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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长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因素：“大金融”的历史与经验基础
一种理论的有效性，首先必须具备坚实的经验基础，而历史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审查这一基础的重要线索。事实上，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并非无根之木，历史与经验是帮助我们“寻根问底”的一条有益线索。通过对长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因素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加久远和更加广阔的经验视野中去追踪“大金融”理论的历史与经验基础。
从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真实历程来看，无论是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角度，世界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都鲜明地体现了如下三个基本事实：一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二是有效的金融发展必然遵循一般规律与“国家禀赋”的有效结合，三是任何偏离金融基本规律的发展模式都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这些生动的历史与经验证据，正是对“大金融”命题基本内涵的最好诠释和佐证。
1.1.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
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Bagehot（1873），Schumpeter（1912），Gurley &Shaw（1955），Cameron（1967），Hicks（1969），Goldsmith（1969）以及McKinnon（1973）等都强调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Bagehot（1873）认为，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金融对聚集资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Schumpeter（1912）强调了企业家信贷，他认为银行可以鉴别和发现投资机会，通过向最具有创新能力和精神的企业家提供资金而鼓励技术和产品创新——“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格利（Gurley）和肖（Shaw）分别在1955年和1956年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格利和肖集中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强调了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和投资中的重要作用。（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格利和肖开创性地提出，货币金融理论应该容纳多样化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将货币视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因为货币只是无数金融资产的一种。）Cameron（1967）通过对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银行与工业之间的法律、经济、金融等方面的联系进行分析，发现银行体系推动了英国等七个早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持类似观点的还有Hicks（1969）。
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希克斯（Hicks）详细考察了金融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他发现，工业革命并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至少可以说不是技术创新的直接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据此，希克斯认为，工业革命只有在金融革命发生之后才有可能发生。Goldsmith（1969）通过对1860—1963年间35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活动水平的比较分析和统计检验，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活动水平显著正相关，从而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较早的经验证据。（通常认为，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在该书中，戈德史密斯系统梳理了三个基本方面的金融事实（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并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个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要素，并阐明这些要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促成经济发展”。戈德史密斯将金融体系的运行（通过金融工具的发行与流通）定义为“金融上层结构”，将实体经济的运行（国民财富的创造）定义为“经济基础结构”，并认为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为“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互相作用之基本关系”。在戈德史密斯的理论中，由于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是通过金融结构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方向的变化实现的，因而金融发展的实质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在论证金融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戈德史密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用于衡量金融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包括：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重、金融资产在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间的分布比率等。）
近年来的研究基本肯定了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McKinnon &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以放松利率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标志的金融深化可以产生储蓄、投资和资源配置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麦金农（McKinnon）和肖的理论中，与“金融深化”相对应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长期将利率控制在资本市场的均衡利率水平之下，并通过采取其他一些限制金融市场的措施，来保证公共部门以极低的成本来支配资本和资源，同时降低政府的赤字财政成本和通货膨胀。麦金农和肖指出，“金融抑制”的直接后果是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储蓄和投资严重不足，最终形成金融滞后与经济停滞的双重陷阱。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货币金融根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理论与发展理论长期脱节的现象。）据Kitchen（1986）统计，在1973—1984年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7项研究中，有13项研究支持这一观点。Pagano（1993）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和资本的社会边际生产率，并影响私人储蓄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King &Levine（1993）通过多变量指标考察了77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9年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99%的置信水平上，每一个金融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都是正相关的。他们对金融发展的度量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中介规模扩展到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配置信贷的相对程度以及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率等方面，并对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率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得出了“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未来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的很好的指示器”的基本结论，从而揭示了金融发展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持类似结论的还有Levine，Loayza &Beck（2000），他们以法律渊源作为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通过选取1960—1995年的77个国家作为样本数据，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经济影响不仅显著而且巨大。
除了跨国经验分析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还广泛地从产业层面（Rajan & Zingales，1998）、企业层面（Demirgu—Kunt &Maksimovic，1998）等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Rajan &Zingales（1998）基于42个国家36个产业的数据，从产业层面考察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现存企业的扩张和新企业的形成两条途径来影响产业增长。GuisoSapienza &Zingales（2002）对意大利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当地居民创业的可能性，并通过鼓励新企业的进入和提高市场竞争度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意大利，金融最发达地区的年人均GDP增长率要比金融最不发达的地区高出1个百分点；每年新企业设立的数量占当地人口的比例，金融发达地区要比不发达地区高出3个百分点；已有企业的数量占当地人口的比例，金融发达地区要比不发达地区高50%；居民从金融最不发达的地区迁往金融最发达的地区，其创业的机会将增加33%；与金融不发达地区相比，金融发达地区居民的创业年龄比不发达地区提前了5.6年。对此，Rajan & Zingales（2004）总结道：“当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后，创造财富主要依靠技能、创新思维和努力工作，而不是已有的财富。”
