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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见于《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
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学亦称儒家学派，诞生于春秋末年时期，由孔子创立。儒学称谓始于汉。儒家学派的渊源可以远溯至尧舜（甚至还可以上溯至伏羲）。儒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来说，是对殷商以来的礼乐文化的传承，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的，是在孔子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和建构的理论框架内建立起来的。
儒学主要谈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是谈人的价值，即人的主体性问题。第二是谈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谈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
儒学关于人的价值，其实质就是道德价值；儒学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要培育人的仁爱之心，建立良善的人际关系；儒学关于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求人对天地自然有敬畏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和讲如何做人的道理。儒学以“内圣外王”为安身立命之道。以完善人性、实践为人之道为终极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代表乃不争的事实。儒学是孔子对上古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构成儒学核心内容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而儒学则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正统。
一、儒与儒学的创立
（一）儒的起源
“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即你要去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去做小人式的儒者。由此可见，儒之起源甚久，至少应远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两极分化。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至迟在殷代就有了专门为人料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汉代学者刘歆认为，所谓“儒家者流”，最早可能“盖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据此，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应是古代社会（至少在殷商时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也可称为“术士”。后来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的大动荡，“儒”渐渐失去原来的地位，并散落到民间。由于这些人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职业，这便是早期的“儒”。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儒是以“六艺”教民者（东汉郑玄）。所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具体的技能（“礼”就是礼节；“乐”指的音乐“；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驭车马；“书”就是书写或书法“；数”就是计数、算数）。儒者就是教授六艺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儒者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教师。由于他们精通所在地区多年形成的丧葬礼仪，又擅长“六艺”，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的社会地位毕竟低微，既无固定的财产与收入，还要看主人的眼色行事，故而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便是“儒”的原初本意--“柔”，也是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术士”。所以，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个称呼已经泛化了，已经成为当时凡是具有知识的人的通称，那个时候称之为“士”。它既指为人相礼治丧的“术士”，又指有官吏身份的“仕”。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
此外“儒”还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据《论语》记载，孔子对“士”有很严格的界定。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在《大戴礼记》当中，鲁哀公和孔子也有个对话。鲁哀公说：“善！何如则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意思是说，“士”这种人，虽然不能穷尽大道，自我也不够完善，但是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是有原则的；他做事情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但会认真去做；他不一定什么知识都懂，但对自己内心所掌握的知识是有数的；他的行为处世，他所有的活动不是很多，但有很正当的理由；他的言语不多，但会很清楚自己说话的目的。总之，“士”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其行为有自己的理念，做事有自己的态度，说话有自己的原则性。有这种精神的人，就算是用他的生命或肢体去交换，他也是不会改变的，富贵不会将其掩盖，贫贱不会让其损伤。做到了这些方面的人，才是儒家认可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形象。
（二）儒学的创立与特点
儒学，顾名思义，儒家之学说，亦称儒家学派。诞生于春秋末年时期，由孔子所创立。儒学的称谓始于汉，最早见于《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史记》卷五十九）。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来说，儒学是在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的。
殷商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一切文化皆为贵族所有，这就是所谓“学在官府”。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随着政权下移，文化随之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学官也流落到民间，私学随之兴起。
孔子早年曾以“儒”为业，他除通晓礼仪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精通“六艺”。为挽救社会秩序的失调，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迷失，孔子以开放、担当的精神，求访贤人，坦诚学习，搜集、整理古代文本，然后，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时值学下民间，他便首开私人讲学，收徒授课。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因从其学者甚多，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声势很大的儒家学派。
