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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微观社会学的当代图景:以“库利-米德奖”为线索1

提要:“库利-米德奖”是美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为杰出研究者颁发的终生成就奖。获奖者的学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学脉络中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前沿发展状况,或微观社会学的当代图景。本章总结了从1998年到2008年共11位获奖者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贡献,并依据这些观点所属的理论框架体系,归类介绍了期望状态论、地位特征论、地位建构论、合法性理论、情感控制论、认同论、权力依赖论和情感社会交换论等一系列已在美国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本章最后尝试发掘这些理论所蕴含的内在一致性,力求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尤其是转型心理学的成长提供借鉴和启迪。

关键词:“库利-米德奖” 期望状态论 地位特征论 地位建构论 合法性理论 情感控制论 认同论 权力依赖论 情感社会交换论“库利-米德奖”,是美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为表彰研究者对社会心理学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颁发的终生成就奖。获奖者的学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学脉络中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前沿发展状况,或微观社会学的当代图景。本章拟对11年(1998-2008)来获奖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以此揭示和总结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图景。

一、“库利-米德奖”:终生成就奖

(一)简介

美国社会学会及其下属的各个分会每年都会以评奖的方式隆重表彰一批学术成就突出的学者。“库利-米德奖”便是由社会心理学分会颁发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界尤其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至高荣誉之一。该奖项早在1960年代就已设立,目前可查知并有详细记录的资料始于1970年代后期。从1978年以来30余年间的历届获奖人,大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库利-米德奖”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评选过程极其严肃认真。首先,评选人的确定非常谨慎。“库利-米德奖”的评选由美国社会学会理事会任命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此评选委员会共包括五个成员,其中一人任主席。担任主席的人必须是前一年“库利-米德奖”委员会的成员,但又非当时的主席。其他成员则须是与前一年委员不同的新人,相邻两年的委员人选不能重合。主席的职责主要是组织协调各位委员做好评选工作。

其次,评选的程序非常严格。按照规定,在委员们正式评选之前,主席首先要完成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这包括:为其他委员提供以往获奖人名单,以防重复提名;确定委员之间有效的沟通方式;与其他委员共同商定评选的一般标准;转达上届委员会移交的信息(比如在上届评选中获得提名、但最终并未获奖的人选)等等。待候选人名单征集上来之后,主席才可以组织委员讨论,并在12月之前最终确定获奖人。评选结果需依次通知:委员会的各个成员、社会心理学分会主席、获奖者本人、《社会心理学季刊》(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SPQ)的主编、社会心理学分会时事通讯的编辑。主席还有义务在社会学年会上介绍获奖人(包括主要学术经历、专业方面的贡献等等)。但如果主席本人感觉自己对获奖者的学术传统不甚了解,也可以请其他的委员或者获奖人推荐的其他人代为介绍。获奖者则必须最迟在第二年2月底之前向主席提交自己在年会颁奖典礼上发言的题目。

美国社会学会设立“库利-米德奖”的主要目的,是充分肯定研究者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取得的终生成就,鼓励更多有志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以此推动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因此研究者工作成绩的学术价值肯定是其最核心的评选标准。但具体评选时的某些特殊偏好,如获奖者的年龄应偏年轻、还是偏年长,是否必须是社会学家,是否需要平衡社会心理学三个面向(House,1977)的工作等等,则由当年的委员商定统一意见。

每届“库利-米德奖”的最终评选结果(获奖通告)一般公布在当年社会心理学分会时事通讯的春季号上。颁奖典礼则在社会学年会期间举行,届时获奖者还将受邀在大会上做40~45分钟的主题发言。该主题发言以及介绍获奖人的书面文本均于次年刊登在美国社会学会主办的刊物《社会心理学季刊》上。

(二)近11年获奖者的成就

获奖者最主要的成就自然是其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所做出的贡献。从1998年到2008年11位获奖者都曾在特定领域提出独到的概念,或者创立系统化的理论观点,且绝大多数观点都经历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与实证检验。

