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留给我们什么（代前言）

明代诗人谢士元《霍去病墓》诗写道：“嫖姚勋业迥无前，卜葬还容附帝阡。不畏石麟荒草没，山形犹见象祈连。”在对匈奴战争中立有特殊功勋的名将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以军阵送葬，队列从长安直至茂陵。颜师古《汉书》注说，霍去病墓前有“石人马”，应当就是谢士元诗所谓“石麟”。在汉武帝茂陵东侧的霍去病墓前，确实有表现出一种雄浑粗犷的气象的石刻群。其中一件被人们称作“跃马”的石刻作品，可以看作奋进精神的立体写真。石马前足已经离开地面，马身看起来尚在将起未起之间，然而人们都会想象到，那随后的一跃即将完成英雄的腾起。石刻卧牛形态稳重憨拙，静态之中似乎蕴积着动能。石刻卧虎好像温驯地伏在地面，然而已经具有跃起之势，随时都可以挟强悍雄健之风奔驰勇进。这些石刻作品，都是用看似简单的刀法雕成的。如果不是借助来自特定角度的光线，我们会在无意中忽略匠师用心凿刻的刀痕。

霍去病墓前石刻古朴的风格，为什么在后世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了呢？

这些汉代石刻作品，或许可以看作当时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的反映。生活在汉代的人们，比后来一些历史时期有一些不同。而我们国民心理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批评的若干阴暗的成分，在当时似乎还并不很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少年的真纯和质朴，正是汉代主流文化风格的特征。

鲁迅曾经面对一面古镜，发表了对汉代文化的赞赏之辞：“遥想汉人多少闳放。”“闳放”是对汉代的文化感觉。“遥想”两个字感叹着汉代和今天的历史距离，其中也表露出对历史过程中文化精华之遗落的深憾。不过，从汉代到今天，有历史的散失和忘却，也有文化的继承和升华。我们站在陕西关中这片汉王朝以为政治经济重心地方的黄土地上，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这里面，有胜利的光荣，也有思辨的智慧。我们还可以由此体会到和现今仍有几分贴近的浓浓的醇醇的生活情味。

1.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夕阳渐落，清风徐来。金字塔一般的高大陵冢，在暮色中显现出深沉的轮廓。这时，如果你独立旷原，临风远望，一定会在胸中涌起思古的心潮。也许你会不由自主地吟诵李白词作《忆秦娥》中的名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十三代西汉帝王长眠在这里。俯视着泾渭平流，那一座座坚实的夯土高台，成为帝业的纪念。

我们在帝陵漫步。或许你会在草丛中发现一面汉代的瓦当，上面的文字有可能是“高安万世”，或者是“永奉无疆”。不过，我们知道，这些帝王在高冢之下，实际上很难真的“高安”，也绝不可能享受“永奉”。西汉帝陵几乎都在王莽统治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遭到破坏，有的帝陵在入葬一二十年之后就被盗掘。吕后的尸身，竟然被拖出棺椁，横遭侮辱。1968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个名叫孔忠良的农村孩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竟然在长陵附近一条水渠的泥土中，发现了“皇后之玺”玉印。

李商隐《幽人》诗写道：“星斗同秦分，人烟接汉陵。东流清渭苦，不尽照衰兴。”关中自古形胜第一，这里的漫漫渭水，累累高丘，都见证着历朝的“衰兴”。

虽然陵墓被盗掘，墓室中的财宝已经被洗劫一空，然而高大的封土冢，依然傲视风雨，屹立了两千年。这就像是王冠被击落在地，朝堂上溅染了血污，但是皇帝制度、专制制度，依然顽强地存在着，一直到20世纪初年，竟然百代不衰。

秦王朝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但是秦的统治未能长久。随即建立的汉王朝真正使得这种政体巩固强大。曾经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儿童蒙学课本《三字经》是这样概括汉朝的历史的：“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汉朝因汉水得名。刘邦被封到汉中，为汉王。于是后来建立的统一王朝被定名为“汉”。因为汉水地位的尊贵，天上的银河也被称作“汉”。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将汉族男子也称为“汉”，“汉”后来又成为男子的通称。南北朝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汉子”作为男子个体人身称谓的例子（《北齐书·魏兰根传》）。又有以“汉子”作为名字的（《北齐书·文苑列传·樊逊》）。陆游说：“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老学庵笔记》卷三）这样的说法，应当是有可能的。《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武则天问狄仁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可见“好汉”的称谓已经使用。

今天，汉长安城的城墙还存在，未央宫前殿高大的台基，仍旧显示着昔日权力中心的威势。一片片的农田，一排排的民宅，原本是华堂高阙的废墟。农家儿童告诉我们，断井颓垣之间，曾经出土有“万岁”、“无极”、“延元万年”、“利昌未央”等文字的瓦当。这些当时充满政治自信的豪言壮语，已经被尘土久久掩埋。

