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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研究古人之学说，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主张，把他学说之出发点寻出了，然后才能把他学说之真相研究得出来。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是无从评判的。
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二说对峙不下，是二千余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所以中国学术史上生出许多纠纷。其实二说俱是一偏之见。宋以后儒者笃信孟子之说，一部宋元明清学案，处处皆是穿凿矛盾。
中国如此，欧洲亦然。因为性善说、性恶说，是对峙的两大派，所以经济学上就生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派，一派说人有利己心，一派说人有同情心，各执一词，两派就纠纷不已了。
斯密士认定人人都是徇私的，人人都有利己心。但他以为，这种自私自利之心不惟于社会无损，并且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人人有贪利之心，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开发无遗，社会文明就因而进步。虽说人有自私自利之心，难免不妨害他人，但是，对方也有自私自利之心，势必起而相抗，其结果必出于人己两利，各遂其私之一途。斯密士全部学说俱是这种主张，他不料后来资本家专横到了极点，工人毫无抵抗能力，致受种种痛苦。他的学说，得了这样的结果。
社会主义之倡始者，如圣西门等人，都是悲天悯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为共产之说。他们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类，并没有给人类罪恶痛苦，人类罪恶痛苦，都是恶社会制成的。”我们看他这种议论，即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
孟子主张性善，他举出的证据共有两个：（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
孟子这两个证据都是有破绽的。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我们可以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他的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儿见了，就伸手来拖。母亲如不给他，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算不算爱其亲呢？
孟子又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并，皆有怵惕侧隐之心。”这个说法，我也承认。但是，我要请问孟子，这句话中明明是怵惕侧隐四字，何以下文说：“侧隐之心，仁之端也。”“无侧隐之心，非人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举的证据，是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那个时候，我是立在旁边，超然于利害之外。请问孟子，假使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请问此剎那间发出来的念头，究竟是侧隐？是怵惕？不消说，这剎那间，只是有怵惕而无侧隐。侧隐是仁，怵惕断不可谓之为仁。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从自己怕死之心生出来的。吾人怕死之心根于天性，乍见孺子将入井，是猝然之间有一种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我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中连跳几下，这即是怵惕。我略一审视，知道这是孺子死在临头，不是我死在临头，立即化我身而为孺子，化怵惕而为侧隐。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侧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后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后有侧隐，天然顺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侧隐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来的。主张性善说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铲除了，单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既无有我，焉得有孺子？既无怵惕，焉得有侧隐？
研究心理学，自然以佛家讲得最精深。但他所讲的是出世法，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世间法。佛家言无人无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关系，目的各有不同，不能高谈佛理。孟子言怵惕侧隐，我们从怵惕隐研究起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侧隐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侧隐为出发点。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侧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侧隐之源，侧隐是怵惕之流，王阳明所言源流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怵惕二字。他是爱清楚了的。他知道侧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因教人再扩而充之，以达于四海，其说未尝不圆满。孟子的学说纯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词。孟子的学说，处处顾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无何种蔽害，惜乎他的书上少说了一句“侧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传至宋儒，就误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动出来，即是侧隐，以侧隐二字为源头，抹杀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继其说，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侧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损伤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创“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侧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有时把怵惕也认为人欲，想设法把他除去，成了“去怵惕，存侧隐”，那就坏事不小了。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张去人欲之人，他发此不通之论，其病根就在抹杀了己字。这是由于他读孟子书，于怵惕侧隐四字欠了体会的缘故。张魏公符离之败，死人无算，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夸其父心学很精，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
怵惕是侧隐的根源，去了怵惕，就无侧隐，就会流于残忍，这是一定不移之理。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据上项研究，可知怵惕与侧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天害理。
王阳明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彷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把它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