1998年“库利-米德奖”得主戴维·海斯(David R.Heise)创立情感控制论。他的学生、2006年的奖项得主林恩·史密斯洛文(Lynn Smith Lovin)与其不懈努力,共同推进了情感控制论的发展。2003年奖项得主彼得·伯克(Peter J.Burke)提出认同控制论来解释人在互动中的行为反应。期望状态论是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中理论内容极其丰富、影响非常广泛的一个研究主题。2000年奖项得主莫里斯·策尔迪奇(Morris Zelditch)、2002年奖项得主伯纳德·科恩(Bernard P.Cohen)和2005年奖项得主塞西莉亚·里奇韦(Cecilia Ridgeway)都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而此理论的领军人物约瑟夫·伯杰(Joseph Berger)则早在1991年就获得了此奖项。策尔迪奇还提出自己的合法性理论,里奇韦也在期望状态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地位建构论。2001年奖项得主爱德华·劳勒(Edward J.Lawler)的关系聚合论和情感社会交换论对从社会交换视角审视人际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颇有启发意义。2004年奖项得主卡伦·库克(Karen S.Cook)对正义、公平、权力等问题的探讨更是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交换尤其是权力依赖视角的发展。

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H.Kelley)也获得了1999年的“库利-米德奖”,他在归因、亲密关系和交换与互依领域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是其主要贡献。2007年奖项得主詹姆斯·豪斯(James S.House)对社会心理学三个面向的论述早已成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常识”。2008年奖项得主简·阿琳·佩里亚文(Jane Allyn Piliavin)关于亲社会行为的论述,也是权威教科书中必定介绍的重要模型。

很多获奖学者还担任过重要的学术职务。比如莫里斯·策尔迪奇和史密斯·洛文曾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的主编;库克、里奇韦和史密斯 洛文曾是《社会心理学季刊》(SPQ)的主编,库克还担任过《社会学年评》(ARS)的副主编(现为主编);里奇韦、豪斯、佩里亚文等人都曾出任所在学校社会学系主任;大多数学者还曾在重要学术团体(如美国社会学会或其中某一分会)任主席、理事等重要职务。上述职务也都是获奖学者学术威望的体现,更是对其学术造诣的一种肯定。

(三)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关系结构

综观这些获奖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观点,就会发现,以它们为代表的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理论虽呈现多元化的表象,但理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在渊源上可大致归于符号互动论(Symbolicw Interactionism)和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两个框架(Burke,2006),而尤以符号互动论框架的影响为深。例如,情感控制论(Affect Control Theory)和认同论(Identity Theory)都是受符号互动论关于自我与认同观点的启示才发展起来的。期望状态论(Expectation State Theory)之所以详细论证期望对人行为的影响作用,也是因为它已经承认人具有站在他人角度反思自我的能力。在社会交换论框架下发展成熟的理论则主要包括情感社会交换论(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权力依赖论(Power Dependence Theory)等。下文将按各理论所属的总体框架,以各位获奖者的主要论文与著作为依据,归类讨论。

二、符号互动论框架

符号互动论,从1930年代开始便一直对美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发挥着持续且深刻的影响,甚至有学者声称符号互动论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视角,而就是社会学(Gusfield,1995;转引自Burke,2006)。豪斯在其“社会心理学的三个面向”(House,1977)中,更是用符号互动论指代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将其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社会结构与人格一起并称社会心理学的三种研究取向。符号互动论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与其在20世纪获得的连续成长和理论积累密不可分。而这种“长盛不衰”的达成,一方面是因为其核心思想在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论战过程中得以不断成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的“中层”性质,使学者能够团结或局限在某种既定的“论域”之中,同时将理论的运用与丰富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周晓虹,2004)。

(一)期望状态论

1.理论概述

1950年贝尔斯(Robert F.Bales)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互动过程分析:一种小群体研究方法》中,表述了自己关于小群体中人际行为的一些观点。这直接引发约瑟夫·伯杰、伯纳德·科恩、莫里斯·策尔迪奇等一批学者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思考。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来解释群体中不平等的地位结构是如何产生、维持,并与社会中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关联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最终汇成了当今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界或微观社会学尤其丰富的一套理论体系--期望状态论。

期望状态论主要适用于具有共同目标的任务群体。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任务群体内地位结构的形成,及其在不同社会情境(平等的或不平等的社会群体)下发展变化的条件(Berger and Webster,2006)。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期望状态(expectation state),更确切地说是绩效期望状态(performance expectation state),是人们对某群体成员在当前任务中的绩效的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期许。这种期许对人的实际行为影响甚大,因为期望越高,个体越有可能做出相应的行为,或者说其行为的阻碍越小。正是对绩效的期望,制造并维持了人们在群体活动参与、群体评价和群体影响力方面的等级差异,后者(即等级差异)则进一步构成了群体的地位等级结构。