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来看，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部门虽然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实际产出，但可以通过便利、引导和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增加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能力。一般认为，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以下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借助于信息收集和分散风险等功能，形成网络效应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二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能提升私人储蓄率，并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从而增加“储蓄—投资”的转化比例。Levine（1997）系统总结了金融体系的一些重要功能，包括便利风险转移和分担、获取投资信息和配置资源、监督经营者并实施联合控制、动员储蓄以及便利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等，这些金融功能相互作用，并最终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Bodie &Merton（2000）则将其概括为五项基本的核心功能，即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提供信息和解决激励问题。）Wurgler（2000），Beck & Levine（2002），Almeida &Wolfenzon（2005）和Habib（2008）等进一步将研究扩展至金融体系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Wurgler（2000）认为，在那些金融系统发达的国家里，实际投资行为对那些投资机会质量的测度（如附加值）更加敏感。（金融体系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在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内继续追加投资，同时在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内减少投资，即具有较高的投资弹性。）
基于这一思想，Wurgler（2000）构造出直接估算资本配置效率的模型，并利用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股市市值+银行信贷）/国内生产总值度量的金融发展程度与投资弹性系数显著正相关，即金融市场越发达，其在“上升”行业追加投资的幅度越大，同时在“下降”行业减少投资的幅度越大，资本配置效率相应越高。基于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Beck & Levine（2002），Almeida &Wolfenzon（2005）和Habib（2008）等进行了相关拓展研究，他们的研究均从不同角度表明，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程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ck & Levine（2002）的实证研究显示，法律执行效率越好，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资本配置效率相应越高。Almeida &Wolfenzon（2005）发现，即使较差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导致资本配置受到约束，但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仍能通过促使稀缺资本从低生产效率的投资项目重新配置到高生产效率的投资项目而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同时金融发展程度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Habib（2008）同样证实了公司透明度和金融发展程度都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
在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研究中，通过对全球87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发展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其社会信用总额与国民收入额的比率一般都在80%左右，平均资本化程度也都在40%以上，而低收入国家的这两个比率仅分别为20%和10%。实际上，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计算和测量，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从反映金融发展（深化）程度的另一个指标“负债的流动比率”来看，该比率也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水平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1960—1995年的35年间，年均国民收入增长3%左右的国家，其负债流动比率都在50%以上；而年均国民收入增长1%左右的国家，其负债流动比率基本上都在10%以内。数据清晰地显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总体来看，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大部分经验和实证研究都支持金融体系的整体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影响持续加深，金融体系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在最近BIS的一篇文章中，Cecchetti &Kharroubi（2012）基于1980—2009年间50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通过考察在一定经济规模下，金融体系规模和增速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是单调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形”的抛物线形态。对此，Cecchetti &Kharroubi（2012）认为，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金融体系的持续扩张确实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但存在一个转折点——在转折点之后，由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对稀缺资源存在着竞争关系，因而金融的过度扩张反而可能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利，导致生产力的低增长。为衡量金融规模，Cecchetti &Kharroubi（2012）分别采用了支出法（私人信贷/GDP）和收入法（金融从业人员占比）进行考察。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若私人信贷的增长快于GDP，将拖累生产力的增长，其中，私人银行信贷的转折点是接近GDP的90%，而总信贷的转折点则约为GDP的100%。从收入法的角度来看，若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超过3.5%，金融的进一步扩张将对生产力的增长有害。从国别案例来看，泰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私人信贷/GDP达到150%，危机后下降至95%。本轮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的私人信贷/GDP超过200%，葡萄牙为160%，英国为180%，丹麦为200%，均明显超过统计样本的最优临界值。
应该说，Cecchetti &Kharroubi（2012）的研究是对早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简单线性关系的一种修正，这种修正的核心要义在于：一方面，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得到确认；另一方面，过度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超速金融扩张可能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Cecchetti &Kharroubi（2012）的上述结论是在本轮危机前主要经济体金融规模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得到的，其基于特定样本国家和特定样本期间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具体数值方面，如“转折点”的测算）是否具有足够的稳健性，仍有待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的经验检验。总体而言，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二者存在着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能将储蓄资金有效地动员起来并引导到生产性投资上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蓬勃发展的实体经济也可以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反过来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将形成一种彼此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体系。反之，金融发展的压抑和长期滞后也将明显抑制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得那些掉入“贫困陷阱”的国家长期陷于金融滞后和经济落后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此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更多地视为一种动态的、协调的和非线性的关系，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扩张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最终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与低效。
1.1.2金融发展与国家战略：一般规律与“国家禀赋”的有效结合
作为“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之一，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战略工具运用必须体现金融一般规律和本国“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在主流的经济理论中，对早期国家竞争的解释几乎总是集中在贸易方面，而金融因素或国家金融战略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不仅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金融战略本身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作为竞争手段的国家工具特征。所谓国家金融战略是指主权国家为谋求其战略利益，通过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作为国家战略有机组成部分的金融工具的运用，最终达到提升其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从全球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金融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与扩大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等。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在充分尊重金融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于自身的“国家禀赋”而创造性地运用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时，可以显著地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1.为战争融资