《传习录》中又说：“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的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少问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座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地讲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误点指出？何以又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王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它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甚么东西去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疮的工作。
我们如果知道怵惕与侧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截然两事。斯密士说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为出发点；圣西门说人有同情心，是以侧隐为出发点。前面曾说，侧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会主义乃是个人主义之放大形。
据我的研究，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二字，都是强加之词。我举一例，就可证明了：
假如有友人某甲来访我，坐谈许久。我送他出门去后，旋有人来报，说某甲走至街上，因事与人互殴，非常激烈，现刻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我听了这话，心中生怕某甲受伤，赶急前往救援。请问这种生怕某甲受伤之心究竟是善是恶？
假使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善的证明。因为某甲是你的朋友，你怕他受伤，这即是爱友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善举由此而生。古之大圣大贤，民胞物与，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现在所谓爱国，所谓爱人类，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此种心理是维持世界和平之基础，你应该把它好生保存，万不可失掉。”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恶的明证。因为某甲是人，与某甲相殴之某乙也是人，人与人相殴，你不怕某乙受伤，而怕某甲受伤，不去救某乙，而去救某甲，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恶事由此而生。欧洲大战数年，死人无算，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日本在济南任意惨杀，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此种心理，是扰乱世界和平之根苗。你应该把它铲除净尽，万不可存留。”
上面所举之例，同是一事，两面说来，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性善、性恶之争，就数千年而不能解决。因为研究人性，有两说对抗不下，所以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对抗不下。
据我的研究，听见友人与人斗殴，就替友人担忧，怕他受伤，这是心理中一种天然现象，犹如磁电之吸引力一般，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只能名之曰天然现象罢了。我们细加考察，即知吾人任发一念，俱是以我字为中心点，以距我之远近，定爱情之厚薄。
小儿把邻人与哥哥相较，觉得哥哥更近，故小儿更爱哥哥。把哥哥与母亲相较，觉得母亲更近，故小儿更爱母亲。把母亲与己身相较，自然更爱自己，故见母亲口中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把朋友与别人相较，觉得朋友更近，故听见朋友与别人斗殴，就去救朋友。由此知人之天性，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磁电的吸引力相同，此乃一种天然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我所说小儿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的现象，俱是一贯的事，并不生冲突。孟子看见小儿爱亲敬兄的现象，未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故说性善；荀子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未看见爱亲敬兄的现象，故说性恶。各人看见半截，就各执一词。我们把两截合拢来，孟荀两说就合而为一了，现在所讲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就联为一贯了。
古今学说之冲突，都是由于人性之观察点不同，才生出互相反对之学说，其病根就在对于人性，务必与他加一个善字或恶字。最好是把善恶二字除去了，专研究人性之真相，如物理学家研究水火之性质一般。只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来，自然就有解决的方法。假如研究物理的人，甲说水火性善，乙说水火性恶。问他们的理由。甲说水能润物，火能煮饭，是有益于人之物，是谓性善。乙说水能淹死人，火会烧房子，是有害于人之物，是谓性恶。像这样的说法，可以争辩数千年不能解决。不幸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其争辩的方式，纯是争辩水火善恶之方式，所以两说对峙二千余年而不能解决。物理学家只是埋头研究水火之性质，用其利，避其害，绝不提及善恶二字，此种研究法，我们是应该取法的。
著者尝谓小儿爱亲敬兄，与夫夺母亲口中食物等事，乃是一种天然现象，与水流湿、火就燥的现象是一样的，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我多方考察，知道凡人任起一念，俱以我字为中心点，曾依孟子所说性善之理，绘出一图，又依荀子性恶之理，绘出一图，拿来观照之，两图俱是一样，两图俱与物理学中磁场现象相似。（见拙著《心理与力学》）因臆断人之性灵，和地球之引力，与夫磁气、电气，同是一物。我们把地球物质的分子解剖之，即得原子；把原子解剖之，即得电子。据科学家研究，电子是一种力，这是业经证明了的。吾身之物质，无一不从地球而来。将吾身之物质解剖之，亦是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是归于一种力而后止。吾人的身体，纯是电子集合而成，所以吾人心理的现象与磁电的现象绝肖，与地球的吸引力也绝肖。
人有七情，大别之，只得好恶二者。好者引之使近，恶者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推相引是一样的。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与人类男女相爱、同业相嫉是一样。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电相推相引，是情的作用。能判别同性、异性，是知的作用。足知磁电之性与人之性相同。小儿生下地即会吸乳，与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是一样的。小儿见了食物，伸手取来，放在口中，其作用与地心遇着物体就吸，是一样的。小儿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小儿才能生活。地球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地球才能成立。小儿夺取食物，固然是求生存，地心吸引物体，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与夫磁电之相推相引，都是求生存的现象。不如此，即无磁电，无草木，无地球，无人类了。基于此种研究，可知孙中山说：
“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真是不错。
物理种种变化，逃不出力学公例。人为万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种种变化，也逃不出力学公例。著者用物理学规律去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轨道走的，可以一一绘图说明。于是多方考察，从历史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常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哲学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了一条臆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曾着一文，题曰：“心理与力学”。所有引证及图解俱载原作，兹不备述。
