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走的是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等，皆是以正治国。孙吴、司马穰苴诸人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门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道融合为一，是为宋朝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之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寻，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之融合，出以某种方法，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之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1. 老子哲学是周秦学派之总网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些许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老子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他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就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德者，有绳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之一部，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地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之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地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赢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鮀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名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髯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谥。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辉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谈一席话，康本其说，跟即着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
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道养寿，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2. “无为”之实践意义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老子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依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是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仆，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俱是“无为则无不为”之实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执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作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也即《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管，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安其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源去路看得清清楚楚，事未发动，或才一动，就把他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地把舵一扳，那船就平平稳稳地下去了，这叫作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称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联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即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宽恩渊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这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着次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算是弄颠倒了。
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今之修养家叫人静坐，却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作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守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而，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他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事实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赢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运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于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哀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问，不致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皞皞的盛世，不是相呴呴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唯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消遥之虚消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说“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3.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本意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等语很受世人的訾议。这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我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做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不知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乌得不小。赢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语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寻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认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他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吗？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它分别清楚，随后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
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把他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重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语，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4. 盈虚消长循环之轨道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这个轨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崎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种种说法，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各种工业都适用。
5. 老子言兵之真谛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应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吾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