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学曾经长久地塑造了中华文明。正如李源澄《经学通论》所言：“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百年以来，鼎祚数易，国运迁变，经学不但无预于国家建制，而且退出日常生活。即便在学术研究层面，现代学科建立之后，经学一变而为史学，再变而为史料，经学之精神荡然无存焉。

时至今日，经学已近成絶学。民国以降，学术转型主要表现为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与经学一科的取消。现代学术转型之后，中国学术研究几乎完全被西式的学科、方法所主导。以西方学科对中国典籍进行系统化、逻辑化的整理，对现代人认识传统，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倡导现代学术的第一批学者，对传统学术缺乏必要的同情之理解，以至有意地抹煞传统的价值。自胡适以来，现代学术的总体特征，是将“中国”视为古代，将典籍视为史料，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史、哲，都只有“史”的意义，而缺乏“学”的价值。由此，儒家经典被“圆凿而方枘”，割裂分解，难寻其本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而且，中国特有的经学一科被取消，使传统最重要的经籍，被分割到不同的学科之中，仅仅成为有待西方学科进行整理的史料，甚至一些不能纳入西方学科的典籍，连史料的价值也日趋微小，长期无人问津。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师凋零已尽，学术官僚化、市场化交相侵袭，我们的整个研究环境和学术局面，不但不能上接汉宋之通途，甚至不能接承干嘉之小道，对古典了解之不足，有甚于晚明之浮夸。

然而，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思想学说的创新，越来越需要传统思想的资源。一个族群如果失去共同的道德精神，便不可能支撑其政治社会建设，更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学习其它文明的先进经验。在现代学术建立百年之后，如何认识我们自身，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课题。由于缺乏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导致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常常视中国为病人，把西方当药铺，结果往往是自处于北地而强植南方之橘，自视为东施而强效西施之颦。事实上，只有深刻地认识自己，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学习西方，也只有深刻地认识古典，才可能真正地走向未来。而作为中国古典文明核心与根源的经学，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这个国家的性质的立足点，也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历史的根据，是我们开出新的政治社会的基础。

面对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今天的经学研究，既不可能假装生活在古典的经学时代，只要通过注疏便可以发明经义，也不可能假装生活在西方社会，仿佛模仿西方学术便能弘扬古学。我们今天提倡经学，最基本的任务，即是“为往圣继絶学”，通过一字一句理解那些古典大书，与古圣先贤对话。但是，经学的生命力，更藴藏在洞察古今，返本开新之后的义理创造之中。从董仲舒，到朱子，到康有为，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正是这些学彻天人，既精通古经、又深知时变的解经家，既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也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孔子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中国来说，经学的重要性，不证自明。但是，经学的生命力，及其回应一个变动时代的问题的能力，则需要经学研究者去证明，古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当今之世，时在文景，学如晚明。经学不兴，大道不彰。我们相信，不建立在自己伟大传统基础之上的民族，就不可能是健全的民族；不建立在自己伟大传统基础之上的思想，也不可能成为超越时代局限的思想。而传统思想资源，最重要的就是经学的资源。因此，进一步强调经学研究，成为这个时代学术研究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希望，通过重新开启经学研究，反思今天学科建制的不足，为分裂的学科寻找共同的灵魂；我们希望，通过重新开启经学研究，接续华夏二千年来文明的主流，为往圣先贤的学问，探求现代转化的方式；我们更希望，通过重新开启经学研究，重新回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等人类永恒面对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为生活方式的构建寻找新资源，为国族的未来探索新方向。

经学的重新开展，意味着重回古典，再造文明，在这样的时刻，每一个治古典经史之学的学者，背后都站立着这个族群数千年的文明史，以及她无法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