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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事件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是历史变革的关节点，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历史变迁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长久以来都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在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盖下，很多“无足轻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们的视野了。
不过，将镜头切入到细微的历史进程中，就会发现历史远比“大事件”展示出来的脉络复杂得多，也更有传奇色彩。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却很可能是长时段的重大变革的起点。
1882年，在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场发生在海外异国的兵变中，却令人惊异地出场了好几位在此后三十年的中国政局中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大人物：袁世凯，在平定这场兵变中一役成名，从此青云直上；张謇，晚清的名状元，在身历事变后以一纸《朝鲜善后六策》赢得朝野注目，为以后的政商大业打下牢固根基，而后在辛亥年领导立宪党与革命党和袁世凯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余年基业，这时候他还不过是进兵朝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军中一介幕僚；唐绍仪，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理，1882年兵变之后随即以税务帮办的身份来到朝鲜，他这时还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正是这几位人物的决策，对于中国大局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这一场事变其实是中日这一对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国家较量的开始，在这场冲突中展示和逐渐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对外战略深刻影响到此后两国的命运。
要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最初是在朝鲜建功立业，甚至要理解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和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得不说及中日朝三边关系。1894年正是朝鲜问题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甚至有韩国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是1894年的战争；再过五十多年后的1950年，又是朝鲜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这后一场战争的后果迄今也没有彻底消化--朝鲜半岛分裂，中国统一台湾受挫。即使到现在，朝鲜半岛也仍然是远东地区大陆与海洋权势转移的枢纽。
1882年的朝鲜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内政自理而接受中国保护，对外没有独立主权。清廷方面，有关朝鲜的事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承朝廷旨意办理。不过，此时的朝鲜，和中国的其他藩属国（如越南，缅甸等）一样还面临一个特殊问题，即脱离千百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国际体系，加入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行列。
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12岁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为摄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朝鲜王妃闵妃操纵下，罢李昰应之权，从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争政的戏来。李昰应本来保守而亲华，此时的闵妃却主张开放亲日（但后来态度又转而亲华排日了）。不过闵妃当政后却是政局败坏，致使1882年发生兵变，结果李昰应趁机夺权。乱兵暴民愤于日本历来的侵扰而烧杀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狼狈而逃，仅以身免。朝鲜承平日久，乱起则无宁日，此时闵妃一派趁机按例请“天朝上国”派兵敉乱，从而可借清朝扶持重夺权位。日本则因侨民被杀迅速出兵朝鲜，结果这一场兵变变成了中日两国的交锋。
1882年6月兵变发生时，向来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军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因母丧而丁忧去职，由另一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7月，张树声接到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议定出兵朝鲜平乱，由驻山东登州的淮军劲旅吴长庆率六营淮军乘北洋水师丁日昌的军舰前往朝鲜。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凯此时正在吴长庆军中做帮办文案。他谋到这一职位是因为吴长庆和他叔父交情匪浅，吴袁两家是世交，甚至吴长庆孙女还说，袁世凯被吴长庆收为义子。
