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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上海，还没有信心自称东方的曼哈顿。但它的浮华，时尚，喧嚣，和光怪陆离，它的盛大，繁华，包容和自在，也足以称得上东方的巴黎。这是中国人眼里的十里洋场，东洋人和西洋人眼里的“冒险家的乐园”。
“我的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期中发一笔横财。我预期在两三年之中必须发财，即行离去。那末，上海以后即使化为灰烬，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说这话的，是距1843年开埠不远，从运送鸦片和丝茶的炮船上下来，落脚于黄浦滩的洋行大班们，他们并没有打算逗留太久。在他们看来，这里有太多的危险。
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枪矛，曾经顶到了洋人的鼻尖，义和团的符咒，也曾念得上海滩的洋人们心惊胆战。后来是“革命”，再后来又是“反革命”，军阀，打倒军阀，罢工，调停罢工，禁烟，抽烟土税，抗日，禁止排日……在时代风潮的推拉搡挤和时间的流逝中，中国东海岸的这一片荒滩变成了城市，城市成长为大都会，它的样式越来越时髦，体态越来越富庶了。是啊，1931年的黄浦江，并不比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前更宽阔，但它确实更深了。十九世纪的木壳航海帆船已经衰落，蒸汽轮机可以驱动更大更快的艨艟铁甲巨舰，这些胖头鱼一样排在江边的船体，需要吃进更深的水，需要更多更熟练的引航员。它们还需要更大的舰炮，来向中国展示其帝国的实力。1931年的中国，黄浦江仍然是各大帝国海军的展示橱窗和公用锚地。
1.黄浦滩
1843年11月8日，英国第一任驻上海的领事乔治·巴富尔上尉（George Balfour 1809-1894）来到上海，据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船舱里只有几袋面包和几桶白兰地。他租了一所宅院作为办公的地点。来参观他的中国人川流不息，房东为此专门卖起了参观“红毛番人”的门票，巴富尔上尉气得七窍生烟，他打定主意要找一块领事馆自己的地皮。他选择了黄浦江的边缘，上海人所弃置不顾的泥滩地。他选择的眼光极其之远大--“英国的军舰可以在这里停泊”，他说，“可以使英国人看得见而感到安全。我们的目的是完全控制扬子江。我们可以藉着控制这个要塞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公允的条件，以稳定我们的商业关系。”他摊开了军用地图，得意地说：“一切未开化的民族必将屈服于我们那较高级的文明之前！”他似乎已经看到，眼前这一片满目荒芜的滩涂，将来会成为大英帝国在远东展布势力的基地，他也深知，帝国的一切商业和安全，都有赖于那看得见的军舰。
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宫慕久与巴富尔签订了《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划出上海县城北郊的地方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就是后来的英租界。接踵而至的是法国人。1849年4月6日正式确定了法租界界址，自上海县城北门外，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1848年，美国又在虹口地区确立了美国人的居留地。1865年10月，英美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将派克路正式命名为“南京路”。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蜂拥来到上海。1915年他们的人口在上海租界里就超过了英国，他们集中在虹口和杨树浦一带。1917年俄国革命给上海的租界送来了大批流亡的“白俄”，其中不少是沙皇俄国的没落贵族，他们在霞飞路（现今的淮海中路）赁屋而居。仅1926-1928年间，就有一百多家俄侨商店在霞飞路上开张。很快希特勒将掌权了，他为三十年代的上海送来了历经劫难的犹太人。
每一次的战争和动乱，都会使上海膨胀一次，谋生的，逃难的，革命的，被革命的，想发横财的，想看西洋景的，不约而同凑到了这里。1931年2月28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193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统计：平均每平方英里113920人，超过人口最稠密的伦敦。法租界的繁密比起公共租界一点也不逊色。
上海成为了嘈杂繁忙的工业中心，纱厂、烟厂、机器厂，在世纪初的短短的二十年里，像雨后的蘑菇一丛丛冒了出来。它还是一个巨大的港口，它不知不觉成为世界航运的中点。也许是天意，它和大英帝国的利物浦，与美利坚的纽约港之间的距离，恰巧是相等的。扬子江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上海又恰恰坐落在这线头的起点。黄浦滩的码头吞吐着内陆漂来的移民和乡土货物，就像十二里之外的扬子江口承纳着内陆几千里直到金沙江的泥沙与浮渣，吸纳着海外挤来的冒险家和新风气。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有半数是经过这个地方，各银行里边所存的现银已在十万万两之上，白种人的各种投资也达到十万万两之上。上海各银行所发的钞票通行全国。从1848年第一家现代意义的银行落户外滩开始，到1930年代，汇丰、渣打、花旗、华俄道胜、中国通商、德华、东方汇理、横滨正金、中国银行等金融界的旗帜，无不以跻身外滩“黄金水岸”为荣，并因此而声誉昭著。
这是中国的心脏，流通的不仅是金融，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与津浦、沪宁铁路（要到1934年，在南京下关与浦口之间的长江上建成火车轮渡，才有从上海直达北平的快车），和连通中西的扬子江黄金水道，如同通往心脏的大动脉，将内陆的资源源源不断输往上海的港口，换来棉纱、机器、奢侈品和鸦片。