钱是战争的支柱（Eilenberg，1896）。战争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金融事件，因为战争必然对财力产生大规模的集中消耗，而这些财力需要借助金融的力量来筹集。战争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金融史。当1499年路易十四询问占领米兰需要什么时，孔多提艾尔·特里伍尔齐奥回答道：“三件东西：钱、钱、钱。”霍布森（Hobson）认为金融对战争是如此重要，以至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用拒绝为战争融资的方法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Kaufman，1914）。
事实上，在中世纪，导致银行家破产的主要原因通常不是现代商品和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是国王们不能如期偿还用于雇用军队或资助盟国的战争借款（金德尔伯格，1993）。1585年，西班牙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包围摧毁了这个城市的金融力量。1792年，法国对阿姆斯特丹的占领形成了对该城市金融领导地位的致命一击，而这个领导地位正是两个世纪前从安特卫普夺过来的。1864年、1866年和1870年，当俾斯麦无法获得州议会批准的必要贷款时，他迫使一些银行为普鲁士战争机器提供了贷款。此外，很多重大的金融创新也来自战争融资的迫切需要，如英格兰银行建立于被欧洲大陆称为“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九年战争”中，而1800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银行的主要目的也是筹集战争款项。
金融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英法两国的争霸战中得到更直观的显示。英法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长达几个世纪。英国之所以从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期的战争中获胜，其关键因素就在于英国拥有更为发达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市场。因为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各国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来扩展军力，谁能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更多的钱，谁就能拥有更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由于英国拥有比法国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同时政府的诚信度也很高，这使得英国可以长期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战争资金。相比之下，由于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决策过程不透明，加之在18世纪多次出现拖欠国债本息的情况，这使得投资者对法国的政府信用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大大推高了其战争融资的成本。1752年，英国政府的公债利率大约为2.5%，而法国公债的利率高达5%；在整个1752—1832年间，法国政府支付的公债利息基本都是同期英国政府公债利息的两倍以上（陈志武，2006）。
对于18世纪的英国而言，由于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是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因此，相对于法国低了近一半的公债利率具有重大意义。较低的利息负担使英国可以低成本地筹到更多的钱用于发展军事力量和增强国家实力。事实上，英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低成本的融资条件不无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看，谁能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更多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也正是英法战争中英国之所以能战胜法国的关键因素（陈志武，2007）。
然而，金融发展程度差异对英法两国国运的影响实际上还远不止战争融资方面。部分学者坚持认为，1789年法国人均生活水平与英国一样高，从1815年到约1870年，法国与英国经济增长一样快（O'Brien &Keydar，1978），但法国在近代金融制度的发展方面却落后了英国约100年，如中央银行和国家财政改革、银行券与银行存款的使用、保险等等（金德尔伯格，1993）。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在《西欧金融史（第二版）》（中译本）一书的第129页详细列举了法国金融远远落后于英国的9个方面的事实。由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巨大优势，英国在1688年以后调动（本国和国外）资源的能力甚至能使它在其人力为法国1/3的情况下击败法国（Dickson，1967）。
2.海外贸易与对外经济控制
关于金融战略经由海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控制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在19世纪之前，其成功的运用者和核心受益人是英国。从历史事件来看，自荷兰将海上霸权拱手相让后，西班牙也在1588年的海战中败于英国，其贵族体制没有体现出在调动拉美殖民地资源方面的优势。法国的对外殖民扩张属于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布罗代尔（Braudel）称之为“巨人症”，放弃海外殖民地对法国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只有英国在大洲贸易中有效地运用了其金融体系的力量，并最终实现了扩展海外贸易和加强对外经济控制的目标。
让我们再次回到英法战争。经过18世纪的“七年战争”，虽然英国已经在对法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但真正的决战却在拿破仑时代。拿破仑时代的英法战争经常被解读为一场贸易保护战，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双方竞争的核心载体已经演变为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制度上的竞争。受“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重农学派”主要由法国人魁奈开创。），法国向来重视实物经济，因而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通过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切断其实物资源，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相比之下，当时的英国奉行的是“重商主义”，非常重视贸易与金融，因而英国的战略是进行反封锁，通过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在欧洲大陆范围内调动资源，从而增加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英法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在欧洲乃至全球的胜利。这种胜利不再是早期贸易航道与海权的争夺，而是金融力量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工具在海外贸易与对外经济控制中的战略地位。
金融和贸易相结合，不仅使英国可以源源不断地摄取来自地理发现和殖民地的海外资源支持，还能通过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更为有效地组织大洲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从而成为全球贸易圈的核心支配力量。事实上，英国是美国之前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国家力量的唯一海上强国，而这背后的支撑力量正是以金融贸易一体化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可以认为，在英国重商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金融制度具有天生的扩展愿望，这种金融扩张最终与对外贸易的扩张彼此衔接，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大，也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并最终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之所以能在与法国的争霸战中取得胜利，并最终打垮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其背后的“无形之手”正是来自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
19世纪以来，在美国逐渐取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同样彰显了美国金融体系在扩展对外贸易和加强对外经济控制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旧殖民时代赤裸裸的侵略与劫夺不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策略以价值观和货币输出为基本特征，前者以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实力为载体，而后者则通过美元货币的全球发行与流通，牢牢地占据了全球贸易、经济往来甚至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当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计价货币、结算工具和储备货币之后，美元最终成为整个美国价值体系的承载媒介，它不仅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发生直接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以经济为基础的全球主流文化与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美国的新型殖民主义可以被称为“金融殖民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以美元货币体系为核心载体，全面对外输出产品、劳务、技术和文化价值观，从而达到以“美国模式”改造全球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目标。
3.建立货币强权
马克思认为货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
从经济角度来看，建立稳定的、可信的货币体系，不仅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扩大对外经济影响力的需要。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货币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主权货币的强势程度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调动资源。从英美等国全球霸权的建立过程来看，货币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全面崛起的象征，更是奠定大国地位的核心标志。事实上，在历史上很多大国竞争过程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立强大货币体系的重要性。
关于建立货币强权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可以从“冷战”时代的美苏争霸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十月革命”以后，诞生于欧洲混乱之中的苏联迅速成长为20世纪的“政治军事恐龙”，并在“大萧条”横扫欧美之时，建立了工农业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将力量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并开始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争霸。