可见，没有殷商时期的礼乐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有儒家学派的出现，而只有殷商文明礼乐传统，而没有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也产生不了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虽由孔子开创，但如前所述，“儒”在此之前早已存在，并在国家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儒学把自己发生的渊源追溯得很深远，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即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
儒学之所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与孔子的极力尊崇分不开的。孔子曾赞美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意即帝尧作为一代君王是多么伟大！他像崇山一样高高耸立着，上天是最高大的，帝尧就是在效法着上天！称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还称扬舜和禹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意即舜、禹真伟大！他们获得天下，依靠的不是暴力。“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意即夏禹富有四海而为天子，却不贪图个人的享受。自己粗茶淡饭，而祭品却很丰盛；自己衣服朴素，而祭服却很华美；自己宫殿简陋，却尽力兴修水利，禹，无可挑剔。至于对周，孔子称道则更多。他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意即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意即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意即周朝的礼乐文化，是借鉴夏、商二代而来的，多么文采斐然、光辉灿烂啊！我主张遵从周朝的礼乐文化。
可见，孔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德推崇备至，而且自认为是他们的文化遗产继承人（“从”字有承继周的意蕴）。孔子在年老体衰时，还感叹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意即我怎么老得这么快啊！很久都没有梦到周公了！后儒有鉴于此，便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都纳入儒学发生、发展的系统，即“道统”。
然而，儒学道统若起始于尧，而尧是道家黄老道统之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参见《五帝本纪》，《史记》卷一），这便有儒道同源和儒比道后之弊。于是，后儒又将儒学道统从尧舜上溯到伏羲。相传伏羲为人类的始祖“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下》）意思是说，古时包羲氏（即伏羲）称王于天下，仰首以观察天象，俯身以取法地形，观察鸟兽的花纹与大地相适宜，近的从自身，远的到万物，搜集各种形象开始创制八卦，借以通达神明的德性，以类比万物的情状。后周文王囚于羑（you）里，据以演为六十四卦。伏羲也因此被归属于周文王的谱系。按《易传·系辞下》的记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这样，儒学谱系的伏羲便先于道学谱系的黄帝。
可见，儒家学派是在传承远古儒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孔子为了发扬光大华夏民族的文明传统，弘扬纯正的儒文化精神，用毕生的心血融会了历代圣贤的智慧，创立了这门伟大的学派。他先将古文化信息进行全面搜集整理，通过艰苦的修订、阐释和完善，最终创立了以“仁”“义”“礼”“中庸”“天命”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框架，其思想是一个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在内的完整学说，从而构筑起了一个穿越古今，辉煌永驻的文化思想体系。
关于儒家学派的特征，先秦时期的庄子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庄子·渔父》）西汉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概述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艺文志》一书中，引其《别录》对儒家也做了一段简明的概括：“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以上几段文字在历史上被公认是对儒之特征比较经典的表述。根据这些表述，可知儒学的基本特征有：
其一，重先王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其二，重文化传承，以《诗》《礼》《乐》《易》《春秋》等为经典；
其三，重血亲人伦，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理关系；
其四，重道德修养，提倡仁义，以为行为准则；
其五，宗师孔子，以孔子为思想领袖，视其言行如最高准则。
纵观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说，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差异，但只要是儒学，其思想就必然带有如上的特征。
（三）孔子的历史贡献
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的贡献。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学术上系统整理了上古时代至春秋时期长达二千五百多年的古典文献，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系统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孔子的思想学说被后人公认是“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之“大成”。正如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意即所谓集大成，（就像奏乐时）先由镈钟奏出声音，后用玉磬收束。镈钟的声音，是旋律节奏的开始；玉磬收束，是旋律节奏的终结。古代奏乐，以击钟（金声）开始，以击磬（玉振）告终。故“金声而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孟子以此象征孔子集往古圣贤思想之大成。
北宋大儒周敦颐对孔夫子赞誉道：“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通书·孔子》）朱熹对此点评道：“道高如天者，阳也；德厚如地者，阴也。教化无穷如四时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极乎！”把孔夫子比做“太极”。后来又有人把孔夫子比为天上的太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张子）认为如果没有孔夫子，那中华民族就都如同生活在黑夜之中。这话虽说有些夸张，但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孔子对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是创立了儒家学派，并使儒家思想成为随后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代代遗传，成为统一的多元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
三是首创私学，打破教育垄断，把古代文献和传统学术，从原来由官方独揽而转为向民间的普及，并实行“有教无类”教育，从而为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出现和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儒学的基本问题与核心内容
