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70多年前，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在宁夏，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征的主要地区也在宁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红军长征和西征，在现代战争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尤其是西征，更是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红军长征与西征的过程中，在宁夏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时下所说的“红色文化”或“红色文化资源”。

宁夏的红色文化，除了红军长征、西征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外，留下的文化遗产，应包括四大部分。

一是自然文化遗产，以六盘山为其代表。这是毛泽东用诗化的形式颂扬和描写过的重要山脉。一首《清平乐·六盘山》，使六盘山走向全国，闻名世界。在六盘山身上体现着双重色彩，它既是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峦，吸引过汉唐帝王和文人墨客登临，又是数十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红军长征最后翻越的大山。

二是建筑文化遗产，以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清真大寺的原址建筑、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为代表。单家集，是一个回民聚居区。这里是70多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的地方，是非常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毛泽东当年离开单家集后，国民党的飞机向这里投下了数枚炸弹，留在清真寺北厢房门、窗户和横木上的弹洞至今仍清晰可见，成了那个特殊历史的见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体现的多元文化意义，其自身就是一处建筑风格独特的文化遗存，又是1936年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时的会址。由于同心清真大寺的古老建筑样式及其久远的历史，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碑，是三军会师纪念地，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豫旺堡西征红军总指挥部旧址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红色旅游文化建筑景观。

三是各类红色文物遗存。红色文物遗存主要指红军长征、西征时期在宁夏留下的各类实物遗存，诸如锦旗、匾额、宣传标语、各类书籍、照片资料、生活用具等，主要分布在西吉、盐池和同心县。

四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军长征、西征时留下的或与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相关的遗物，包括口述史料、红军西征时期的歌谣、西征红军的故事等。

红军西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是一座丰碑。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齐集宁夏同心，红军的不少高级将领齐集宁夏同心，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豫旺一带作战地访问过，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海德……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了特殊的历史故事。

以上这些文化遗存，再加上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写，基本上记载和反映了红军长征和西征过程中在宁夏的详细经历和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那段历史。

红军长征、西征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但要了解和研究，而且更要保护和承传。

红色文化，是宁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历史虽然离我们不远，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仍很有限。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宁夏地域文化的今天，需要大家去系统地了解70多年前发生在宁夏大地上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2009年4月，我们提出编写一套反映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红色之旅小丛书，这个想法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主任何志明先生的认同和大力支持，认为以“农家书屋”形式出现，很有价值和意义。同时，从出版社的角度、在编辑的层面上，为撰稿人讲了丛书写作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编写这套丛书的本意，就是想以故事的形式，散文化的语言，把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红军西征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当时在宁夏的斯诺等人）写出来，尽量简明易读；再配上精美的照片和线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这套小丛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进入农家书屋，更是显示了它的普及性和可读性价值。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秦腔》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使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这种贫困除了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原因。这套丛书的编写与出版，作为农家书屋的内容，以农家书屋的形式配送到农村，自然就成为农民的精神食粮。对此，各位撰稿人心里都明白。现在的各类书籍很多，但像这套小而精、普及性强的地方历史文化小丛书不是很多。我们有意于避开那些“厚重”的书，从研究的视角写出最精而简的文字，旨在提高乡村和基层读者的历史文化素养，以更宽泛的视野来了解宁夏的红色历史文化。

丛书的撰写，参阅了前辈的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宁夏地方文献史料和大量报刊的研究文章，因受编写体例所限，文中未能一一注出，只在书后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出现。

农家书屋，是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在形式上，它是“传承中华文化、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型农民的最基础最有效的平台”，体现的是“小平台大阵地，小图书大文化”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丛书策划者，我希望这套丛书不但能够弥补宁夏历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领域的不足，而且能为宁夏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乡村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推进、文化建设与红色旅游文化的提升，尤其是精神文化的提升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其独具的时代意义和实用价值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

若此，我们就深感欣慰！

丛书付梓之际，我谨在此代表丛书撰写者有强、魏淑霞、仇王军，向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主任何志明先生及各位编辑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向宁夏社会科学院张进海院长的关心和鼓励表示由衷的感谢！

薛正昌

2009年10月26日

谨识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