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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北上抗日，实行伟大的战略转移，进行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壮举中，共有4支红军部队进行了长征，除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外，还有一支从武汉黄陂北部山区诞生的革命队伍-红二十五军。最早红二十五军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部队，在中央红军长进入征之前，就根据党中央指示，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经受了艰苦宁夏卓绝的战争考验，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是中央红军翻越的六盘山之前最早进入宁夏南部地区的一支红军武装力量。
这里所说的红军长征，是指最早到达宁夏南部地区的参加长二十征的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实际上，红军在宁夏活动较早。如果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算起，还要早几年。1931年9月，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地区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3个大队，共300余人。1931年10月，阎红彦等人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到达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南梁、陕北两支游击队在新正县（今甘肃省宁县）柴桥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6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4个大队，共700余人。1932年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今陕西旬邑县）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先后长期活动在陕西、甘肃交界处，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陕甘边苏区。1935年2月，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形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完整的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是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了抗日的出发点。
1932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已进入宁夏南部固原、海原等地活动，影响较大。固原县蒿店兵变获取的枪支弹药，进一步装备和壮大了这支军队。
1932年9月，蒋公子为笼络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为邓部配发了一批枪支，其中，步枪800支、驳壳枪200支，还有一批弹药，并于9月下旬运抵平凉。这批武器弹药由平凉运往兰州，必须经过西兰公路要塞固原县蒿店镇。邓宝珊为了把这批武器弹药安全运到兰州，也很谨慎，派干部补习队260余人前往甘肃平凉接运。为了搞到这批武器，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化名愚痴）等人前往平凉后，与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刘杰三取得联系。之后，他们与干部补习队的中国共产党员李华锋（补习队军士队分队长）、窦文德（支部书记）、陈云樵（陈冠英，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补习队军官队任队长）等人接上了头，准备截获这批武器，装备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1932年10月下旬，邓宝珊的干部补习队将这批武器弹药由平凉启运后往蒿店方向而来。蒿店，是进入三关口瓦亭峡之前的一个地势险要的镇子，也是西兰公路上重要的驿铺。平凉押运武器弹药的这支人马28日夜宿蒿店。补习队党支部决定这天午夜在蒿店发动兵变，夺取枪支弹药，并作了安排。由于几只狗咬仗，哨兵误以为被敌人察觉，补习队党支部遂决定提前行动。李艮、李华锋等人带军士队党员和积极分子共32人，携枪56支，出蒿店西门，过颉河水后，留6人掩护，其余向东北方向撤离。途中，宣布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艮任政治委员。但由于26名军士队员都是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不习惯游击生活，缺乏斗争经验，军事素质较差，加之进入弹药消耗严重，补给困难，一些不坚定分子逐渐逃跑，最后只剩宁夏下5名党员坚持斗争，这支军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蒿店兵的红变，不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对不久进入宁夏固原的红二十五军红军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应该说，这是红军长征进入宁夏最早的红军队伍。
红二十五军的缘起
1932年5月，国民党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之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8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红二十五军原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序列，是在危难中建立，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红军队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进攻，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在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一面保护鄂豫皖根据地，一面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再加上当时的“左”倾盲动错误和肃反，不但损失大，而且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湖北部、河南西部、安徽西北部）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精神，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并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什么称“第二”？是因为在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因此，红二十五军就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的地方。1934年11月16日开始，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翻越千山万水，经历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红二十五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之后，在战略转移中到达陕北。
