽车,而是在“豪情”的生产车间监督工人对每一辆下线的汽车进行质量检测。对于那些质量不稳定的汽车,李书福坚决地让工人们仔细检查问题,重新上线。而对于一些质量实在太差的汽车,他甚至会将之直接推至压路车底报废。如此这般不计成本,只是因为李书福要求每一辆“豪情”都能保证质量,以免造成事故后遭致毁灭性的打击。
有了质量的保证,李书福仍然无法为“豪情”打开销路。因为当时国家政策主要扶持三大合资汽车公司,留给李书福的空间却相当狭小。李书福深知自己的吉利汽车初来乍到,无论是在信誉还是形象上,都无法与早已扎根的三大国有汽车公司相比,更无法与国外进口车相提并论。
于是,李书福再一次响亮地喊出了自己的口号:“造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李书福打起了价格低廉这张王牌。汽车毕竟是一种相对高端的商品,汽车广告也总是有意渲染那些合资企业的高贵血统、良好的安全信誉、经典的设计等等。但是这一切对李书福来说都太遥远,他的吉利在当时无法向人们承诺这些东西。李书福将吉利“豪情”的售价定于5万元,这样的价格在当时的汽车市场是绝对的低价。
李书福原本期望能够通过低价位吸引到足够多的消费者购买“豪情”,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除了李书福抱有汽车梦想,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对汽车产业可能带来的利益心驰神往,他们也打起了低价售车的招牌。他们就是詹夏来和尹同耀。
1993年,詹夏来在芜湖市当市长助理,主管的就是芜湖的汽车工业。但是这所谓的汽车工业,其实就是一家村办工厂,一年就只生产几百辆汽车,总产值也就一亿元。因此,詹夏来敏锐地意识到需要振兴芜湖的汽车工业。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合适的人才,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汽车梦想。
1996年,詹夏来去长春一汽调研,听说有一个名叫尹同耀的安徽老乡在一汽相当有名气,于是他积极游说尹同耀回安徽与自己共同开启崭新的奇瑞汽车梦想。最后,詹夏来成功了,他不仅带回了尹同耀,同时还挖到了其他七位汽车能手。
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詹夏来和尹同耀一回到芜湖,就确立了一个名叫“951秘密工程”的奇瑞汽车建设规划。因为詹夏来和尹同耀都是汽车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很快就聚集了一个50多人的团队,购进了英国福特公司的发动机产品技术和生产线,由安徽省和芜湖市下属的五家公司投资,在芜湖经济开发区一块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开始了奇瑞汽车的生产。
因为奇瑞从一开始就得到国有资本注资,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而且尹同耀原本就是汽车方面的专家,所以奇瑞的汽车生产顺风顺水。然而,事情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奇瑞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与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一样,奇瑞也没能登上汽车目录。关于这一点,詹夏来和尹同耀同样无法回避,此时的他们,也正经历着李书福曾经历过的痛苦。
但是奇瑞毕竟不是吉利,它利用国企的身份,与上汽集团进行了一宗谈判。最终,奇瑞借用上汽的名义出售汽车,条件只不过是付给上汽三亿元的资产。也就是说,奇瑞仅仅花了三亿元就买到了上牌的权利。可见,相较于吉利,奇瑞还是颇为顺当的。
李书福的吉利“豪情”和詹夏来、尹同耀的奇瑞“风云”同时打出了价格战。而仅仅凭借较为低廉的价格并不能将汽车销售出去,还需要完善的销售网络。
当时,没有人愿意与“疯子”李书福一起疯狂。没有一个汽车经销商愿意从李书福那里签下哪怕一辆“豪情”汽车去卖,因为他们都觉得李书福的汽车根本就卖不出去,也就赚不了钱。即使是个纯粹的外行人,看到李书福的汽车车身上那不平滑的油漆,也都知道是人工反复漆上去的,更别提精明的经销商了。然而经过一番努力,李书福将“豪情”汽车弄到遍布江浙的吉利摩托车经销网里去销售。这样一来,也就真的有人购买了吉利汽车。而且,在第一批购买“豪情”的人当中,很少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无疑让吉利的信誉有了一定的积累。当然,这还是得感谢当时李书福不计成本地反复检查,确保了出厂的“豪情”车都能有较好的质量,保证了消费者的驾驶安全。
奇瑞当时也是与吉利一样的情况,它虽说有国有企业的背景,但是它甚至不能像吉利那样跨越浙江省,将战线拉到江苏省。奇瑞只能在当时经济状况远差于江苏和浙江的安徽省内销售。
可以说,吉利和奇瑞当时的营销策略都十分低调。吉利“豪情”自始至终走的都是模仿的老路。有人戏称“豪情”的前脸长得像奔驰,车身像夏利,而商标更是山寨了丰田汽车。李书福当然是想利用国际知名品牌为“豪情”吸引更多的人气,但是他并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免人们将“豪情”看成那些大品牌的附属品。而奇瑞的状况则主要是因为人员构成造成的。上到尹同耀,下到每一名员工,他们都与一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奇瑞在技术上很容易与一汽雷同,因此高调宣传只会让包括尹同耀在内的众多人尴尬。
李书福在追寻汽车梦想的道路上经历了众多的不理解甚至是嘲讽,而詹夏来和尹同耀在追寻汽车梦想的道路上也放弃了众多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甚至睡冰冷的地板、去大排档吃廉价的盒饭等。他们三个,一个是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翘楚,一个是安徽芜湖市的政府官员,一个是一汽里的核心骨干,但是因为有共同的造中国车的梦想,都承受了太多的苦楚和外界的不解。如果当初李书福老老实实地在吉利集团做自己的摩托车生意,那么吉利摩托肯定会称霸浙江、亮剑全国;如果詹夏来安安分分地在芜湖市政府任职,说不定他早已升迁了,更不会发生“红顶商人”这种事;如果尹同耀能够在一汽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说不定早已成了国企里的高级领导了。