既然期望在导致个体间行为差异和群体地位等级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就有必要对期望的来源和性质进行探讨。期望状态论认为,有三种社会因素影响着绩效期望:重要的社会特征、社会奖赏和互动行为模式(Correll and Ridgeway,2003)。

社会特征(在期望状态论中通常称为地位特征)指的是人所具有的一些特质(attributes)。由于社会成员在具体特质上彼此存在差异,因而区分为不同的范畴。经过互动,社会成员最终普遍认可某一范畴的人比其他范畴的人更有价值、更有能力。但这样一种信念与群体刻板印象和社会认同的区别在于,后两种概念都是特定群体的成员所独有(比如只有持种族歧视观点的人才具有黑人懒惰、下等的刻板印象),而前者则为所有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即无论自身属于哪一群体,人们普遍认为以某具体地位特征为标准区分出来的一种范畴的成员,比另一范畴的成员更有价值和能力)。因而,地位特征类似于一种共识性的社会表征,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的绩效期望。

人们还会从所获奖赏/回报的差异来反推绩效期望,社会奖赏因而具有了促成或改变地位等级结构的作用。拥有特定的地位特征原本就会使人产生相应的绩效期望,社会奖赏同时具有这样的印证作用,那么如果二者的作用一致,则联合起来必然会强化绩效期望。在既定的等级结构中,行动者对回报的期望与其对绩效的期望总是相互依赖的,因而行动者对回报的期望也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相互关联(Cook,1975)。

互动模式也会影响绩效期望。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会按照不同的行为模式互动,长此以往,彼此间的互动模式就被认为是代表了确定的地位类型,并成为共享的信念。当群体成员的前两种特征(地位特征和社会奖赏/回报)都相似时,互动行为模式对期望的作用就尤其突出(Fisek et al,1991),因为它填补了前两种因素未能解释的空白。

上述三个因素都能对互动时的地位等级结构产生影响。期望状态论从人有关社会类属的信念这一宏观现象入手,探讨普遍共享的地位信念如何影响微观的个体行为和个人评价,个体的行为和信念又如何重建宏观的地位结构,以使之与先在的地位信念相一致。该理论体系主要运用演绎推理、数学计算等方法,得出一系列精确且具有预测性的结论,对社会心理学乃至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层,给出自己独特的解释说明。

2.主要分支理论

期望状态论发展到今天已经衍生出很多相互关联的分支理论,核心的是地位特征论,其他的还包括双重标准理论(Double Standards Theory)、次级期望论(Second Order Expectations Theory)、地位建构论、合法性理论等(Correll and Ridgeway,2003)。这些分支理论的共同点都是要解释人的地位信念(status beliefs)与其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下面简要介绍由获奖人做出主要贡献的几种观点。

(1)地位特征论。

地位特征论是期望状态论的核心观点。它直接从早期的权力声望论发展而来,但关注焦点又与之不同:有关权力声望的早期观点着力解释的是原本地位平等的人如何形成决定其行为的绩效期望;而地位特征论则主要关注原本地位特征不同的人如何形成决定其行为的绩效期望(Berger and Webster,2006),意在揭示人们在地位特征方面的信念如何转变为绩效期望,绩效期望又如何进而形塑个体行为这样的连锁过程。

地位特征论是一种地位概化理论(a theory of status generalization)(Correll and Ridgeway,2003)(地位概化,即依据个体所拥有的地位特征,来推断其具备某种特定能力)。该理论包含的五个核心假定基本勾勒了地位特征论的主要观点。

a.显著性假设(salience assumption):在具体情境中,对行动者而言重要的社会特征才会对人们的绩效期望产生影响。这些重要特征,要么能将行动者与其他人明显区分开来,要么与完成当下的任务密切相关。

b.证实压力假设(burden of proof assumption):影响人们期望的因素不仅包括与任务有关的特征,原本与任务无关的特征也会影响绩效期望的形成。由于要证明某一特征与当前的任务无关总会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所以任何一种显著性的信息(即上述能显著区分行动者与其他人的特征),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与当前任务无关,人们都会默认它与当前的任务有关。这也是性别、年龄、种族等外显因素经常具有广泛的解释效应的原因。

c.连续性假设(sequencing assumption):绩效期望具有稳定性,在一次互动中形成的期望不会因以后互动者的变更而改变。这正是前述地位概化过程的突出体现。当然,如果随后的互动并未进一步强化以前的经验,则相应的绩效期望就会慢慢减弱甚至消失。