红二十五军最先的战略转移目标是豫西（河南）伏牛山区，但在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遭到预先抵达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当时已是11月下旬，天气骤变，寒流夹着大雪，情况异常险恶，但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场恶战，打退了敌人，但必须尽快最早离开数倍于红军的敌军环境。天黑后，红军将士忍着极度饥渴和进入疲劳，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冒雪前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才宁夏绕过敌人布防空虚的保安寨以北地区，越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的山区。军红二十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粮食和相关的物资都极度匮乏。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因而，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苏区，非常困难。鄂豫皖省委再度改变计划，决定进军陕西南部商洛地区。要进入陕南，也不是容易的事，国民党军队分两路跟踪而来，并派兵控制了进入陕西的要道。红二十五军在当地群众的热心帮助下，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才摆脱追兵，并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的封锁线，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到了这里，面临的问题仍是如10何建立根据地。于是在1934年12月上旬，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一是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二是决定建立鄂豫陕辖区根据地，地域包括陕西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和河南的西部地区。
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在鄂陕边区建立了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当这里再度燃起红二十五军的星火之后，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慌恐与不安。1935年5月，蒋介石急忙调集大军“围剿”，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红二十五军奋力抗击，接连取胜，并攻克洛南县城，在豫陕边区建立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豫陕革命根据地。到了1935年5月，红军主力发展到3000余人，还有规模不小的地方武装。尤其是袁家沟口战斗之后，红二十五军取得了物资与兵源的双重补充。1935年7月，北出秦岭（终南山），近逼西安南面的王曲、子午镇一带，直接威胁西北的政治中心-西安。当时，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不再调往天水，转而保卫西安。
1935年7月底，在西安外围，他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这时候的总体情况是：一方面，红二十五军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另一方面，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甘边境地区集结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川西地区。这样，红二十五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恰在这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文件，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会师，包括准备北上的消息，与《大公报》看到的内容基本一致。同时，红二十五军也从侦察中得知毛炳文、于学忠部已从西安西调，目的是想在四川北部堵截中央红军北上。
根据以上这些重要信息，鄂豫陕省委在子午镇附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根据形势发展，会议认为红二十五军当前要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在陕北的红二十六军配合，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牵制和消灭敌人，迎接中央和红军一、四方面军北进。
这样，宁夏南部固原逐渐进入红二十五军征战的视野。
驻军单家集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长安县沣峪口，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新的长征。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等，士气较高。而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马鸿宾等部，都部署在川西北和甘南及渭水一线，包括西（安）兰（州）公路沿线，全力堵截红军。红二十五军从陕西子午镇附近出发，经周至、新口子（骆峪口）留下霸等地，向甘肃挺进。1935年8月1日，占领陕甘交界的双石铺，在这里消灭了胡宗南别动队的4个连，活捉了胡宗南的1个高级少将参议。从这个少将参议的口中得知，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正向北挺进。同时，还得到了重要消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调往四川北部一带堵截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天水空虚。红二十五军明白，这是攻取的大好时机。
1935年8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补充干粮。第二天，攻占两当县城，之后急向天水挺进，一举打下天水县城北关。在歼敌的同时，还获得了一批军用物资。打下天水北关后，国民党增援部队一个旅已经赶到，红二十五军便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陕甘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天水是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当红二十五军攻占天水北关、秦安、静宁县城后，如同一把尖刀，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下令堵截、追击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的视线，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同时，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和主力红军在川西的军事行动并顺利北上会师。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六盘山下的回民聚居地区兴隆镇，在这个葫芦河岸边的村镇休整了3天。最早红二十五军领导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进入扩大红军的宣传和政治影响。宁夏南部固原是少数民族地区，西宁夏吉县单家集和兴隆镇（当时属于甘肃省静宁县），是少数民族聚的红居区。红二十五军进军宁夏南部前，政委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军红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禁止部二十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五军荤）、“四项注意”（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对于这些与民族政策方面有关的重要问题，吴焕先不光对全体指战员讲，而且他还要求写成标语贴在墙上让人们去看，以此来了解红军，以加大宣传力度。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当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他是亲历者。刘华清在回忆和谈到他随红二十五军到达单家集的经历时说，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要他用毛笔把“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写成大标语，贴到街上。同时，吴焕先还亲自到清真寺拜访，召集阿訇和当地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相关纪律。在单家集期间，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开展助民活动，秋毫无犯。时任红二十五军医院院长的钱信忠和医护人员，还热心为群众治病。这样一来，红二十五军深得广大回族群众的信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给当地群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刘华清的回忆，从多个层面为我们了解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的活动提供了珍贵史料。
