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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汉人的生活节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老夫子以江河比喻历史的说法，被许多人所接受。历史确实一如江河，有“潮平两岸阔”（王湾：《次北固山下》，《全唐诗》卷一一五）的缓漫河段，也有“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世说新语·言语》）的峥嵘峡路。
中国传统史学通常习惯以所谓“盛”和“衰”总结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司马迁曾经批评以前的史学没有能够概况历史的“要”，也就是历史的要旨、历史的要妙。他说，历史的“要”，就是“盛衰大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而“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史家的主要职责。我们如果以较为宏阔的视界看历史文化的全景，那么，“盛”与“衰”，就并不仅仅是指王气的勃兴与凋灭，又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创造力总和的价值，意味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成就在人类智慧宝库中的比重，也意味着这一时期文明进步的速度。应当看到，历史节奏和文化节奏的变化，也可以看作“盛衰”演换的征象之一。
中国文化尽管有节奏特征倾向于舒缓的传统，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世风激进的时代。
例如，战国秦汉时期曾经流行的驰车争进，以高速者为优胜的竞技项目“驰逐”，就体现出积极的节奏风格。“驰逐”的目的，《荀子·王霸》和《君道》说是“及速致远”，《韩非子·喻老》说是“进速致远”，《难势》说是“追速致远”，《淮南子·说林》也说是“追速致远”，都强调对速度的追求。人们熟知的所谓“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在“驰逐”竞赛中发生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以“驷”决“驰”而“射千金”，实际上是“驰逐”也就是赛车，而并不是通常理解的“赛马”。
汉武帝时，仍然盛行这种竞技。他曾经在宫苑中规划兴建“驰逐走马之馆”（《汉书·五行志上》），并且亲自参与“驰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不过，“驰逐”在当时已经遭到非议。东方朔就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教驰逐”是一种淫侈行为（《汉书·东方朔传》），史臣甚至把“驰逐”活动与灾异现象联系起来。到了晋代，在葛洪的《抱朴子》书中，“驰逐之徒”已经成为与“逸伦之士”相对的明显含有贬义的称谓了。
历史上还曾经流行赛马的风习。《乐府诗集》卷二五有这样的民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这种体现竞技者勇健精神的以速度“别雄雌”的运动，后世在中原农耕地区逐渐销声匿迹，只有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留。
两汉的文化节奏曾经表现出鲜明的对比。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英雄时代，对于文明之创进贡献极多。当时人形容事业成功与人生得意的所谓“奋疾”、“驰骛”、“奔扬”等语汇，都反映了当时文化倾向的急进风格。东汉社会风习有所转变。文化节奏转而趋于舒缓，是这种转变的基本特征之一。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经比较两汉初期高级官员的出身，指出“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有粗莽之风，而东汉“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好礼修文，认为这是“一时风会不同”。这种变化，也体现了社会文化风貌的演进。与西汉盛行“驰逐”运动明显不同的，是东汉开始流行乘坐牛车的风习。六朝士大夫都以乘牛车为时尚，乘马者几乎绝迹。
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节奏的差别，可以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历史印象和历史感受。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发表这样的感慨：“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的认识，固然表现出对历代“乱”和“治”的特殊的个人情感倾向，但是也反映了历史上文化节奏屡有时代变换的事实，反映了“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节奏急进的时代往往对于历史文化有较显著的推进的事实，反映了通常稍有历史识见的人们对于“变化倏忽”的“竞争之时”偏多爱重，而对于节奏过于和缓的“安逸宁静”时代有所“厌弃”的事实。
历史文化节奏“缓”与“急”的变化，自有其客观的规律，当然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易》所说的“动静有常”，《庄子》所说的“缓急相摩”，《春秋繁露》所说的“适疾徐”，都隐约表达了对理解和适应这种规律的认识。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无疑有必要继承历史上英雄时代积极进取、奋疾勇决的节奏风格；在当前世界激烈的“竞争之时”，也有必要警惕历史上曾经麻醉毒害我们民族文化的“委靡”之风的再度回流。
2.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一个月。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现在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含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一面古镜放在鲁迅面前。鲁迅由鉴赏这件古代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对于美术风格，鲁迅也曾经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书信·1935年9月9日致李桦》）的评价。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汉代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人的品性，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所谓“游侠”，指壮勇豪放，重义轻死，虽然未必据有权位和财富，然而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显著的人。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司马迁《史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实际上在另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当时的“游侠”，其实是社会文化活泼生动之特色的一种人格代表，也是时代精神豪迈闳放之风貌的一种人格象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开篇就说到游侠的文化品格：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都受到批评，而社会声誉依然很高。“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了实践诺言，救人危难，往往奋不顾身。游侠的行为虽然并不遵循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他们的诚信品德与牺牲精神，表现出强有力的文化影响。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同的立场，发表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汉书·游侠传》分析游侠兴起的背景时所谓“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应当说是客观的分析。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史记·乐书》）、“骋驰”（《淮南子·修务》）、“奔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驰骛”（东方朔：《七谏》）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的。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金惠《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汉王朝的主力军中有“胡骑”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也体现了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沈”。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3.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史记·陈涉世家》写道：“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项羽本纪》又记载，项羽拒绝定都关中的建议，“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看来，博取“富贵”和显示“富贵”，是当时社会有突出历史表现的心理倾向。
对“富贵”的热切追求，是秦汉社会意识考察不宜忽略的现象。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坟·看镜有感》）的风格相一致的。
有学者注意到，秦汉时期“社会上渐有崇拜金钱财富的观念；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又指出，“于是社会上舍本逐末的潮流相随兴起，使汉代以农业为生产主体的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关于“不得”“为吏”又“不能”“为商贾”而“深为乡党所耻”，说的是韩信故事。《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汉书·韩信传》：“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则“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应为“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将“崇拜金钱财富”与“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相联系的观点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只限于社会意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