总体来看，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主要是军事上的；而在经济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实物经济体系实际上严重限制了苏联的国家经济发展。为实行有取舍的实物生产计划，苏联常常为了保障军火供应而不得不放弃许多日用品的生产。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苏联既没有发达的贸易与金融体系，也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市场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其力量仅仅局限于东欧的强制性计划经济体系之内。相比之下，在强大的金融体系支撑下，美国的印钞机飞速运转，并通过全球货币体系大量输出美元。美国的金融和货币输出战略不仅满足了其战略性进口需求和扩军援外的需要，同时也带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从而使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实际上，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美苏两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最终造就了两国在货币这个关键层面上的不同竞争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货币的作用被弱化，苏联始终也没有创造出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而美国则通过一系列的战略举措最终实现了货币的国际化，成功地建立起了美元在全球的强势地位。可以说，美国正是凭借其建立在强势货币基础之上的金融优势，最终打败了其长期竞争对手苏联。
显而易见，作为一个缺少国际货币的超级大国，苏联是没有力量与美国全面展开长期对抗性竞争的。事实上，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之初，里根政府曾有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构想，但美国的机密研究报告认为，由于苏联拥有大量的黄金，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不利后果之一是给苏联和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以影响国际经济的能力，于是里根政府最终放弃了恢复金本位的努力，而苏联也随之失去了改变其不利竞争地位的历史机遇。
4.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转型
在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出现之前，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主要是通过企业自身成长的内在动力以及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机制缓慢进行的。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然成长法则。但在现代金融出现之后，一种基于“未来”（预期）的价值评价体系得以建立，其基本理念是：只要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预期收益，即使某个企业当前的现金流为零，照样可以获得来自金融体系的资金。这对于那些天生需要冒险和先期需要巨大投入的新兴产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挣脱资金束缚的极佳途径。从学理上看，金融体系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转型方面的作用是双重的：它不仅有效地聚集了社会的闲散资源，而且还通过一套独特的信号系统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未来成长预期高的新兴产业，从而加速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抵押债券、杠杆收购、期货、期权、互换、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渐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市场、灵活的融资制度安排和更加积极的风险管理模式。金融创新带动了全球金融网络的发展，不仅扩展了金融体系自身的功能和范围，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这些都对企业生产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交易成本的降低、资本配置的创新和风险管理的完善使得那些处于成长期或发展期的企业能够更加容易和低成本地取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从产业结构的实际更迭来看，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经济的核心是以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它们缔造了20世纪的工业文明。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其重要特征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之后又加上了其他一些要素，如管理、信息等。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那些在20世纪被称为现代工业的产业会慢慢演变成传统产业，经济增长的轴心和核心动力正在转向以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为代表的新型增长模式。
总体而言，与20世纪之前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外延式扩张特征不同，21世纪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转向以科学和知识进步为基础的内涵发展模式。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和知识成果的产业化需要大规模金融资本的支撑，因此，一个国家要在21世纪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这“两大车轮”缺一不可，前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和终极的推动力，而后者则通过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增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产业发展中的扩散能力。
1.1.3金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偏离金融规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金融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良好的金融模式必须以遵循规律为基本前提，任何偏离金融发展一般规律的做法不仅是难以持续的，而且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极为有害。
根据“大金融”命题，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体系内部必须是结构健全和功能稳定的，否则金融体系会通过自身的“溢出效应”（负外部性）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二是金融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最终载体，任何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的金融模式都注定会以崩溃收场。
从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来看，以下几种金融模式具有典型的不可持续性：一是以16世纪西班牙为代表的“耗损型金融”，这种金融模式将大量资金投入政府购买或者社会消费，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二是以20世纪日本为代表的“依附性金融”，这种金融模式使得金融的发展长期沦为产业资本和行政力量的附庸，并最终在复杂的“裙带资本主义”链条中失去了活力；三是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导致的“泡沫化金融”，从早期的荷兰到后来的英美等国，这种金融模式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在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史中得到确认。
1.耗损型金融
所谓“耗损型金融”，是指金融资本主要不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浪费在过度的政府购买和消费上。在这种模式下，由于资金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和用于提高生产效率，这使得净金融资本的拥有国很难将金融优势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优势。曾经在这一模式下存在的典型国家是16—17世纪的西班牙。
16世纪初期，最先移民新大陆的是西班牙。通过在殖民地进行残酷的杀戮和掠夺，西班牙获得了大量金银。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新大陆运回246000千克白银、5500千克黄金，到16世纪末，西班牙的金银数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83%（陈雨露，2009）。然而，虽然西班牙在16世纪初的五六十年里发展得很快，但到了16世纪中后期就逐渐衰落了。很多评论家将西班牙的崛起称为“昙花一现”，事实上，西班牙重新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呢？
从金融的角度而言，西班牙作为一个海上霸权国家，并没有把从殖民地获取的财富投入实际生产，不仅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制造业也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相反，大量的金银主要被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供养政府的高额开支和规模庞大的军队（例如当时的西班牙就拥有欧洲最强的陆军，最大规模和最强的海军），这一方面使得通过国家强制力量来维持世界霸权的方式得以暂时为继，但也在长期中造成了国家财力的衰竭——在l6世纪初西班牙就发生了很多的皇室破产，到17世纪这一情况更加严重；二是从殖民地获取的大量财富流入国内后，王朝贵族开始追求奢侈生活，同时造成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散习惯，财富并未被本国工农商业所吸收，而是辗转流入英法等国后才转化为资本。由于缺乏生产能力，殖民地市场很快被英法等国的商品占领。
据统计，在1503—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拿到的白银是1860吨，黄金是200吨。然而，这些钱并没有被用于支持产业发展。财富仅仅是财富，并没有转化为金融资本和现实的生产力。由于本土经济毫无起色，加之地租和工资减少，更多的西班牙人热衷于海外探险和海上贸易，而不是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到了1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开始遭遇英国的挑战。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与英国的交战中败北后，英国控制了多佛尔海峡。海上霸权的消弭使得西班牙王室开始不能兑付地中海城市本土银行汇票，本土在地中海的银行随之开始大量破产。西班牙银行业的衰落标志着西班牙霸权时代的结束。至16世纪末，新大陆白银逐渐枯竭，17世纪荷兰联省又分裂了西班牙本土，西班牙自此开始沦为二流国家。
2.依附性金融
所谓“依附性金融”，是指金融的发展缺乏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要么被动地依附于产业结构，要么在政府的政策性保护下生存。这种模式往往使得金融发展形成对产业资本和政府干预的过度依赖，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发展。曾经在这一模式下存在的典型国家是20世纪后期的日本。
20世纪70年代初，凭借电子和汽车等行业的振兴，日本取得了在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贸易优势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经济和金融优势。随着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似乎也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提升，不仅日元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走俏，很多日本银行也跻身全球顶级大型银行的行列。