1935年8月16日，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向兴隆镇清真寺赠送锦缎横匾，上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8个大字，还有丰厚的礼品等。兴隆镇的回族群众也深受感动，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清真寺的阿訇也按照回族礼节宴请了红军领导，还宰羊宰牛慰劳红军，并把一群染成红颜色的壮羊送到军部回访，显示了回族群众与红军的友好情谊。
这时，一方面，红二十五军仍然得不到党中央和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北进的消息；另一方面，也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这一带，因为前后都是国民党的追兵。
1935年8月17日中午，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单家集，沿西兰公路东进。当地回族群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走上街头，在街道两旁设置几案，摆上点心，为红军送行。
当红二十五军离开单家集时，马青年等十几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隶属于政治部，负责联络宣传工作。回族青年参加红军，为红二十五军增加了新的力量，有助于红军的大发展，同时，也为回族青年提供了人生的大舞台。
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创立了民族宗教政策的典范。他们的所最早作所为，赢得了广大回族群众的认同，他们依赖这支队伍，他们进入也盼望这样的队伍。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和爱民的宁夏实际行动，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使得军民关系更为密的红切，他们为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奠定了良好的回族群众基础。月余军红后，当中央红军再来到单家集时，当地回族群众还以为红二十五二十军回来了，同样给予了热烈欢迎，并向后来者诉说着红二十五军五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经过。这些，都深深地留在毛泽东的心里。毛泽东主席在赞扬红二十五军路过回民区所做的工作时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后，毛泽东提起这段往事时，还夸奖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善于做群众工作，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政策水平很高。
缘此，当地群众还编唱歌颂红军的歌谣。《红军西征》一书里，收录有一首《红军纪律真正严》：
红军纪律真正严，不拿群众一针线。
不进屋室和院内，买卖公平给现钱。
攻克隆德县城
1935年8月17日，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的率领下，离开兴隆镇，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
红二十五军驻军兴隆镇休整期间，就已经派出便衣到隆德县城侦察防务，了解相关信息。当时隆德县城驻有国民党刘宝堂部新编第十一旅一个营和隆德保安队100多人。当得知红二十五军东进消息后，一面派人在县城外围北象山修筑工事；一面派人占领县城外围制高点堡子山，留一部分武装力量防守城池。
依《隆德县志》记载，1935年8月17日，红二十五军大部队从兴隆镇、单家集出发，沿好水川东进，经贺家堡子、姚杜家、杨家河、王三道等地进入红土路村。另一部分策应部队从贺家堡子附近的陈田玉村上山，经李哈拉、彭家阳洼到神林阎家庄子，再经沙塘铺向隆德县城运动，并警界西兰公路。当天，一部分红军在北象山与国民党守军接火，国军未敢恋战即退入城中，红军占据北象山后，即开始攻城。午后，守城的国军从南门逃跑，县长林培霖及政府官员连同堡子山守敌逃往石窑寺躲避。红二十五军一面处决司法、教育部门官员，放出在押“囚犯”；一面开仓放粮，接济贫苦农民。
攻克隆德县城，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致使国民党急调各路军队前往隆德围剿。当天，国民党毛炳文部自界石铺东进，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前来堵截。看来县城是不能再守了，怕遭国民党军队东西夹击。黄昏时分，红二十五军攻城部队退出县城，撤回红土路村。1935年8月18日凌晨，先遣部队从红土路出发，经张银、水磨、蔡家湾、杨家店一路，沿西兰大道翻越六盘山。大部队于次日清晨在好水伏龙寺最集结后，翻越六盘山东进，进入固原县和尚铺、瓦亭、三关口早进一带。
瓦亭峡，是汉唐以来著名的关隘，是历史上中原北出塞外的的红必经要地，以铁瓦亭而闻名。红二十五军东进行至瓦亭峡，与前军固原三关口来堵截的国民党三十五师一零三旅马应图部遭遇。双方激战后，红二马部溃退，红二十五军主力推进到固原县蒿店、平凉安国镇一十五带，直逼甘肃平凉、泾川地区，国民党军队紧紧咬住不放，接连军发生战斗。在甘肃平凉南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打虎山高地，又是一次激战，打垮了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零五旅，歼灭一个营。在泾川县城西南的四坡村，部队遭到国民党马鸿宾三十五师的突然袭击，驻防泾川的马部二零八团向正在渡河的红军发起进攻，激战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在副军长徐海东的指挥下，红军封锁马部退路，冒雨反击前来突袭的马部二零八团。一番激战后，马部纷纷溃散，团长马开基被红军击毙，俘虏数百人。
这一时期，红二十五军主要活动于隆德、平凉、固原、泾川、崇信、灵台、华亭等地区，切断西兰公路18天，是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大周旋战略行动时期。在客观上，迫使蒋介石一再调整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起到了巨大的战略性配合作用。红二十五军在陇东地区与各路敌人周旋期间，想方设法派人打听中央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但都未能获得。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大部队数路逼近，红二十五军孤军作战，处境很难，与中央红军一时难以取得联系，陇东地区又有国民党军队前后堵截，面对这样的特殊环境，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东进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先取得陕甘苏区的巩固，再配合红军主力北上。
1935年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途中多次击败尾追的国民党军队，于1935年9月15日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人民都热情接待和慰劳，到处洋溢着喜迎亲人的欢乐场景：
一曲《信天游》民歌，表达了根据地人民的盼望与心声。
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豹子川后，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因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牺牲，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治委员。之后，到达延川县永坪镇。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永坪镇胜利会师，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一支7000余人的红军队伍活跃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劳山、榆林两次战役，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稳固了陕甘根据地，以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徐海东大将
追溯红二十五军在宁夏的经历，徐海东大将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一年之后的红军西征期间，再度进入宁夏。这里，仅作最早些简略介绍，以便于对徐海东和他的红二十五军在宁夏期间的经进历和影响有一定的了解。