是在1931年的7月里，全世界都知名的大富翁沙逊爵士召唤印度的《泰晤士报》总编来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将永远离开印度了，他的下一个居留地是中国的上海。全世界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英法美意德等国的各大报都迅速醒目地刊登了这桩新闻。
经历了多次的地界扩张，涂抹上了这么多的色彩，上海的英美租界（后来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了上海的城中城，中国的国中国。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了西洋风格与中国风格做成的夹心“三明治”，或是更为华丽的鸡尾酒。这时候的上海，它的色彩多么斑斓。出吴淞口是蓝色的海水，进黄浦江浊浪微澜。自吴淞进入黄浦江，来到东西向的苏州河入黄浦江的河口，可以看到以苏州河为中轴，南边的东端是法租界，西端是英美公共租界；苏州河北边也属英美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再往北是闸北，法租界南边是老上海县城、南市和东市。闸北、上海县城、南市、东市等区，属于中国上海市政府管辖，即所谓的“华界”。南北两片“华界”包裹着中间的外国租界。租界沿着黄浦江的西岸，即是大名鼎鼎的“外滩”。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家医院、报纸、博物馆、俱乐部、图书馆……都诞生于这片新月形的河边滩地上。三十年代以后，外滩的西洋建筑再也没有大的改变。上海的三十年代，永远都留在了外滩，如一位贵妇的风韵与成熟，永远凝在金色的相框里。
与外滩隔江对望，当时尚是一片荒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仍然是被冷落的地方，这就是浦东。时间在上海滩并没有同步展开，正如空间在这里分了多少层一样。当外滩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这也是从上海流行起来的词汇），浦东似乎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纪。当租界的摩天大厦在现代派的钢筋混凝土与古典的欧陆风格的混合中生长的时候，租界以外的上海和中国似乎仍匍匐在霉烂的泥涂里。
1888年，杜月笙出生于浦东的高桥。他少年时从高桥来到隔江对望的十六铺，青年时从十六铺来到法租界的黄公馆，中年后从黄公馆住进了自己法租界的杜公馆。这是一条灰色的轨迹，像是围绕着黄浦滩打了一个转。他的人生，就像上海滩的不同地段，在一节节高低不同地生长，展示着旧上海和步入中年的“中华民国”不同时段的生态。
2.高桥
杜月笙出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原名月生，因其出生于七月半，也就是鬼节。“月笙”这个名字，则是后来成名后请人改的。
他父亲杜文卿居住在浦东高桥镇，在杨树浦开过一家小小米店，并不足以维持家用。杜月笙童年生活实在非常不幸。四岁丧母时，杜月笙刚出生的一个妹妹便因为无力抚养、无人照看而送了人。五岁时父亲又染病不治身亡，其继母张氏一人守寡带着杜月笙，无钱葬夫，只能将杜文卿的棺材放在田埂上，覆以稻草“遮挡”日晒雨淋。张氏在杜文卿死后开始还继续独力支撑着那个破米店，一年后就再也难以为继，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靠洗衣供母子过活。她还尽全力送杜月笙上了三个月私塾，到第四个月无力供给学钱，杜月笙就只好辍学。终杜月笙一生，他只在杨树浦上过两个月私塾，在高桥读了三个月书，所以他后来总念叨自己只读了五个月书。到杜月笙虚岁八岁的时候，这个继母也失踪了。杜月笙就此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
杜月笙还有一位做木匠活的舅舅，也是苦哈哈一家，实在帮衬不了多少，所以最后是他的亲外婆收留了他。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无姐无妹，真可谓人生世上，茕茕孑立。没人管教的杜月笙，就此常常流浪街头，出没于茶馆酒肆和赌棚，捞到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披什么。其交结的，不外乎一群街头混混，偷蒙抢骗，吃喝抽赌，他样样不落地学了个遍。自从认识了这个“赌”字，他就再也丢不开了。他开始偷偷把自家老屋里的东西拿去卖掉，坛坛罐罐、桌椅板凳，卖的钱大都送进了赌场。十二、三岁，他已经是个典型的街头流氓了。
最后，眼看着大了，毫无营生，在家乡也实在待不下去了，他外婆托人介绍他到隔江另一边离家不远的十六铺，去水果店做学徒。这是他十四岁的时候，身上只有外婆借来的几十个铜板。
杜月笙后来成为“海上闻人”了，“上海滩上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了，他耗资10万元，在浦东建起“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又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还有1931年的杜氏祠堂开祠盛事，也许，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补偿高桥留给他的苦难记忆。他千方百计寻找那位送了人家的胞妹，却再也没有寻到。因为父母早逝，他连祖父的名讳都说不清楚，却建这样一座空洞的祠堂。有些失去的东西，永远都无法补偿，有些空洞的内容，无论如何都填不踏实。
高桥镇是千千万万破产的中国乡村中的一个，没有太多的特别。杜月笙是千千万万破落家庭中流浪出来的一个，也没有太多的特别。特别的是，高桥离黄浦滩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