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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老子与诸教之关系(一)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走的是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等,皆是以正治国。孙吴、司马穰苴诸人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门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道融合为一,是为宋朝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之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寻,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之融合,出以某种方法,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之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1. 老子哲学是周秦学派之总网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些许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老子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他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就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德者,有绳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之一部,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地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之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地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赢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鮀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名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髯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谥。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辉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谈一席话,康本其说,跟即着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

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道养寿,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2. “无为”之实践意义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老子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依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是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仆,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俱是“无为则无不为”之实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执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作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也即《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管,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安其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源去路看得清清楚楚,事未发动,或才一动,就把他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地把舵一扳,那船就平平稳稳地下去了,这叫作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称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联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即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宽恩渊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这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着次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算是弄颠倒了。

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今之修养家叫人静坐,却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作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守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而,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他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事实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赢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运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于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哀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问,不致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皞皞的盛世,不是相呴呴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唯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消遥之虚消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说“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3.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本意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等语很受世人的訾议。这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我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做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不知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乌得不小。赢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语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寻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认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他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吗?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它分别清楚,随后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

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把他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重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语,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4. 盈虚消长循环之轨道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这个轨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崎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种种说法,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各种工业都适用。

5. 老子言兵之真谛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应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吾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 Hh5zIgigvQgFTvawR8Xse2X5QO7qJSzoZfueUHTCSPpGXw3HL/FHZ51FORLs+R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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