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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愿战，而敌人务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来攻，如果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死，此可谓不慈之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唯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挡。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拚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绝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候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的以奇用兵之奇字发挥尽致。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就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用之，扩而大之。惟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
老子的虚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6. 老子哲学统领诸子百家之说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拟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书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韩非所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斗，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诫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这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即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想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辣惧乎下。”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凛然可畏。唯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然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须应自然做去，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如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也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苛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投鼠之物。把它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服虎，即是韩申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日慈，二日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原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来，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赢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逮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7. 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足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使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余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来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地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
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比较说得详细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 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即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惟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来。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目：“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归为大智。”朱汪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
8. 儒释道三教之异同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有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于是学说随君主之旨意，也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排斥之列。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专奉孔子之学。而老子的学说，势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随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我们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儒释道三教之异同研究一下：三教异同，古人说的很多，无待我们再说。但我们可补充一下：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孟子又曰：“孩提之事，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请问孟子之孩提与老子之婴儿同乎不同？答曰：不同。何以故？孟子所说之孩提能爱亲敬兄，大约是二三岁或一岁半岁。老子曰：“如婴儿之未孩。”说文：孩，小儿笑也。婴儿还未能笑，当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老子又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紧的。可见老子所说的婴儿，确指才下地者而言。
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曰：“常使民无知无欲。”是莫有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更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婴儿为止。
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当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心而无之，以证入涅系，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
他们三家俱是在一条在线，我们可作图表示。
如图所示：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们可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释氏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同与异俱说得去，总看如何看法。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两层，直至意字，从诚意做起来。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为有了我即有人，人我对立，就生出许多胶胶扰扰的事，闹个不休。
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倘若无有我身，则人与我混而为一，就成了与人无我，与世无争，再不会有胶胶扰扰的事。故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与夫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语，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试问如老子所说，是个什么境界呢？这就是所说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婴儿未孩”的状态。
自佛学言之，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释氏更进一步，打破此识，而为大圆镜智，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即是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了。
据上面所说，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曰：“复命日常。”又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孔子毋意必固我，又曰：“无可无不可。”佛氏所谓法执我执，孔子何尝莫有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根在线，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说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人事之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来，以诚意为下手工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盘灭度的学理，也就不加深讨了。老子重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虚而逍遥之妙，故而像于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个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间。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易礼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意多说，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法莫得释氏那么精，讲世间法莫得孔子那么详。综而言之，释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后。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功夫，步步向内收敛，到了归根复命，跟着又步步向外发展。所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彰；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之学，得之于老子，其步骤是一样的。《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步步向内收敛。“意诚而后心正，心正尔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尔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发展。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与佛氏相同，从“修之于身”，以至“修之于天下”，与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学可贯通儒释两家。