1.科场与疆场
袁世凯生于1859年。这是清文宗咸丰九年，日本孝明天皇安政六年。此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打出了世界第一口油井，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大英帝国伦敦的大本钟开始为伦敦报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密尔的《论自由》同在这一年出版。半个世纪后，这三本书都将引进到中国，书中蕴含的力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摧毁了这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明。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的幕府处死了吉田松阴等七名志士，引发了倒幕运动，进而促成了明治维新，日本从太平洋上升起了。大洋彼岸，世界第一个现代的大范围内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分裂危机，无法解决的冲突第二年就演变成几乎分裂美国联邦的南北战争。在这年9月17日，一个自称“美国皇帝诺顿一世”的人走进《旧金山布告》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次年2月1 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历史多么诡谲，1859年出生的袁世凯将照着1859年的美国剧本出演。
这一年的中国，在华北，满族皇权以徒劳而悲壮的方式和英法联军交战于天津大沽，试图修饰其已经开始剥落的“天朝上国”的颜面；在西北，回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在江南，湖南人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督办军务，组织湘军武力镇压太平军，动摇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终于遇到了有力的对手。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的政治冲突将在他们的事业和政治遗产继承人之间展开：曾国藩、李鸿章与袁世凯，他们在维护一种秩序，而洪秀全与孙中山，要颠覆这种秩序。他们将改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论自由》里，密尔警告他的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1859年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卓于群体的重要。袁世凯出生在这样的世界和中国：“自由”扩张的西方世界和“停滞”不前的古老中国。
袁世凯的祖籍河南项城，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将，曾任钦差大臣，官至河道总督。袁家也算簪缨世族，家族几代出了八位州县以上官员，所以袁世凯未成就一番功业前，认识他的人大都目之为“世家子弟”。袁世凯少年时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名头--他随居官南京的嗣父（袁世凯年幼时即过继给叔父保庆）住在这六朝金粉地时，据说是日日以跑马闲逛为乐事，到叔父逝世他困居乡里时，照样以啸聚林泉为乐。袁世凯十五岁时，他那位接过管教子弟责任的另一叔父保龄（官居北京，为四品京官候补道，曾被曾国藩许为“国士”）对他有如许评价：“资份不高而浮动异常。”
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而且虽然长辈时相督促，他也勉力而为，甚至还在家乡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以效文士风范，但他于括帖之学实在无缘，终究非此道中人。据说他少年时的爱好是饮酒、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他归里守制时，有空即泛览兵书，对客谈兵，也有一番雄心壮志。据袁的幕僚后来所编《容庵弟子记》中说，袁十九岁时已是两次科场蹭蹬，一怒之下尽焚历年所作诗文，从此立志效命疆场，对科举不再抱希望。但两次落第之后袁世凯在家书中却又说：“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从其遗留家书看，其中讲到自己刻苦作八股的地方也不少。这种在科场进退踌躇的心态，颇堪玩味。
袁世凯对科举制艺的心态真是“爱恨交加”。恨，是因为枉自志大才高，却才不及此，有心无力。所以，到他在清末新政的惊涛骇浪中成为改革领袖时，力排众议废除科举，恐怕和早年的这一段心病有点关系，他深知科举消磨人才志气之弊；爱，则是因为在中国，文章到底是“千古事”（曹丕就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文抒志自古以来是中国历代英雄的传统。岳武穆留下几阕名词，曹孟德也曾横槊赋诗，哪怕造反做流寇的黄巢，还有“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霸气冲天的咏菊诗，更不用说汉高祖唱“大风歌”、楚霸王泣“垓下歌”了。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哪怕这文以事传也好，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精英都免不了的心结。而文章写得好不好，先得过了科举这一关再说。况且，直到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中国官场的“正途”始终都是科举制艺，如果连个秀才都不是，那官场“社交圈子”都难得钻进去，还谈何功业？这不是夸大其词。