然而，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日本的金融体制一直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依附于产业而非市场的国内金融体系，二是依附于国际贸易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导致了日本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而后者则导致了日元政策的主动性丧失——由于贸易关系最终决定了日元走势，日元不得不受制于美元的政策。
日元的升值战略一方面减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改变了其以商品输出为主的贸易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在向东南亚大量输出生产的过程中仍然要以美元结算，这使得日本的生产输出事实上没有稳定的货币基础作为支撑。事实证明，升值后的日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为非常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和实体经济外，便是助长了国内的投机行情。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受制于美元并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经济二十余年来萧条的罪魁祸首。
此外，日本金融的依附性还表现在对政府政策性支持的依赖上。日本的金融监管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属于典型的“僚属监管”。在“照顾弱者”的监管价值观下，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由于政府的庇护和干预，日本的银行业最终走上了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竞争模式，其结果是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并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掩盖在了暂时的经济繁荣之下。
此外，在日本，以政党、官僚体制、大型财阀和企业关系为依托的“裙带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顽固性依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金融的发展长期沦为产业资本和行政力量的附庸，并最终在复杂的“裙带资本主义”链条中失去了活力。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和陷入“失落的20年”，日本这个显赫一时的“金融巨人”也随之成为标准教科书中失败案例的典型。
3.泡沫化金融
所谓“泡沫化金融”，是指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即由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而导致的失控性金融膨胀。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直接后果是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出现。纵观全球金融危机史，很多国家的衰落都与金融泡沫的崩溃相关。
回溯历史，从源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这次泡沫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泡沫经济，其结果是使得刚刚崛起不久的荷兰帝国走向衰落）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历史上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过后，世界大战随即爆发；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过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滑坡和社会矛盾随即接踵而至。
据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融危机出现了明显向发展中国家聚集的趋势。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朝着越来越复杂的形态转变。在某些国家，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接踵而至，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美国经济学家艾伦（Allen）和盖尔（Gale）的一项研究中，银行危机带来的损失高达GDP的27%。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金融处理的核心问题直接与货币相关，这使得金融事件始终与人性问题相纠缠，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人性的失控程度将最终决定金融的泡沫化程度。在1636年的荷兰，郁金香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宝石，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到针对这种球茎类花卉接近疯狂的投机中。1719年，英国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29英镑狂飙到1000英镑以上，半年涨幅接近700%，一年后股价一落千丈。（有人这样记录南海泡沫事件：“政治家们忘记了政见；律师们忘记了本行；批发商们忘记了生意；医生们忘记了病人；店主们忘记了自己的商店；一贯讲信用的债务人忘记了债权人；牧师们忘记了布道；甚至女人们也忘记了自尊和虚荣！”）与此同时，在1720年约翰·劳（John Law）导演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中，人们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可一年后跌到500利弗尔。
纵观全球金融史，投机泡沫的对象范畴极为广阔，从初级产品到供不应求的进口货还包括各种国内证券、海外证券、合约、土地、铁路、房屋、办公楼、购物中心和外汇等等。在人类疯狂的投机史上，甚至不乏种种并不存在的虚幻对象。事实上，由于实物交易和信用交易相分离，金融创新背景下的投机对象甚至可以扩展至人类想象力可以触及的任何范围。
然而，由过度金融化推动的投机和泡沫经济注定是难以持续的。金融源于信用，而金融泡沫的崩溃也将源于信用的透支。无论多么疯狂的投机和泡沫狂想症，最终都会以迅猛的崩溃收场。正如加尔布雷斯（Galbraith）所言：“价格的下跌总是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当大规模崩溃来临之际，受损的不仅仅是金融体系，还有因过度负债和信用急剧收缩而伤痕累累的实体经济。
1.2危机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发展趋势：回归“大金融”命题
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曾一度偏离“大金融”体系，主要表现为：国际金融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无法反映全球实体经济的真实变化；金融过度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长期积聚；宏观金融调控体系未能很好地纳入金融稳定的影响，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此轮危机之后，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四大基本趋势：一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日益提升，国际金融治理将呈现出“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特征；二是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体系将实现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的转变；三是在低杠杆的后现代金融体系时代，金融将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四是为确保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大势所趋。显而易见，这些趋势表明，“大金融”体系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演进的基本取向。
1.2.1国际金融格局新趋势：“再平衡的多边主义”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直接结果是全球分工进一步细化，产业链进一步拉长。到2008年，世界经济实际上已分化成三个主要板块：以美国、英国、西班牙等为主的金融和消费板块，以德国、日本、中国、韩国为主的制造业和出口板块，以及其他资源和农业国家板块。其中，金融和消费板块以借贷和负债方式消费，而制造业和出口板块则通过生产链延伸满足全球的市场需求。这种模式的长期积累，最终形成了金融和消费板块的过度消费，以及制造业和出口板块的产能过剩，而全球金融市场的融资便利则使得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都大大提高。
经过这次危机，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格局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总体来看，这种变化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表现出极其强劲的增长力量，其金融地位也相应上升。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动的背景下，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极主导”的国际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未来的趋势将呈现出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局面。
1.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日渐突出，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降低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发达国家GDP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GDP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则逐步上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发达经济体GDP占全球的份额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5%左右，下降至2008年的55%左右，近20年累计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所占的份额则上升至2008年的45%左右。在世界经济50强中，发达经济体占22个，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占了28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数量超过一半。（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编：《世界经济数据参考资料》，2009。）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是直接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亚洲地区的转移。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分别为72387亿美元、17641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9%和2.9%。除日本外，亚洲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由1980年的7.8%上升到2008年的14.8%和2009年的16.4%。如果算上日本，亚洲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随着亚洲经济体的实力与日俱增，其规模日益接近欧盟，而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东盟更是推动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核心力量。