北方人喜吃面，南方人喜吃饭。孔子开店卖面；释迦开店卖饭；老子店中，面和饭皆有。我们喜欢吃某种，进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面，把卖饭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把卖面的店子封了。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不过开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罢了。儒释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击，真算多事。
9. 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
最初孔老二教迭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到了曹魏时，王弼出来，把孔老沟通为一。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无累便其不复应物，失之远矣。”（见《魏志.锺会传》裴松之注）“冲和以通无”，指老氏而言；“哀乐以应物”，指孔氏而言。裴说：“应物而无累于物。”就把孔老二说从学理上融合为一。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易经》是儒家的书，《老子》是道家的书，他注这两部分，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算是一种新学说，大受一般人的欢迎，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点厌烦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时，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之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当然也最盛行。三教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此融合为一。直到宋儒，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戴东原谓：“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子自老子，谈老子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家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这本是诋斥宋儒的话，但我们从这个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来。最当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二语，老释和孔孟，大家认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宋时就把他融合为一，创作力何等伟大。
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之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孔门嫡派。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唯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欲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而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之伟大。
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掉，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务必说是孔门嫡派，成了表里不一致。我们对于宋儒，只要他的里子，不问他的面子；他们既建树了这样大功，就应替他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实质上，不在字面上。若以字面而论，宋儒口口声声诋斥佛老，所用的名词都出在四书五经。然而实质上却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满纸是儒释道书上的名词，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把三教融合了。这是甚么缘故？譬如吃饭食，宋儒把鸡鸭鱼肉、米饭菜蔬吃下肚去，变为血气，看不出鸡鸭鱼肉、米饭菜蔬的形状，实质上却是这些东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满地是鸡鸭鱼肉、米饭菜蔬的细颗，并未融化。我们把融合三教之功归之宋儒，就是这个道理。世间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学深思，凡事要研究彻底，本无意搜求共通点，自然把共通点寻出，所以能够把三教融合。
由晋历南北朝隋唐五代，而至于宋，都是三教并行。名公巨卿，大都研究佛老之学。就中以禅宗为尤盛。我们试翻《五灯会元》一看，即知禅宗自达摩东来，源远流长，其发达的情形，较之《宋元学案》所载的道学，还要盛些。王荆公尝问张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轲亚圣，自后绝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孟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见《宋稗类钞宗乘》）佛教越传越盛，几把孔子地盘完全夺去。宋儒生在这个时候，受儒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够创出一种新学说。
周敦颐的学问，得力于佛家的寿涯和尚与道家陈搏的太极图，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说：“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宋史说：范仲淹命张横渠读《中庸》。读了犹以为未足，又求诸老释。这都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原故。明道和横渠都是“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
试问：他二人初读孔子书，何以得不到真传，必研究老释多年，然后返求诸六经，才把他寻出来？何以二人都会如此？此明明是初读儒书，继读佛老书，涵泳既久，融会贯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后还向六经搜求，见所说的话有与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他提出来组织成一个系统，这即是所谓宋学了。因为天下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二人得着的结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与力学》一文，创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曾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状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宋儒研突儒释道三教多年，他的心已经成为儒释道的化合物，自己还不觉得，所以宋学表面上是孔学，里子却是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东西。从此以后，儒门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于是宋学风靡天下，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传诵不衰。他们有了这种伟大工作，尽可独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们以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价值看小了。
10. 宋学含老学成分特别深厚
宋学是融合三教而成，故处处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学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宋学所含老氏成分之特别深厚。宋儒所做的工夫，不外“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个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顺着自然的道理做去，这种说法，与老子有何区别？所异者，以天字代自然二字，不过字面不同罢了。
但是，他们后来注重理学，忽略了天字，即是忽略了自然二字，而理学就成了管见。此戴东原所以说宋儒以理杀人也。
周子著《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这无极二字，即出自《道德经》。张横渠之《易说》，开卷诠干四德，即引老子“迎之不见其首”二语。中间又引老子“谷神”、“刍狗”、“三十辐共一毂”、“高以下为基”等语，更是彰明其着的。
伊川门人尹焯言：“先生（指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语录之类，皆学者所记，所见有深浅，所记有工拙，盖不能无失也。”（《二程全书》）可见易学是伊川根本学问。伊川常令学者看王弼《易注》。《四库提要》说：“自汉以来，以老庄说易，始魏王弼。”伊川教人看此书，即知：伊川之学根本上参有老学。
朱子号称是集宋学大成的人。《论语》开卷言：“学而时习之。”朱子注曰：“后觉者必效先学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戴东原曰：“复其初，出庄子。”（《东原年谱》）明善复初，是宋儒根本学说，庄子是老氏之徒，这也是参有老学之证。
《大学》开卷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朱子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这个说法，即是老子的说法。我们可把这几句话移注老子。老子曰：“谷神不死。”谷者虚也，神者灵也，不死者不昧也。“谷神不死”，盖言：虚灵不昧也。“具众理而应万事”，即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之意。“虚”则冲漠无朕，“不屈”则万象森然，故曰“具众理”。“动”则感而遂通，“愈出”则顺应不穷，故曰“应万事”。这岂不是老子的绝妙注脚？
《中庸》开卷亦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提出自然二字。《论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注又提出自然二字。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这是前面已经说了的。
又，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二语，宋儒言心性，满纸是虚静二字。静字犹可说《大学》中有之，这虚字，明明是从老子得来。