袁世凯仕于晚清的最后十年已谋取到封疆首吏及“入阁拜相”的权籍，在政绩和才干上无人可及，但在他自己和旁人看来，和张之洞相比，他声望之中始终缺了点什么。说白了，还是缺个科举功名，用现在的话来说，此人“能力很强，学历不高”。清朝没有宰相，内阁的首辅大学士以及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为中堂，即宰相的别称。但实权则由军机处掌握，在军机处任职的官员称为军机大臣，统称大军机，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章京为汉语“将军”的满语谐音），又称小军机。事实上只有既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才可算做名正言顺的宰相。1907年丁未政潮之后，慈禧为集权中央而调张之洞与袁世凯两位总督入值军机大臣，可是，两人之“待遇”却有差别，张之洞出身翰林，就同时授任大学士，成为真正的宰相，而袁世凯因没有功名，就只有军机大臣的职务，他离真正的宰相，永远都隔了一步之遥。
没有科举功名，是袁世凯心中巨大的隐痛，也为他的宦途留下一个后遗症。
也正因为有这一份心绪，袁世凯在以后权位愈高，对文人学士、硕学鸿儒则态度愈尊，尽心延揽笼络，以至于到他当上民国大总统时，居然规定只有前清有过州县官为官资历的人，才能当民国的民政长（省长），也就是变相规定民国的父母官都得有些前清的科举功名。这一条后来是被归为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状”了。平心而论，这措施可能主要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政局稳定。
在那些有功名的人面前，他也不免有些惆怅和自卑，这是后遗症的另一种表现。张之洞督两湖时正值七十寿辰，袁世凯督直隶，致送寿屏十六副，为此让其幕僚张一麐和张逊之两人撰文书写。张一麐觉得蹊跷，因为袁世凯幕府中不乏善做此种应酬文章的专才，何必让他们两个勉力而为？后来旁人提醒他：“府主（袁世凯）知道南皮（张之洞）是文章山斗，善骂人，你与逊之皆出于南皮门下，南皮要是以为寿屏写作不佳，那就是骂自己的门生了。”这等交际小事袁世凯尚且如此钩心斗角，一则可见其真是心思缜密，精力旺盛，一则也可见其对于张之洞这一类科场折桂者的微妙心态。在文苑方面袁世凯虽自知不如，却也要拼力相抗，不甘自辱。这种昂扬斗志，也许是所有风云人物都必备的气质吧。
晚清的清流领袖吴大澂，是同治年间的进士、翰林，还是声名卓著的书法家、古董收藏和金石学家，可谓世代书香。他自从结识袁世凯之后就对其才干激赏不已，誉之为“天下奇才”，以至于在他已经官居河道总督、袁世凯还只是三品衔升用道时，居然反过来求到袁世凯门上攀亲戚，要将其女下嫁给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袁世凯既感知遇，更觉羞惭，于是在给袁克定的家书中特意叮嘱：吴家翰林学士成群，克定“须十分下功夫读书，方可见其岳翁，不至贻笑”。这并非觉得亲家翁官高难攀，而实在是羞于自家科第不旺，难以“门当户对”。袁世凯虽一生都以事功自期，但这事功的基座上，没有点缀些文藻，他终究不免遗恨。这种谦恭和遗恨，也许代表着中国政坛上即将崛起的武力，对文化权力的最后一次致敬。
因为科场的蹭蹬，袁世凯一步步走进了疆场，这是他个人的幸运。对于其他千千万万尚鏖战于科场的中国读书人来说，1905年科举的废除，也许就终结了所有的人生梦想。
在那以前，中国的书斋总是通往人生富贵与政治权力的殿堂，读书人的命运循着单调的河道流淌，他们是数千年的中国政治中，当之无愧的“权力祭师”。然而，自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中国文明中经典知识的神圣性被不断挑战和质疑，天文、地理与物理，社会、政治与人伦，所有的知识体系与秩序都在晃动、在解体。作为这些知识的载体与培养基的科举制度，和存身于这制度中的读书人群体，都逃不过同样的命运。被科场放逐的他们，其命运“分流”到不同的方向，要么取径诸行职业各安其命，成为教师、律师、医师、工程师或编辑、记者、书记等等现代社会创造的职业，要么游荡于都市，结伙成群，酝酿革命，试图延续知识和权力的隐秘姻缘。
读书人耕读仕进的社会秩序慢慢消失在西方枪炮送来的硝烟中，原来游走于社会政治秩序边缘的军商两界急剧地侵入了权力的中心。持续数千年的“士农工商”结构在裂解、位移，城乡一体的田园诗将被激昂的进行曲取代。在持续百年的大动荡中，那些走入疆场的人，也取舍异途，要么汇入革命的洪流，成了“革命军”，要么成为军阀，成了后来所谓的“反革命”。在这大转折的时代，走入疆场的袁世凯成了现代军阀的“总教头”，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武夫治国梦”。
2.文人与事功
科场和疆场的对立，隐含着“文人”和“武夫”、“文治”和“武功”的关系。毛泽东常嘲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自古以来，手摇羽扇、头顶纶巾的文弱书生，却是历史风云中少不了的厉害角色，春秋战国时凭三寸之舌横扫六合的苏秦、张仪不说，大名鼎鼎的诸葛孔明，不就是“文人参政”奠定宏图大业的绝好“案例”？司马相如一篇辞赋可让汉武帝回心转意，骆宾王一纸檄文可让武则天胆战心惊。说起来，在扰攘纷纷，如走马灯般上台倒台的帝王将相背后，何时少得了几个摇笔杆子、摇扇子--当然也有摇尾巴的--的文士？有时候武人固然能够成事，可若想经营天下，没有笔接千载、文驰瀚海的几个精彩文人指点，却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业”，必少不了文人的赞襄。
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个惑人的历史“怪圈”？很可能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中争雄，使将出来的“帝王”手段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很少为人觉察的就是这“优容文人”的一招。
如果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鲁迅说这些当政者中，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利用他们做“领头羊”来引领羊群，相形之下，“后来的武人可更愚蠢了”。史家袁伟时先生据此说，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恺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度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他没有因自己科举功名上的挫败而嫉视科名之士，也没有因不断受辱于文士狂夫而饮恨成狂。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词，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史学大师湘潭王恺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恺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恺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账。