d.聚合加总假设(aggregation assumption):行动者会综合多种地位特征的信息形成绩效期望。多种特征如果不一致,也不影响行动者的正常认知加工。地位特征论提供了一套程序来预测行动者采用不同特征信息的顺序。

e.基本期望假设(basic expectation assumption):行动者在其所承载的期望上的优势(即人们对他的期望更高),直接决定了体现其权力声望等级的行为,甚至连表明行动者完成任务能力的语言和非语言线索也都受这种期望优势的直接影响。总而言之,地位特征论明确指出,绩效期望影响所有人的行为(既包括行动主体也包括行动者周围的他人)。地位信念不仅仅局限于有偏见的少数人,而是遍及所有社会成员。地位信念的概化也绝不是思考、推理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过程。

地位特征论最主要的创立者和最卓有成效的发展者约瑟夫·伯杰早在1991年就获得了“库利-米德奖”。他与2000年获奖者莫里斯·策尔迪奇和2002年获奖者伯纳德·科恩都为地位特征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伯杰等人认为个体在任务群体之外所占据的社会地位会对其在任务群体内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任务群体的成员在任务情境之外的地位特征上有所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就会影响其在群体中的权力与声望等级,从而决定其具体行为。无论这种特征与群体目标或任务是否有先在的联系,它都会发挥作用(Berger,Cohen and Zelditch,1958),但当群体成员彼此熟识时,此影响力会下降。

科恩继承并发展了地位特征论。他同伯杰和策尔迪奇合作,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并验证地位特征论的各种假定。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任务群体中地位等级来源和结果的解释,而且也成为社会科学理想模型的一种典范。科恩积极挖掘社会学洞察力与其他领域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将地位特征论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很多实际研究中去。其研究主要同组织中的地位过程相关。比如,与周雪光合作探讨的团队、组织、社会地位特征等因素对长期工作群体之互动模式的影响(Cohen and Zhou,1991),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代表。

策尔迪奇发表的诸多专著和论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地位特征和期望状态的研究。这些成果丰富了社会学对社会分层模式与小群体内部权力声望等级之间关系的理解。他的《可等同的比较》(“Equitable Comparisons”)(Zelditch et al,1970)、《可理解的比较》(“Intelligible Comparisons”)(Zelditch,1971)和《如何消解地位与能力的不一致》(“How Are Inconsistencies in Status and Ability Resolved”)(Zelditch et al,1980),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著作(Walker,2001)。

(2)合法性理论。

以莫里斯·策尔迪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创了另一种看待社会结构与不平等的视角--(权力)合法性理论。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将策尔迪奇的合法性理论算作期望状态论的分支,但该领域的研究以及后面将要谈到的地位建构论都确是吸收了地位特征论或者期望状态论的观点并受其启发和推动才发展起来的,所以本章还是将二者放到这个大的脉络下介绍。

权力代表着对资源分配尤其是对奖惩的控制能力。权力合法性则将刚性的“权力”(power)转化为柔性的“权威”(authority)。策尔迪奇认为合法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过程,特定情境下的行动正是通过这种过程而在规范、价值、信念、实践和既定程序等方面获得了正当理由(Zelditch,2001a)。对合法化过程的深入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既定结构在具体情境中的作用及作用机制,而且也有助于预测变动后形成的结构及其在具体情境中被制度化的过程。合法性理论在明晰界定合法性权力两个层面本质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合法化的结果(effects),同时对权力合法性的原因(causes)与条件(conditions)做出说明。

该理论首先界定了合法性权力的本质。它认为合法性具有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涵义:从个体层面上说,合法性代表着一种“行为准则”(propriety);从群体层面上说,合法性指的则是一种“效力”(validity)。任何权力要具效力,都有赖于他人的承认和支持。支持也分为两个方面:同级或上级的支持认可叫做“授权”(authorize),下级的支持认可则叫做“赞同”(endorse)。可见,合法性权力以个体承认、遵守相关行为准则为前提,同时也是其自身效力的结果,有赖于他人的授权与赞同。

任何未经定义、证实、检验的事物要获得合法性,都必须借助已获得合法性的其他因素来实现。一套权威体系要获得合法性,就有赖于既存的、已被人们广泛认可的规范、价值观、信念、目标和程序等机制。群体目标、群体程序的正当性、群体安排的有效性、群体报酬的正当性等很多因素都可以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原因,对权力合法性的产生和增强具有独立的、累加的效应。有效的合法性必须满足四个条件:a.共识性:人们对合法性所仰赖的规范、信念、程序等具有普遍共识;b.无偏性:合法性带来的好处要么属于大家共同的利益,要么可以成为普遍的利益;c.客观性:合法性带来的任何利益都应该是客观的事实;d.一致性:合法性所仰赖的规范、价值、程序等应当与被承认为合法的权威结构的本质、条件和结果相符。只有满足了这四个条件,合法性才能够实现。