2.“金砖国家”成为新兴大国，并很可能在21世纪中叶引领全球经济
作为新时代不断崛起的主要经济体，有着“金砖国家”之称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金砖国家”发挥各自优势，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其经济增长部分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接近一半。（在“金砖国家”中，五个类型的国家向世界展示出了大国成长的不同道路：俄罗斯作为前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在经历了一段“过山车”式的大滑坡后，重整旗鼓，携前超级大国的余威，重新回归到大国行列。巴西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进入次发达国家的行列，20多年前就具备了冲击经济大国的基础条件，但由于通货膨胀久治不愈，患上既攀不上发达国家、又没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拉美病”，被全球经济边缘化了30年，近年来终于走出低谷，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议会制发展中国家，20年前还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在软件、制药等产业领域已处在国际先进水平，金融服务体系非常完善，正走向一条由贫穷落后国家向经济大国转变的道路。中国是转型国家中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典范，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已攀升至全球第二。南非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享有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国际经济制裁，经济一度出现衰退，1996年新南非政府推出了“增长、就业、再分配”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逐步恢复，成为全球瞩目的“非洲代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从2006年到2008年，“金砖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0.7%，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居于前列。在经历了2010年出色的经济增长之后，“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17%~18%。继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之后，“金砖国家”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奇迹”。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在题为《与“金砖国家”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金砖国家”将于2050年彻底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其中，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可能在2032年超过日本；“金砖国家”合计的GDP可能在2041年超过西方六大工业国（G7中除去加拿大）。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
然而，事实的发展可能比高盛公司的上述预测更为快速。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力。在上述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进一步加快。如果按照现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类标准，那么，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将首次超过50%，并在2030 年达到60% 以上。以汇率衡量，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超过发达国家将出现在2023年前后；2015 年亚洲（除日本）的经济规模将与欧盟、美国相当，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到2025 年，中国的GDP 规模可能超过美国，印度的GDP规模可能超过日本。
3.随着大国经济格局变化，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将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化
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和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必将推动各国金融力量的对比发生相应变化。由于危机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普遍遭到重创，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加之发展中国家还存在较大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空间，这些都使得危机后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格局将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化。总体来看，全球金融力量对比的变化可有几个层次：从金融机构的分布格局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并在服务全球经济和资本流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金融市场规模看，发展中国家将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并形成若干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全球性金融中心；从国际货币格局看，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可能降至50%以下，新兴市场货币的地位则趋于上升，从而形成一个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组成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从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来看，目前北美、日本、欧盟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占全球的74.5%，全球前十大投资银行、十大私人银行和十大保险公司均属于美欧国家。在未来的1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基金都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的参与者。英国《银行家》杂志预测，到2020年全球1000 家大银行中将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将跻身全球前十大银行业市场行列，中国将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银行业市场。
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和金融重心的东移必将为亚洲新兴市场造就更具规模和市场深度的股票、债券和银行业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债券市场分别占全球债券市值的37%、35%和14%，亚洲发展中国家合计仅占6%，预计到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可望与美国、欧盟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依托亚太地区实体经济和金融资产规模的提升，中国香港和上海有望成为与纽约、伦敦地位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发挥核心支点的作用。
4.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日益扩大，国际金融新格局将呈现出“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特征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并体现为话语权结构。随着大国力量的消长变化，话语权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动。几百年来，欧美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的主导权，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基本上都是由它们制定的。而现在的新兴国家大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随着这些新兴国家力量的增长，世界格局将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亮点，并为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金砖国家”正在成为全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国际分工的调整和由此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带来全球贸易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在上述进程中，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多元化必然削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最终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可以预期，随着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100年来由发达国家垄断世界市场的时代将宣告结束，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将被多极化的格局所取代，美国“一极独大”的霸主地位也将发生动摇。实际上，“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速度，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基本格局，也因之明显增强了其自身在国际上的发言权，进而为参与修改乃至制定世界经济新体制及游戏规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危机后“金砖国家”提出：必须重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改革进程必须充分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保证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地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必须具有更大代表性，应加强新兴经济体在该委员会中的地位，等等。）世界经济论坛根据“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程度”和“地缘经济实力转移的速度”这两个最关键的因素，模拟了四种可能情形：在地缘经济实力对比发生迅速转移、全球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强化的组合下，形成“再平衡的多边主义”格局；在地缘经济实力对比缓慢变化、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混乱的组合下，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形成“割据的保护主义”格局。