汉王朝灭亡了。但是“汉”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在世界依然名声响亮。

或许在另一种意义上确实实现了“万岁”和“无极”的，是汉代社会的政治意识在我们民族心理中已经形成了某种观念的定式，比如“大一统”的观念、“盛世”的观念等等。于是，“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宋史·选举志二》）。人们还会注意到，汉王朝时期形成的国家意识也已经深入人心。《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

2.下马陵头草色春

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岁远讹为‘虾蟆陵’也。”明代正德元年（1506），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1667）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光辉。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以吏为师”的流毒至今没有洗刷干净，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提高儒学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思想文化的正统。他提出：儒学经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间的确定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共同的原则。但是，现在各家的学说不同，人们的信仰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以求实现思想的统一。

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的根基。这样的观点，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这种政策，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又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从而为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宋代学者苏舜钦有《过下马陵》诗，前两句是：“下马陵头草色春，我来怀古一沾巾。”表达了怀古礼贤的心意，主题是对董仲舒和他当时提出的文化政策的纪念。此外，宋人戴复古“雁去多年缺寄音”，“下马陵前感慨深”，金人元好问“千年荆棘龟趺在，会有人寻下马陵”，元人王恽“一丘荒土青山道，下马陵前拜秋草”，明人黎民表“往事穹碑在，千秋下马陵”等诗句，也都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使儒学成为文化正统的董仲舒的深情怀念。

董仲舒的地位始终没有很高。他回到家乡之后，只是修学著书，并不用心于家产经营。宋人石介《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写道：“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诗句说到汉武帝时代儒学未必占据了压倒其他一切学派的地位。而“硗确”两字，其实也贴切地反映了董仲舒本人始终未曾显达的命运和不平坦的人生道路。

有意思的是，唐人对董仲舒墓的遗存，似乎并没有太多凝重而严肃的敬意。白居易《琵琶行》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的名句。僧皎然诗：“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说到“虾蟆陵”时，似乎也不免语句轻薄。这当然和唐代儒学并不一定总是摆出庄严冷穆的面孔有关，或许也反映了普通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儒学形象，原本有亲近人生的一面。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仁义自成”瓦当，也都是体现当时文化观念的重要遗存。石渠阁，是汉代宫廷图书档案馆。这里收藏着最丰富的文化精华。《汉书·刘向传》和《儒林传》都记载，这里曾经多次举行“讲论五经”、“五经诸儒，杂论同异”的儒学学术辩论活动。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依然可以看到石渠阁夯土基址的存在。石渠阁遗址夯土台基长77米，宽65米，高8.74米，遍地散布着汉代的砖瓦残片。“仁义自成”四个字，表现出了一种以儒学为根基的文化充实感和文化自信心。

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儒学在新的时代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甚至有人说，未来的世纪是儒学复兴的世纪。这可能是制作“仁义自成”瓦当的工匠，以及在这瓦当的下面每日往复的王侯官僚们当年完全没有想到的。

3.高山仰止太史公

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司马迁祠，东临黄河，西倚梁山，是一处千古文化胜地。经过“汉太史司马祠”牌坊，踏着大石铺砌的“司马坡”而上，又看到一座木牌坊，上面题写“高山仰止”四字。此后坡势愈为急峻，经过山门，看到“河山之阳”砖牌坊，就到达了司马迁祠。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仕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奉命出使巴蜀。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就是司马迁完成的《史记》一书。

《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全书130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这种史书体裁对于记载专制时代的历史，形式最为优越，于是成为此后两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太史令司马迁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的历法。新制定的《太初历》虽然只使用了189年就被《四分历》代替，但是《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也就是一年中的开头的制度，后来一直沿袭。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这样说，与一般“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他于是评价：“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在汉代形成的这种史学精神，后来一直为人们所继承。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代评价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五经》之橐籥，群史之领袖也”（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等，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久已具有标范性的影响。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述。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相同，学者、商贾、医生、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事迹也受到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又曾于《史记·汲郑列传》中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由于持这种背离传统的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态度，《史记》曾经被王允称为“谤书”（《后汉书·蔡邕传》），被王夫之称作“谤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因丰富的历史记载得到重视，其中张扬的人文精神和批判意识，也给后来的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4.井灶那复移，江山依旧碧

宋人徐俯有一首访古的诗作，其中一句“井灶那复移，江山依旧碧”，是说历史在变化，而自然的秩序以及家园和故居却依然如旧。如果我们适当地转换文意，借用来表述这样的意思，可能也是适宜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王朝的更迭相比，也是长期“依旧”，千载不“移”。

你如果寻访陕西关中地区的普通农家，会发现许多民户中都有几件汉代的文物，比如砖瓦、钱币、陶器等等。我们在乡间惊异地发现，像陶罐、陶盆一类汉墓中出土的日常器具，有些现在还被使用着。有些人家的厕所或者猪圈，竟然是用汉代的画象砖垒砌的。