然而,他们都坚决地选择了坚持自己的汽车梦想,即使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吉利和奇瑞也在所不惜。尽管他们早期的模仿痕迹很重,但他们都想造出完完全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而不是像那些大型合资企业那样,将外商的车进口到国内然后安上几只轮胎就算作是自己的。
吉利和奇瑞,是中国人制造汽车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如果不是它们,恐怕造出拥有中国自己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还要再往后推几年。正是因为有了“疯子”李书福和“狂人”尹同耀,以及跟随着他们的那些愿意开山劈路的人,才让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高度密集的汽车工业领域走上腾飞的快车道。尽管这条道路还很长,但是总算有人开始了向前的征程。
詹夏来和尹同耀这种有背景的人在开创汽车事业的时候都经历了如此多的困难和挫折,也就可以想象,没有任何背景的纯民营企业家李书福走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所经受过的痛苦了。可以说,李书福的造车梦想比詹夏来和尹同耀要难以实现得多。
1998年,吉利只生产出了100多辆汽车,而奇瑞也不过是2000辆。但正是因为有了吉利“豪情”和奇瑞“风云”,中国的汽车工业才书写出了新的篇章。李书福和尹同耀,分别率领着吉利和奇瑞给风起云涌的中国汽车市场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是事业上相互竞争的对手,但是,经受过创业初期同样苦楚的洗礼之后,二人不得不由衷地向对方致以最真诚的敬意。
5.出征宁波,开创“美日”
成功制造出吉利“豪情”这款车之后,李书福将它定价为5万元左右,几乎是全国最廉价的小汽车。这样一来,“豪情”便通过低廉的价格,逐渐地打开了销路。但是,李书福并不满足于“豪情”所取得的成功。他要继续创新,推动吉利汽车做得更大更强。于是,他选择了离开自己的家乡台州,去往大城市--宁波。李书福的这一选择,在日后又被证明是极为正确的。在那里,他为吉利开创了又一个美好的时代。
当年吉利的第一款车--“豪情”下线时,如果不是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的鼎力支持,李书福的造车生涯可能在那一天就宣告结束了。由于是异地造车,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一直都没能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甚至很多政府主管部门不允许他制造汽车。李书福曾直言:“很多人来找过我们。”可见,李书福这个民营企业家当时是顶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因为吉利集团当时在台州已经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所以李书福才敢于顶着压力造自己的汽车。
吉利汽车本来就是李书福从四川迁回老家台州的,他之所以敢于将吉利汽车继续迁移到宁波,是因为他看准了国家汽车工业发展的趋势。
1999年,当时主管国家工业部门的副总理曾培炎来吉利公司内部视察。李书福当然要对他好生接待,并且就他的梦想与曾副总理进行交流。那天,曾培炎走进吉利豪情的汽车生产流水线,看着豪情车的生产过程,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嘴里也对李书福颇多赞许。
李书福知道自己的生产线获得了曾副总理的认可,于是他鼓足勇气对曾副总理说:“总理,正如您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汽车生产线是严格按要求建设的,完全符合安全生产的规范。请您允许像我们这样有实力、有资金的大型民营企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吧。我知道,跟我一样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有一个汽车梦。”曾副总理没有立即作答,只是面露微笑地静静聆听着李书福的意见。李书福看到这个状况,又接着说:“据我所知,大众汽车在上海的投资累计46亿元,而据我测算,投资26亿元,吉利就可以制造出很好的汽车。而且,这几十亿的投资里,不需要国家财政投资给我们一分钱,全部的钱都由我们民营企业自己筹措。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责任全部由我们自行承担。”曾副总理看着眼前这个干劲儿十足的年轻人,仍然一言不发。李书福接着说道:“我们不怕失败,只是怕我们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总理,请您给我们一个能够尝试的机会吧。”此刻,李书福请求的正是那张关乎到自己造车命运的“准生证”。这一次,他终于从曾副总理那里获得了一个让他稍觉安定的答复:“关于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生产领域,其实我们早有研究。这次深入你们吉利来调查,就是想更为充分地论证民营企业涉足汽车整体生产的可行性。看到你们的生产线,我认为你们已经有了整车生产的条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营企业一定能够和国有企业一样造汽车。”曾副总理给了李书福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个答复就像一颗定心丸,让李书福一直忐忑的心镇定了下来。
已经收到工业部门最高层的肯定答复,李书福当然要加大投入,更“疯狂”地践行自己的汽车梦想。李书福迫切地想要将吉利汽车做得更大、更好,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抉择。
还是在1999年,李书福的造车之路又遇到了贵人相助。这个人就是时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他原本是台州第一任市委书记,与李书福早就有比较深的交情,他知道李书福的造车梦想,也很相信吉利集团。那时候,由于宁波的一家日资企业破产,正好空出来300亩地,黄兴国想给这300亩地重新找到买家。于是,他想到了李书福。一天,他找到李书福,对他说:“书福,我知道你一直有造车的梦想。但是,据我观察,要想在台州那样的小城市造出自己的汽车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建议你到宁波来投资办厂,绝对不会比台州差!”