处于中间情形的分别是“再造的西方温和主义”和“金融地区主义”。鉴于“大萧条”以来的惨痛历史教训，世界各国已充分认识到“去全球化”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在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协调和结构改革成为必然趋势的前提下，国际金融新格局呈现出“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在客观上也需要在全球性层面上进行协调治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货币流动所赖以生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缺少全球公共性，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仍然掌控在少数国家手中，这对于目前已经改变的全球经济实力布局而言是难以持续的。虽然涉及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利益分配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各国在监管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并尝试为其做出更加完善的改革方面，已经实现了空前的一致。当全球化把所有国家的经济都置于同一个大熔炉中的时候，面对系统性风险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在共同的根本利益面前，对话、妥协和合作成为唯一选择。危机中各国不仅普遍各自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来舒缓本国危机，而且还采取联合措施刺激经济。2009年4月2日，伦敦G20峰会各国领导人就全球经济刺激达成1.1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协议，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能力、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多边协议。随着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G20逐渐取代了富国的G7俱乐部和后来的G8，成为各国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2009年9月25日，匹兹堡G20峰会发表了《领导人声明》，指定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并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直到全球经济复苏得到明显巩固。2010年以来，“金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不断加强，尤其是随着南非的加入，“金砖四国”转变为“金砖五国”，进一步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代表性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和话语权。
1.2.2国际货币体系新趋势：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
国际货币形态的更替与汇率制度的变革，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兴衰起伏，共同勾勒了国际货币体系200年纵深演变的轨迹。前者反映了经济霸权力量转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而后者则反映出世界各国对于稳定货币秩序的要求，以及国家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与利益冲突。19世纪以来，四代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更需要一个稳定平衡的国际货币网络，而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结构基本统一，才能维持持续的平衡。
事实上，从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及各主要货币汇率陆续自由浮动开始，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就从未停止。从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再到起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改革的呼声更是随着危机的肆虐一浪高过一浪。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世界经济“霸权守成”与“力量新兴”两股力量之间的相互角力与制衡占据了历史的舞台，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然而，由于转换成本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经济实力的变迁，表现为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美元替代英镑几乎用了一个世纪，而美元对英镑的货币替代滞后于美国对英国的经济超越近50年。同时，在大变迁的过程当中，核心货币国家卷入世界性战争，或者是长期实施以自我为中心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通常使其他外围国家最终决定脱离其货币体系，最终成为大变革的引爆点。
1.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四个阶段与三次货币替代
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国际货币格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货币替代的过程。英国和美国在它们各自最辉煌的时期，牢牢地控制着全球的经济与贸易格局，它们的主权货币在全世界享有无可撼动的话语权。从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流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替代英镑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再到此后60余年德国马克、日元以及欧元等货币的兴衰更替，全球主要货币之间的竞争伴随着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力量转换而不断博弈。
第一代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包括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两个阶段。这一体系的形成，主要源于英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支配地位的确立，以及金本位货币体系在主要发达国家的普遍实施。17—18世纪，在赢得了长达100多年横跨欧、亚、美的战争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英国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819年，英国颁布《恢复条令》，恢复了通货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度。随着此后德国、美国、法国分别于1871年、1873年与1878年建立金本位货币体系，第一代货币体系最终建立。
凭借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稳定的英镑币值，英国在这一时期的货币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英镑与黄金共同充当国际本位货币。据Eichengreen（2005）分析，在这一时期，全球贸易约有60%是以英镑计值和结算的，64%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存放在伦敦的（Lindert，1969）。在20世纪20年代末，全球外汇储备中英镑占80%，在1938年仍约占70%（Triffin，1968）。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陆续停止了本国货币与黄金的直接兑换。为防止黄金储备流失，大部分国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尽管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上，英、法、意、日等国通过了恢复金本位的行动纲领，但由于当时的黄金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各国央行的储备需求，各国最终采取了金汇兑本位制，即小国以大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而大国则以黄金作为国际储备。
1933年，随着英镑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元和法郎国际地位的上升，由三种主要货币（英镑、美元和法郎）共担国际货币职责的“第二代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三大货币集团鼎足而立，不断为争夺国际货币的主导权而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英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一方面，美国经济迅速崛起，很快取得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权；另一方面，英国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破坏，日渐衰落。1944年7月，同盟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在这场会议中，“怀特方案”最终战胜“凯恩斯计划”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基础，并由此确立了第三代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实际上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主导权。（虽然Chinn & Frankel（2008）认为，美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取代英镑成为主导国际货币的，但是Eichengreen &Flandreau（2008）则认为，美元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取代了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期间经历过反复，在1933年美元贬值后，英镑又超过了美元）。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兴起，并与伦敦展开了竞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兴起，并与英镑展开了竞争。）Skidelsky（2006）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英美之间权力转移的产物，英国无力领导世界，英镑也就无法再充当国际中心货币的角色了。
战后，随着日本、德国以及法国等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的飞速增长，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遭到挑战，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根植于第三代国际货币体系的“特里芬难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破坏了货币体系运行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在经过若干次国际联合救助行动无果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牙买加协定》。牙买加体系是世界货币演变史上的一次重要里程碑，自此人类货币完成了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从有锚货币向无锚货币、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相比，牙买加体系时代以更大的波动和更少的“规则基础”为特征。牙买加体系沿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但在新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秩序与纪律。于是，秩序弱化而又缺乏新的原则和理念支撑的“无体系的体系”已经不合时宜，与金融全球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徐明棋，1999）。）牙买加体系一直运行至今。