汉代的墓葬里，普遍出土随葬的陶井、陶灶、陶仓等模型，表现出当时民户的基本生活样式。这种风格的生活，其实直到两千年之后，依然为中国农人继承着。这固然反映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缓慢，然而也说明了汉代人生活样式的合理性。就陕西的陕北地区和关中地区而言，在以黄土为基本地理环境特征的生活条件下，人们长期使用着用这黄土加上水、在火的作用下制作的简朴器物，继承着古久的传统。

陕北出土汉画象石上反映农耕生产的画面中，耕作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关中许多汉代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农具，比如铁铧等等，也体现出农耕生产的基本方式，直到近代，这种基本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农人依旧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犁，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车，住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屋舍，吃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饭食……面对这样的事实，你想，我们在回答“汉朝留给我们什么”这样的问题时，怎么能够忘记汉朝人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平凡而卓越的创造呢？

通过物质形式的文化继承关系，还可以体会到精神形式的文化继承关系。比如说，汉代人制作和使用的器具的型式，后来的人们依然在制作着，使用着，这是不是可以说，汉代人的审美意识也形成了长久的历史影响呢？

汉墓普遍随葬陶仓模型的风习，是值得注意的。汉武帝时代开始统一币制，由国家铸钱。所铸造的是有“五铢”两个字的五铢钱。汉墓中往往随葬五铢钱也体现了当时人有关创造财富和积蓄财富的意识。手抚着这些锈蚀斑斑的铜钱，你会想到什么？

瓦当是当年高悬檐前，展示这座屋舍的所有者文化意识的一种建筑构件。汉代瓦当以图案和文字的优美，成为后世人珍爱的文物。瓦当文字也是主人心志和生活理念的发表形式。西汉宫廷和民居使用的瓦当，多有涉及“富贵”的文字内容。如“富贵”、“宜富昌”、“富贵昌”、“并是富贵”、“富贵毋央”、“富贵万岁”、“千金宜富贵当”、“千万岁富贵宜子孙”等。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的炽烈的追求。这种热望，其实是历代人们共同的心理，只是汉代人表露得更为直接，更为坦然，更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罢了。也许，这种公开的追求富贵的心理，也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特征之一呢。

5.长相思，毋相忘

汉代人渴望物质的富有，同时也期求着情感的富有。

汉代铜镜的铭文中，常常可以看到“长相思”的字样。

比如“愿长相思”、“愿长相思，幸毋见忘”、“大乐未央，长相思，愿毋相忘”、“常贵富，乐未央，长相思，不相忘”，都是常见的汉镜铭文。

陕西扶风太白乡良峪唐家沟1974年征集的一面汉镜，铭文写道：“常贵富，乐未央，长相思，毋相忘”。

我们还看到一面这样的西汉铜镜，内圈铭文为“君有行，妾有忧，行有日，反无期，愿君强饭多勉之，卬天大息长相思，毋久”，外圈铭文为“长相思，毋相忘，常贵富，乐未央”。内圈文字似乎还没有结句，大意是丈夫外出，妻子在家思念，心中担忧，出行已经有了一些日子了，却回归无期。她希望丈夫在外能够注意保养，健康平安，自己的“长相思”之情无以远寄，只能仰天太息而已。内圈文字告诉我们，当时人们有时甚至是把“长相思”的情感，放置在“贵富”或者“富贵”之前的。

汉镜铭文中的“长相思”寄意，其实是后世闺情诗的滥觞。其中情感的纯挚和执著，通过没有加以粉饰的简单的语句也得到了真切的表达。

《文选》卷二七记录了一首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说有客人来自远方，带来了两条鲤鱼。吩咐童子烹鱼，发现鱼腹中有写在素帛上的书信。恭敬地拜读来信，信里写到了什么呢？上一句说“加餐食”，下一句说“长相忆”。最后一句，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作“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长相思”，是当时人们使用相当普遍的语汇，也寄寓了一种共同的情感祝福。“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的诗句，正和我们前面说到的汉镜铭文“愿君强饭多勉之，卬天大息长相思”语意一致。还有这样的汉诗，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又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这里的“长相思”，指丝绵絮，取“丝”“思”谐音，“长”“绵”同义。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巧妙地利用语音文字技巧以表述深情的比较早的例证了。

后人仿拟李陵和苏武诗作中，有这样一首，第一句是“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最后一句是“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虽然是后人作品，作者却了解汉代人习用“长相思”一语。然而说死后依然“长相思”，意境又进了一步。

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了两面“延寿长相思”文字瓦当，一件面径18.5厘米，一件面径20厘米。“延寿长相思”当然要比“死当长相思”好得多。甘泉宫遗址城前头村采集到两面“长毋相忘”文字瓦当，一件面径15厘米，一件面径15.5厘米。这些遗存，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汉代人的心理。看来“长相思，毋相忘”的追求，民间和宫廷中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情感，时代相继，直到现今，依然在社会生活中有浓厚的遗留。汉代人向往的“长相思”，是说“长”到一生一世。然而中国社会对“长相思”情感的继承，却“长”到了百代千古。这就是历史。情感史体现的社会历史特征，是真实的，也是生动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