我于绪论中，曾说：“治国之术，有主张用道德感化的，其说出于孔孟，孔孟学说，建筑在性善说上。性善说有缺点，所以用道德治国，会生流弊。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其说出于申韩，申韩学说，建筑在性恶说上。性恶说有缺点，所以用法律治国，也会生出流弊。我主张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一切法令制度当建筑在力学之上。”等语。我因此主张国家所订制度，当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地球对于日，有一种离力，时时想向外飞去；日又有一种引力，去把地球牵引着。二力平衡，成椭圆状，所以地球绕曰，万古如一，我们这个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国家一切制度，当采用此种原理，才能维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谓离力，而乙男之爱情足以系着她，是谓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谓离力，而甲女之爱情足以系着他，是谓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两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结婚之制度，是具备了引离二力的，是为最良之制度。中国的旧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只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故男女两方均以为苦。又如欧洲资本家专制，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办厂，缺乏了离力，故酿成劳资的纠纷。著者主张做工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对于做工者，优予报酬，使人见而生羡，这是一种引力。二力保持平衡，愿做工者做工，不愿做工者听其自由，社会就相安无事了。
著者着了《心理与力学》过后，再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觉得他的学说处处与力学公例符合。他讲民族主义，说：“世界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我们中国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应该设个方法，去打消这三种力量。”他处处提出力字。又孙中山《演说集》讲五权宪法，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样。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离开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吸收向内的。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便到处飞散，没有归宿；向心力过大，物体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总要两力平衡，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冲动。”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同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或者是单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总要两力相等，两方调和，才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成现在的安全现象。”这简直是明明白白地引用力学公例。
民权主义第六讲说：“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关，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像这样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平衡。”这就是孙中山把力学上两力平衡之理运用到政治上的地方。他又说：“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蒸汽推动活塞前进以后，再把活塞推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人民有了这选举、罢免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机器的自动。”推出去是离心力，拉回来是向心力，这也是应用力学原理的地方。这类话很多，不及备引。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还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展开的理论，无论甚么政治哲学家，还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
我们试把《大学》这段文字拿来研究。格致诚正，是我身内部的工作，暂不必说，今从我身说起：“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试绘一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国，第四圈是天下，层层放大，是一种离心力现象。“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层层缩小，是一种向心力现象。这种现象与磁场现象绝肖。孟子的学说，由怵惕扩充而侧隐，再扩充之以达于四海。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层层放大。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现象。孟子的学说，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的。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个人而无社会，照上面之法绘出图来，只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无。墨子爱无差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会，却无个人，如果绘出图来，只有天下之一个大圈，内面各圈俱无。吾人的爱情，如磁电之吸引力一般，杨墨两家的学说，绘出图来，均与磁场现象不类，可知他们的学说是违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为杨墨的学说不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为孔子的学说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终身崇拜孔子。
现在欧洲讲个人主义和讲社会主义的，都是落了杨墨尔家的窠臼，把两主义看作截然不兼容之二物。孙中山不取他们学说，返而取《大学》的说法，真是卓识。
他说：“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弟兄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便是空的。”我们把他绘出图来，只有内部一个我字小圈和外部一个国字大圈，不像《大学》那个图层层包裹，故孙中山说他中间是空的。孙中山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家，这种组织，一级一级地放大，有条不紊。”我们细绎“一级一级地放大”这句话，俨然把磁场现象活画纸上。我们由此知，孙中山的学说，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国的旧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为美谈，这种制度是渊源于儒家之性善说。欧洲社会主义倡始者，如圣西门诸人，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与儒家之学说相同，故生出来的制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张建筑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制尤与中国家庭相似。讲共产主义的人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国圣贤所创的家庭制即是想实行此种主张：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实行共产，能读书的读书，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余能做何种职业，即做何种职业，各人所得之钱一律归之公有，这即是“各尽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费、疾病时药医费、儿童的教育费、老人的赡养费，一律由公上开支，这可谓“各取所需”了。我们试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亲，数人以至数十人，在一个小小场所，施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都还行之不通，都还要分家，何况聚毫无关系之人，行大规模之组织，怎么办得好？中国历代儒者俱主张性善说，极力提倡道德，极力铲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们自己的家庭也无一不是分析了的，这都是由于性善说有破绽的原故。