（一）儒学的基本问题
儒学是古代中国社会中关于伦理与政治学说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它是由孔子所创立，以“仁爱”为核心。因此说，儒学的中心思想是“仁”（即人），“仁”的要旨是爱人，爱人需由己及人，由亲亲而推及人人，即“泛爱众”。但无论是由己及人，爱人者及被爱者都要以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即具备道德理性的自律和自觉。“仁”不仅可推而及人，而且可以及物，于是儒学又提出“仁民爱物”的思想，将天、地、人三道相互贯通。认为只有以仁爱之心通贯天、地、人，才能真正做到民胞物与，天人合一。因此说，儒学主要讲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是人的价值，即人的主体性问题，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
儒学关于人的价值，其实质就是道德价值。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于人有道德意识这一点，太宝贵了。一个人如果丢掉了这一点点道德意识，就不是人了。所以，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冯友兰先生认为，人只是称作人还不行，还要能够成为人，那才是真正的人。就是说你必须要保存那些做人的德行，如果你丧失这种德行，那么你就不是人了。
儒学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让人培育仁爱之心，建立良善的人际关系。《说文解字》讲，“仁，亲也，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儒家怎么定位人与人的关系呢？《论语·颜渊》篇有一句名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说，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爱人，人与人之间就要建立在一种相爱的基础之上。儒学从两个方面来谈人与人为什么相爱、怎么相爱。第一，以“亲亲之爱”作为“爱人”的起源。儒学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就是说，“爱人”首先要爱你的亲人。第二，就是“忠恕之道”。主要是两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一句话是要求成己成人，这叫忠道；后一句话是要求推己及人，这叫恕道。
儒学关于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求人对天地自然有敬畏感。在儒学看来，人不仅是天地所生，而且，天地自然是人的德性、人的价值的根源。所以，只有“上启于天德，下贯于人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易经·乾·文言》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来描述这种境界。
（二）儒学的核心内容
儒学从根本上说，是讲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但儒学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则是教人如何做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儒学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或者说是做人的学问，或者说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因为在儒学看来，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修身。儒家经典《大学》上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只有修身做好了，才能去影响别人，管理社会，才能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因此，儒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提高人的素质和境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讲如何做人的道理。
儒家学说以“人”为中心，重视“人”，关注人生，强调人伦道德和人生价值。历代儒家学者所思、所议、所论，大都关涉“人”的问题。在儒学看来，人生天地之间，处于宇宙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位。天地无心，以人为心；天地之性，以人为贵。人与其他生物相比，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不同之处，儒学称之为“德”。因“德”亦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也称为“人性”（即德性）。儒家认为，人类的德性，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一个人只有具备了相当的“德性”，才称得上是“人”，只有在德性上用功，讲求德性修养，人的自身价值才会更加显现。
在儒学看来，一个人内在的德性涵养和外在的道德实践，起主导作用的是自我，即依靠自身的努力，而非依靠外部力量。正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即实行仁德，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意即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意即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把丧失了的良心（即德性）找回来就行了。
儒学有“为己”“成己”之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即古人学习是自身的需求，是为了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现在的人学习，则只是为了装饰自己，对别人炫耀并夸夸其谈。所谓“为己”“为人”的意思，还可以用孟子和荀子的话来作说明。
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意即人有天赐的爵位，有人授的爵位。仁义忠信，不厌倦地乐于行善，这是天赐的爵位；公卿大夫，这是人授的爵位。古代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水到渠成地获得人授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其目的就在于得到人授的爵位；一旦得到人授的爵位，便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这可真是糊涂得很啊！最终连人授的爵位也必定会失去。荀子的解释则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意即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讲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的“为禽犊”，就是“为人”，相当于孟子讲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这是儒学大师们最为反对的。
可见，儒家“为己”“成己”之学，主要是指人在德性上的自我实现。荀子所著之书，首篇即题为《劝学》。他说：“学……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意即从学的意义来讲，就是要从学做一个懂礼义的人开始，而最终成就为一个圣人。从这一意义来讲，学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的。学了就能成为一个人，不学就会沦为禽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道德人格修养和对人的教育。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他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意即考察以往圣贤之所以教人，无非是让人们探求明白做人的道理，进行自我修身，然后推以及人。并不只是教人们广闻博记，写漂亮文章，以便去沽名钓誉，追求利禄。南宋心学大家陆九渊也说：“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陆九渊集》卷三十五）意即人生在天地之间，做人就应当尽其为人之道。因此，人们之所以求学，就是学如何为人而已，没有其他的目的。