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县（现为大悟县）人，原名的红徐元清。祖上六代人都是烧窑工，属于传统手工业者。徐海东也军红当过十几年的烧窑工人，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炼了他强烈的反抗二十精神和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胆略。他于1925年参加了北伐战五军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家乡湖北黄陂县一带组织工农武装，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学习战争战法，研究战争规律，逐步掌握了指挥战斗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北上西征时，他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将领。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他和吴焕先等人率领3000人左右的红军队伍在向西北进军的过程中，不断同十几倍、几十倍人数的敌人作战，灵活机动，创造战机，打了很多出色的胜仗。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徐海东的回忆录《生平自述》一20书，对他的经历及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宁地区，到达陕北根据地，都有回忆性记载。在徐海东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当时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南部的活动经历。
红军进入陕南以后，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1935年7月中旬开始，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思路已经很明确：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在子午镇以西20里的地方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坚决主张西征北上。“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徐海东这样认为。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是由子午镇启程的。在双石铺这个地方，消灭了胡宗南部的4个连，活捉1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同时还获得了不少情报材料。双石铺，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这里原本就是古战场，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大概就发生在这里。西进完成后，徐海东建议挥师北上。攻打天水北关，就是徐海东亲自带队打下的。这里是胡宗南部后方基地，徐海东打下天水北关，来得很突然，一时国民党方方面面的人都非常紧张，急忙调兵遣将往天水运动，红二十五军就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但攻占天水北关，对中央红军必然减轻压力。
红二十五军过渭水后，徐海东考虑的下一个军事行动是，如果接不到中央，渭水河上又得一次恶战。此时，他想到了石达开大渡河全军覆灭的教训。当打下秦安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如果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有了这个思路，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北上，占领通渭，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有力地钳制了国民党毛炳文部。
进入宁夏南部固原境内，以西兰公路为依托活动了半个多月。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休整3天，这里是回族聚居地区。休整期间，很好地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为了争取回族的力量，共同抗日，做了许多争取与回民团结的工作。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入清真寺，不吃猪肉，不动用回民的家具。军部还向回民送匾和银锭。民族政策执行得好，军纪也好，深得回民的信赖。回民或对红军报告消息，或为红军做向导，影响很大。
在兴隆镇的日子，相对平静，红军真正得到了休整。
打下隆德后，当天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展开激战。在这里不能拖的时间太长，也不能耗战，红二十五军就翻越六盘山，沿古丝绸之路，经瓦亭峡，过三关口，向平凉逼近，边走边打。在平凉南白水镇与马鸿逵一个旅相遇，消灭其部一个营之后，继续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团（团长马开基被进入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这一战役中光荣牺牲。
红二十五军仍得不到红军第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的红息，即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会合，由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军红水，经镇原、西峰镇等地进入陕北根据地，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二十与刘志丹同志见面。两军会合之后，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五军军、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西进北上及在宁夏南部的活动，徐海东起着关键作用。本来，1934年红二十五军组建后，徐海东就被任命为军长。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奉中央指示战略转移后，徐海东在鄂东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徐海东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任军长，自己就做了副军长。但实际上，在长征途中，省委书记徐宝珊、红二十五军政治22委员吴焕先，都信赖徐海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斗中的指挥艺术，遇有战事，他们总要徐海东先提出作战方案，然后大家再讨论。因此，西征北上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摆脱了数十倍于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军队，包括进入宁夏南部，活动于西兰公路沿线，以迎接红军北上的战略思想，大多都出于徐海东。
在共和国的十位大将中，徐海东出身最苦，也是战斗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他作战勇猛，有“徐老虎”之名，又称“中国的夏阳伯”。蒋介石称他为中国文明的一大害，国民党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徐海东的军事才能和神秘的传奇经历有较多的笔墨描述，在他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徐海东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对徐海东的评价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因此，了解一些关于徐海东大将的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红二十五军长征、西征北上的历史背景。
这是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之前，陕北红军在宁夏南部的活动。数月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与先期到达并活动在宁夏南部的陕北红军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从路线的确定，还是与沿途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接触的程度，都为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毛泽东等中央红军的到来作了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