宋学发源于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三人，极盛于周程张朱诸人。程氏弟兄幼年曾受业于周子，其学是从周子传下来的。但伊川作《明道行状》说：“先生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又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问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可见宋学是程明道特创的。明道以前，只算宋学的萌芽；到了明道，才把他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所谓宋学。周子不过启发明道求道之志罢了。所以我们研究宋学，当从明道研究起。
明道为宋学之祖，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即大类老子。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明道著《定性书》，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变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如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此等说法，与老子学说有何区别？也即是王弼所说：“体冲和以通无，应物而无累于物。”
《二程遗书》载：明道言：“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道所悟得者，即是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之理。《老子》书中，每用雌雄、荣辱、祸福、静躁、轻重、歙张、枉直、生死、多少、刚柔、强弱等字，两两相对，都是说明“无独必有对”的现象。明道提了自然二字，宛然老子之学说。
其它言自然者不一而足。如《遗书》中，明道云：“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皆是。故近人章太炎说：“大程远于释氏，偏迩于老聃。”（见《检论卷》四《通程篇》）宋学是明道开创的，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
宋儒之学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因为释氏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间法，老子是出世法和世间法一以贯之。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途径。宋儒本莫有居心要走入老氏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入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换言之，即是老子之学可以贯通中国全部学说。
伊川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究竟他们在六经中得着些甚么呢？他们在《礼记》中搜出《大学》、《中庸》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研究。在《尚书》中搜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又在《乐记》中搜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数语，创出天理、人欲等名词，互相研究，这即是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了。
宋儒搜出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言之，固然是对的，但务必说这些东西是孔门“不传之学”，就未免靠不住。“人生而静”数语，据后人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而《文子》一书，又有人说是伪书。观其全书，自是道家之书，确非孔门之书。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君子而后能知之。’此文前文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成十六字。”可见宋儒讲的危微精一，直接发挥荀子学说，间接是发挥道家学说。
朱子注《大学》，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子以前，并无一人说《大学》是曾子着的，不知朱子何所依据，大约是见“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据阎百诗说：《礼记》四十九篇中，称曾子者共一百个，除有一个指曾子外，其余九十九个俱指曾参，何以见得此篇多处提及曾子二字，就是曾子着的？
朱子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学之于书以授孟子。此话也很可疑。《中庸》有“载华岳而不重”一语。孔孟是山东人，一举目即见泰山，所以论孟中言山之高者，必说泰山。华山在陕西，孔子西行不到秦，华山又不及泰山著名，何以孔门著书，会言及华山呢？明明是汉都长安，汉儒著书，一举目即见华山，故举以为例。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更是赢秦统一天下后的现象。这些也是经昔人指出了的。
据上所述，宋儒在遗经中搜出来的东西，根本上发生疑问。所以宋儒的学问绝不是孔孟的真传。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宋儒此种工作，不能说是他们的过失，反是他们的最大功绩。他们极力尊崇孔孟，反对老子和荀子，实质上反替老荀作宣传。由此知：老荀所说的是合理的，宋儒所说的也是合理的。我们重在考求真相，经过他们这种工作，就可证明孔老孟荀可融合为一，宋儒在学术上的功绩真是不小。
我们这样研究，就可把学术上的趋势看出来了。趋势是什么？就是各种学说根本上是共通的，越是互相攻击，越是日趋融合。何以故？因为越攻击，越要研究，不知不觉，就把共通之点发出来了。
《宋元学案》载：“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明道把三教之理融会贯通，把大原则发明了。伊川只是依着他这个原则研究下去，因为原则上含得有释老成分，所以伊川虽屏除释老之书不观，而传出来的学问仍带有释老意味。
伊川常谓门人张释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伊川作明道行状，言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既自称与明道同，当然也出入于老释。所谓不观释老书者，是指学成之后而言，从前还是研究过释老的。
宋儒的学说原是一种革命手段。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备具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复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路德之新教、欧洲之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凡是新学说出来，都有这类现象。
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刚刚做成功，跟着就死了。死后，他的学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伊川、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明道死时，年五十四岁；死了二十多年，伊川才死。伊川传述明道的学问，就走入一偏，递传以至朱子。后人说朱子集宋学之大成，其实他未能窥见明道全体。《宋元学案》说：“朱子谓明道说话浑沦，然太高，学者难看朱子得力于伊川，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据此可知：朱子得明道之一偏，陆象山起而祖述明道，与朱子对抗，不但对于朱子不满，且对于伊川亦不满。他幼年闻人诵伊川语，即说道：“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不类。”又说：“二程见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锢蔽深，明道却疏通。”
象山自以为承继明道的，伊川也自以为承继明道的，其实伊川与象山俱是得明道之一偏，不足尽明道之学。伊川之学，得朱子发挥光大之，象山之学，得阳明发挥光大之，成为对抗之两派。朱子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外，阳明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内。明道曰：“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明道内外两忘，即是包括朱陆两派。
朱陆之争，乃是于整个道理之中各说半面。我们会通观之，即知两说可以并行不悖。（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重在学，陆子重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废。（二）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朱子宗的是这个说法。孟子又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宗的是这个说法。二说同出于孟子，原是不冲突的。（三）陆子尊德性，朱子道问学。《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中间着一而字，二者原可联为一贯。（四）从论理学上言之：朱子用的是归纳法，陆子用的是演绎法，二法俱是研究学问所不可少。（五）以自然现象言之：朱子万殊归于一本，是向心力现象；陆子一本散之万殊，是离心力现象。二者原是互相为用的。我们这样的观察，把他二人的学说合而用之即对了。
明道学术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象山相当于伊川，阳明相当于朱子。有了朱子“万殊归于一本”之格物致知，跟着就有阳明“一本散之万殊”之格物致知，犹之有培根之归纳法，跟着就有笛卡儿之演绎法。培根之学类伊川和朱子，笛卡儿之学类象山和王阳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样的，所以学术上之分派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样的。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上有“谷神不死”及“将欲取之”等语，经后人考证，都是引用古书。他书中所说“用兵有言”及“建言有之”等语，更是明白援引古说。可见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他的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释迦一一研究过，然后另立一说，这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教而成，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八派。秦亡而后，孔学灭绝，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宋儒所谓佛学者，盖禅宗也。禅宗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圆陀陀的，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很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他汇归于一，这是作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作的由合两分的工作。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出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过后，再分头研究，做的合而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