儒学以“内圣外王”为安身立命之道。所谓“安身立命”，指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把握自己的命运，使生命有所归属，精神有所寄托（本质上是对自己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体认）。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可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亦可用“成己成物”来概括（内圣即是成己，外王即是成物）。儒学认为，人性本于天而成于人；成己在于尽性，尽性方可知天。所以，《易传·说卦》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意即充分运用心灵思考的人，是知道人的本性的人。知道人的本性，就知道天命。保持心灵的思考，涵养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无论短命还是长寿都一心一意地修身以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在儒学看来，理想的人生就是要把自然的人生转化为道德的人生，以使我们的生命依从良知理性而不依从本能欲望，如此，方可做到“内圣”进而“外王”。
儒学以完善人性，实践为人之道为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也可以说是人生归宿的问题。儒学与宗教不同，它不是以宗教的皈依上帝或天堂为人生的终极关怀，而是以完善人性、实践为人之道为终极关怀。自古以来，我们的古圣先贤即按人的良知、体认出天为人之本，人应遵循天意、完成人生此世的使命。因此倡导敬天，认识天道；又强调法天，即由效法天道研究出为人处世之道，称为人道；最后主张立诚尽性，参天地之化育，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认为这才是人应追求的真正归宿。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儒学在基本人格的确立，基本伦理观念、基本道德规范的养成、人生价值和理想的确立等方面，特别强调个人的学习和修养。儒学的这一核心思想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要做事，先做人”这个观念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意识，中国的文学、史学、戏剧里面都有大量记载做人的内容。所以，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学者，修己治人之学也。冯友兰先生也说：儒学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仁学”。进一步说，就是“人学”。
三、中华文明是以儒学文化为基础的古代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其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代表乃不争的事实。其主要根据如下：
（一）儒学是孔子对上古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
儒学创自孔子，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都认为孔子是中国上古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修《诗》，订《礼》《乐》，赞《周易》，编《春秋》，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孔子一生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而所谓重新整理和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者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二）构成儒学核心内容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经”，即构成儒学核心内容的六部经典（《诗》《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典籍，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礼》与《乐》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这个道理很复杂，总之，儒家整理、解释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
（三）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而儒学则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正统
释（即佛教）是外来文化，虽然后来中国化了，但在本源处毕竟是外来文化，这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虽亦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但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学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与其他学派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儒学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学派，儒学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其他学派则是中国文化的“偏”和“客”（道家是“偏”佛家是“客”）。因此，当我们谈到儒学的时候，谈到的就是主流的、正统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的这一历史文化定位一直都没有发生过问题。
总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经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在古代政治、教育、社会风气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期间，它的发展道路虽然经历过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息。而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学及其价值观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齐家、治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其消极思想亦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隐暗性格。今天，我们已致力于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新价值体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儒学有着辉煌的历史，也必将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从儒学思想体系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而儒学本身也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完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