合法性理论的核心是对合法性结果的论述。合法性权力具有四种表现形式,即效力、行为准则、授权和赞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关联的方式,会影响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对于权力进行规范性调节的方式与效果。权威的稳定性受行为准则和效力的双重作用。由于群体中的权力分配总会出现令个别行动者不满意的情况,而行动者往往把这种张力归咎于权威结构,并力图改变之。所以权威的结构方式就是其自身不稳定的诱因之一。但实践结果显示,个体不遵从行为规范的情况往往比权威不稳定的情况多。这是因为效力在发挥作用。效力虽部分来源于个体层面的行为准则,但一经形成就具有独立的集体性特质。这种集体性会降低个体不遵从行为准则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保持权威的稳定性。另外,权力获得合法性后,容易被滥用。个体层面的行为准则,群体层面的效力,以及授权、他人赞同等机制,在对权力进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弱点。因而,只有各种社会控制机制彼此关联起来,每一种控制机制才都能得到适当限制,从而避免任一机制的滥用。

策尔迪奇是合法性研究的权威。他研究的合法性包括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理论结构(即这些理论拥有一些共同的概念和假定,但又彼此区别):再分配的政治、合法化与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合理化。策尔迪奇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多颇具代表性的实证研究(Walker,2001)。例如,他在标准的实验场景基础上改进实验,并运用五人组成的轮形沟通网络探讨权威稳定性问题(Ford and Zelditch,1988),就是非常经典的研究。

(3)地位建构论。

地位建构论也属于期望状态论视角。2005年获奖者塞西莉亚·里奇韦最有影响力,也是她本人最孜孜以求并不断拓展完善的成果就是她从期望状态原则中构想出的地位建构论(Lawler,2006b)。

该理论与前述观点的区别在于,它超越了地位结构层面的讨论,转而关注地位过程,集中探讨地位信念产生、发展、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期望状态论的以往研究表明,人们共同持有的地位信念是不平等地位形成的关键。个体之间在某一特征上的差异唤起了人们关于自己属于哪一社会范畴或社会群体的信念,地位等级结构借此形成。既定的地位等级又继而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因为人们对不同地位者的绩效期望不同,不同的绩效期望又会诱导人做出不同的行为)。这是以地位特征论为代表的解释路径。地位建构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局部互动情境中形成的地位信念如何发展为社会共享的评判标准,即图2-2中反向箭头标明的路径。地位建构论认为,社会成员共享的地位信念产生于小范围的互动中。当在某一社会特征上存在差异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发生互动时,自然就形成了地位等级结构。互动者把彼此的相对地位与将他们区分开来的社会特征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预备性的地位信念。当另外一些人在另外一些互动中也形成了类似的信念时,人们对这种地位与特征之间关系的认识就会固化,成为共享的地位信念。此外,人们还会依照小群体互动中形成的地位信念,以特定的方式对待其他互动对象,从而将自己在以往互动中形成的地位信念带到其他互动中,传递给其他人。里奇韦等人曾用计算机模拟这一过程,结果证明在很多条件下,小范围互动中形成的地位信念都最终成为了一种合逻辑的公认结果(Ridgeway,1997)。

里奇韦认为,处于关系语境下的人际行为经常会再生产或者改变宏观结构模式,要将社会结构与人际行为联系起来,就需要一种像地位建构论这样看待文化图式和社会关系的视角(Ridgeway,2006)。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某些特征上的差异会使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原本名义性的、价值无涉的特征之所以能区分人的地位,是因为这些特征通过社会互动获得了相应价值,从而成为一种地位象征,获得价值的特征继而影响以后的社会互动(Lawler,2006b)。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互动既是稳定的来源,又是社会变迁的来源。地位建构论用具体例证说明和检验了社会关系语境在建构人们共同认可的等级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理论将共享意义的建构看作社会结构展现和变化的关键过程,使我们回归到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Lawler,2006b) cwgu4ayU4GkBNoQynHSFoMIp31Nomy4caoCYcNtDZac5rFVxT3xkHzdApL/FS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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