孙中山的理想社会则不然。他主张的共产，是公司式的共产，不是家庭式的共产。他《建国方略》之二，结论说：“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民国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对广州商团警察演说道：“民国是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又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对东路讨伐军演说道：“把国家变成大公司，在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又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大公司内的股东。”由此可知，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是公司式的组织，绝非家庭式的组织。
现在欧美的大公司，即可说是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欧美各公司的组织法，比中国家庭的组织法好得多，这是无待说的，所以我们讲共产，应当采欧美公司式，不当采中国家庭式。家庭式的共产制建筑在性善说上，带得有道德作用和感情的关系。欧洲人的家庭组织与中国人不同，他不知中国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会走入了中国家庭式的轨道。孙中山是中国人，深知旧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会采取欧美公司式，真可谓真知灼见。现在崇拜欧化的人，一面高呼打倒旧家庭，一面又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产制度，未免自相矛盾。
孙中山民生主义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我这话是有实证的。《民生主义》第四讲说：“洋布便宜过于土布，无论国民怎么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或者一时为爱国心所激动，宁可愿意牺牲。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是和经济原则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读这一段文字，即知孙中山对于人性之观察惟公司式的共产则不然。股东中有在公司中办事的人，予以相当的报酬；不愿在公司申办事的人，听其自由。如此则“有所能而不尽”，也就无妨于事了。股东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钱来买，自然不会有“取所需而无厌”的事。这就是公司式共产远胜家庭式共产的地方。中国的旧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欧美的公司，往往许多小公司合并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国旧家庭，数人或十数人，都会分裂；欧美大公司，任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能容纳。我们把这种公司制扩大之，使他容纳四万万人，就可成为全国共产；再扩之能容纳十五万万人，就可成为世界共产，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国的旧家庭看作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场所，把欧美的大公司看作孙中山的试验场所，就试验的结果，下一断语曰：“公司式的共产制可以实行，家庭式的共产制不可实行。”将来我们改革社会，订立制度的时候，凡与中国家庭制类似的制度，都该避免，遇有新发生的事项，我们即在欧美公司中搜寻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类事项，是用甚么方法解决，如此办去，方可推行无阻。著者有了此种意见，所以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制的办法。
我著《心理与力学》，创一臆说曰：“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此臆说发表后，很有些人说我是牵强附会的。后来我曾经考得：欧洲十七世纪时，有白克勒者，曾说：“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尝用离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释人类自私和社交本能。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初，曾有人用牛顿之引力律以解释社会现象。可知我所说的，古人早已说过，并不是何种新奇之说。又我主张性无善无恶，这个说法，中国告子早已说了的。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动作，纯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诸人之说归纳拢来的一句话。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种学说，我这个臆说或许不会大错。我用这个臆说去考察孙中山的学说，就觉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会的办法确与力学公例符合。兹再举两例如下：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他说：“令人民自己报告地价，政府只定两种条件：一是照原报的价抽税，一是照价由政府收买。这个办法，可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敢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效用是很妙的。因为人民以少报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买那块地皮，假设政府不买，要照原报之价去抽税，岂不受重税之损失吗？至于以多报少，固然可以减轻税银，假若政府要照原价收买，岂不是因为减税，反致亏本吗？地主知道了这种利害，想来想去都有危险，结果只有报一个折中的实价。法则之善，是再无有复加的。”（见《孙中山演说集》第一编三民主义）他这个办法，即是暗中运用力学原理。地价报多报少，可以自由，这是离心力。但是报多报少，都怕受损失，暗中有一种强制力，即是向心力。两方平衡，就成为折中之价了。
孙中山讲民权主义，曾说：“机器之发动，全靠活塞。从前的活塞只能推过去，不能推回来，必用一个小孩子，去把他拉转来。后来经一个懒孩子的发明，逐渐改良，就成了今日来往自如的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地拉回来。”这是由于从前的机器只有推出去的离心力，没得拉回来的向心力，后来经懒孩子的发明，把二力配置平匀，机器就自能运动不已，不须派人拉动了。外国对于地价一层，设专官办理，不时还要发生诉讼之事，就像从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动一样，偶尔管理不周，机器就会发生毛病。这是由于此种制度未把二力配置平匀之故。孙中山定地价的法子，内部藏有自由和强制两个力量，这两个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须派人去监督，人民自然不会报多报少，真是妙极了！非怪他自己称赞道：“法则之善，无有复加。”
更以孙中山之考试制言之。中国施行考试制度的时候，士子愿考与否，听其自由，这是离力；考上了，有种种荣誉，使人歆羡，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监督他，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发愤用功。现在的学生，若非教职员督课严密，学生就不会用功，就像从前机器中的活塞，要派一个小孩子去拉动一般。现在各省设教育厅，设省视学，各县设教育局，设县视学，各校又设校长和管理员，督促不可谓不严，而教育之窳败也如故，学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见了。孙中山把考试制采入五权宪法，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可算特识。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主义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其观察人性，绝未落性善、性恶窠臼。我们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张，无一不循力学公例而行，无一不合科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