李书福听到黄兴国的这番话,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台州是他的家乡,他一直想在这片故土上成就自己的事业。当初将四川吉利迁移到台州,在这儿开辟第一块生产基地确确实实是一个明智之举。台州是浙江摩托车和汽车配件的制造业中心,有众多大大小小的汽车、摩托车配件企业聚集于此,它们能为李书福的汽车生产提供配套的服务。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的集聚,也使得生产效率比其他地方要高出不少,而且这里出产的配件种类齐全,价格低廉。有数据表明,这里出产的汽车配件的普遍价格是进口配件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而汽车空调的价格只是其他国产企业的一半,这项成本优势对吉利汽车的发展极为有利。
然而,当时吉利汽车已经生产出了第一款汽车--豪情,再留在台州无疑会局限吉利汽车的发展。李书福知道,仅仅凭借制造成本低廉绝对不能满足汽车工业的发展。他要生产属于自己的汽车,而台州地处偏远,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这对汽车生产的创新极为不利。而临近的宁波却是大城市,与上海、杭州,乃至与全国的往来都要比台州便利很多,并且那里还聚集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于是,李书福决定听取黄兴国的建议,出征宁波。
只要李书福做出了决定,他行动的迅捷程度就会让绝大多数人震惊。这次在决定进军宁波之后,他也很快开启了宁波吉利生产基地的建设。而针对吉利当时汽车业人才匮乏的现状,他也开始了行动。
最经济也最简单的寻找到最适合的人才的方式,就是去同类型企业中挖人。而如果能够从最大的竞争者手中挖到有用之才,那将是事半功倍。李书福当时就是在吉利的最大竞争对手天汽那里挖到了大批人才。有了新近加盟的这一大批可用之才,李书福造汽车就再也不用完全拘泥于仿制了。
其实,李书福早就不想一味地走廉价和山寨的路线。一方面,廉价虽然能够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小汽车,但带来的企业效益毕竟有限,这与李书福赚更多钱的商人本性不符。另一方面,虽然很多日韩汽车都是从山寨做起,而且越做越好,但是李书福认为,只会跟随他人脚步做出来的产品肯定不会获得良好的口碑,只会山寨的企业无疑没有多强的生命力。
令李书福印象深刻的是,在台州的时候,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挖人,虽然挖来了人,但因为这些人总是嫌弃台州是个小地方,他们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不断地流走;但是在宁波,作为全国商业氛围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李书福很快就在那里吸引到愿意留在吉利的人才,而且很多人还是自己找上门的。
然而,李书福挖人不愿意一个个地挖,他一动手就是大手笔。1999年,李书福首先从天汽挖到了一个技术部的部长。这个部长的榜样力量也确实如李书福所猜想的,随后,天汽里一大批不同工种的技术工人像追随蜂王的蜜蜂一样,从天津向宁波吉利奔来。到2001年为止,天汽的各个技术部门里转投到吉利的不下百人。至此,吉利终于在宁波成立了自己的技术中心。
这时候,李书福率领着不断壮大的吉利汽车,在宁波开始了第二个车型的研发与生产。李书福将这一款车型命名为“美日”,意为“拥有美日汽车,开创美好的日子”。当时,李书福很想开发出一款新型的小汽车,但是他在认真考虑当时吉利的技术条件之后,还是决定继续生产类似于“豪情”的微型客车。虽然在技术上没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李书福却将美日做成了两厢半车,使其与两厢车的“豪情”区分开来。
就这样,“美日”很快就展现在了李书福眼前。美日整车造型紧凑、时尚、富有动感,线条明快。尤其是尾部设计精巧细致、棱角分明。较之于“淳朴”的“豪情”,“美日”显得更为赏心悦目。
在宁波设立吉利汽车的研发生产基地,让李书福尝到了甜头。但是,李书福绝对不会就此满足,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