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纠缠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意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不管细节有多少夸张失实，但周妈缠斗袁世凯之事，却也大体不虚。大家都把这事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今日我们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搁在别人手里，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再想想段祺瑞当政时其卫队街头射杀学生，张作霖、张学良等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当政时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自此往后，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虽说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下作手段，有些则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他预先知道有人要暗杀他），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庸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而当时中华革命党党首即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革命党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有些革命党人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革命党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可见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在袁当政的民国时期，政治权力多少还要以金钱来收买操纵新闻舆论，以后当政的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就连收买的本钱都可以省掉了。著名记者邵飘萍反袁而未死于袁之手，乃被张作霖捕杀；著名报人林白水被张宗昌的“智囊”指令于光天化日之下枪毙于天桥南大道，影响巨大的《申报》董事长史量才被蒋介石授意暗杀于沪杭道上。
袁世凯礼遇文人，任用文人，笼络文人，这一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不二法门，由一桩小事可见其中关窍。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麐（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来审核一遍。一天，他当着张一麐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在座者即修改者张一麐，乃直言道：“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氏闻得此言，当即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唯唯退去之后，张一麐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对此辈不能假以辞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当然，此论中也隐隐透出袁段之间争权的刀光剑影。
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他心知肚明，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张一麐大加反对，其劝谏之说中有如此一问：“公要称帝称王，自为之便可，即不然，得群雄拥戴，也是办法，何必假手一班文士，来制造民意？”此时的袁世凯，对张一麐真称得上“推心置腹”，他答道：“我不愿开武人干政之端，且不经制造，安有民意？这事我自有权衡，那些武人对君将有不利，你少说些也好！”张一麐怒道：“如不能管束军人，称帝的后果也可想而知了。”到后来，帝制如密雨急弦一般紧张进行时，在一次会议筹备登基大典时，张一麐仍持反对态度，然说不到几句，跋扈的倪嗣冲瞪起眼来，将手枪拿出来往桌上重重一拍，险些当场就动起武来。民国政风，于此已见端倪。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甚至袁世凯还大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袁世凯初登临时大总统之位，就让唐绍仪从海外招募了不少留学生，分布到中央枢要机关，放手任用，他们的专业大都是政治学、国际法、外交或人文学科，顾维钧即从这批人中崭露头角。
再看看后来袁世凯预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有人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对于冯国璋段祺瑞这些向来倚为干城的武将并不透露底细，有时甚至故布迷城，就是不愿自己的帝王之业成于武人之手，以免反受其所制。他为了自己的龙椅安稳，干脆不让自己的几个大将参与帝制核心机密。不过，复辟一事，文人卖力是卖力，却无异于将他往祭台上送，这可是帮倒忙了。
袁世凯做到这样大肚能容，对文人高看一眼，也是在官场上滚打了许久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吴长庆营中的袁世凯，他初出茅庐时却是锋芒毕露，甚至和吴长庆幕府中一帮文幕闹了一场不小的冲撞。这缘于袁世凯的才性与大环境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