第四代国际货币体系可被称为“一主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一主”是美元，而“多元”则是欧元、日元和英镑。在该体系中，尽管美元不再处于“一元独霸”的地位，但依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支付手段、结算工具和计价单位，因此，该体系又被称为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高达64%；全球45%的债券以美元计价和交易；全球所有外汇交易总量中，以美元为对手货币的比例高达86%（总量为200%，每项交易涉及两种货币）；全球有68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固定。在该体系中，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汇率安排，包括单一货币盯住制度、一揽子盯住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等。
总体而言，在过去的200年，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四大阶段、三大货币替代。在这一进程当中，有关货币“霸权守成”和“力量新兴”之间角力的规律有三：第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核心货币国家的经济实力基本统一；第二，核心货币国家卷入战争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引爆点”；第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相对于核心货币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滞后，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替代过程。
2.国际货币体系现状：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缺陷
从理论上讲，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担负起维护货币金融稳定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双重责任”。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历史与运行现状来看，尽管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特里芬难题”、打破僵化的汇率体制、促进经济增长等作用，但这种“没有体系的体系”并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模式。
（1）局限之一：全球经济与金融失衡
在美元本位制条件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属于该体系的中心国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以中东为代表的资源输出国属于外围国家。一方面，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资源输出国等外围国家的商品和资源流入美国换回美元，由此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同时这些国家又将大量的外汇投资于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致使美元回流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不仅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商品和资源，而且还能享受美元回流的好处。这种实体资源与金融资本的“双循环”模式导致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贸易不平衡，美国贸易赤字庞大而外围国家积累大量贸易盈余；二是国际资本流动不平衡，国际资本由外围国家持续流向中心国家。据统计，1999—2007年间，全球约86%的资本流向了美国、日本、英国以及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
近年来，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不断恶化。如果用各国经常账户余额绝对值之和与全球GDP之比，以及全球外汇储备总额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那么，前者从2000年的3.7%上升至2008年的5.9%，而后者则从1998年的1.6万亿美元攀升至2008年的8.1万亿美元，增幅高达4倍。
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和平衡的基本模式是：新兴发展中国家采取有管理浮动的中间汇率范式，通过软
盯住美元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来促进就业和增长，并通过吸收外部直接投资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使用美元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货币国家则通过廉价货币政策，一方面使用新兴国家大量的美元储备进行低成本融资，另一方面利用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通过消费主导型的模式来促进增长和就业。由于上述模式常常导致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内含矛盾的经济增长和平衡模式又被称为全球经济的“恐怖平衡”。
总体而言，在目前的美元储备体系下，外围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所指出的：“非储备货币国外汇资产的积累意味着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可以得到廉价的资金，而穷国则不但得不到廉价资金而且还要承担在储备货币国的投资风险。”此外，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带来了国际协调机制的不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是战后形成的三个主要的国际协调机构，但长期以来，少数发达国家在这些机构中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而占据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2）局限之二：不受约束的货币发行与流动性泛滥
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领导地位的货币，还拥有货币强权（monetary power），即居于国际货币领导地位的国家，会通过国际货币关系而对其他外围国家施加很大的影响（Andrews，2006）。货币强权体现在多方面，如转嫁货币转换成本的权力、延迟支付持续调整成本的权力、重构参与国社会地位的权力，等等。拥有货币强权的国家还可利用“汇率武器”制衡其主要经济对手，美国就曾利用货币胁迫的手段（汇率武器）来使日本和欧盟采取的诸多措施大打折扣（Henning，2006）。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享受着三大“超级霸权”，即在国际货币中的垄断权、不受监控的美元货币发行权以及对美元铸币税的独享权。这三大“超级霸权”与浮动汇率制相结合，致使全球货币不断扩张，流动性泛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波动。近年来，美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而推出的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导致石油、贵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通货膨胀水平不断高企，资产价格泡沫问题频频出现。其中，尤以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美元在享受“超级霸权”的同时还获得了“超级利益”。Pierre—Olivier Gourinchas与Helene Rey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私募基金，而且不需要任何资本金。美国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此）。”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与Helene Rey的计算表明：1952—2004年，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5.72%，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3.61%，二者相差2.11个百分点。数万亿美元乃至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规模，2.11个百分点的回报率差距，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十分巨大。
（3）局限之三：与日益变迁的国际经济格局不相匹配
除上述两个方面的局限之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存在着汇率制度不稳定、危机救助机制不完善等弊端。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以来所累积的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更为凸显，同时也使国际经济“霸权守成”和“力量新兴”的较量有了新的开端，即“霸权守成”渐弱，而“力量新兴”渐强。
所谓“霸权守成”渐弱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由超过一半回落到四分之一左右，进出口贸易占全球的份额也由六分之一左右降至十分之一左右，而美国依然占据着全球储备体系当中三分之二的美元地位。以仅四分之一的力量支撑三分之二的国际货币地位，现有的国际货币格局已经难以为继。
所谓“力量新兴”渐强是指，近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它们愈发认识到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的重要性。从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来看，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崛起。特别是，随着亚洲各国的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它们继续采用本地区之外的另一种货币就会面临更大的货币错配问题，因而贸易及整个宏观经济更容易受到关键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在面临多种原因引起的贸易争端时，有着广泛贸易联系的地区使用第三方货币，就容易受到中心货币国家“汇率武器”与货币胁迫的控制，因而寻求另一种既具有共同利益、又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自主性的货币，减少对原有中心货币的依赖，是寻求货币自治的根本出路。
3.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基本统一，才能实现稳定持续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除了经济、商业与金融的规模以外，储备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赖于一国的政治影响力（Eichengreen &Flandreau，2008），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国际货币的兴衰，因此，货币的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演变（Mundell，2003）。
可以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全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了。随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赖以形成及运转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新兴力量将对传统的经济势力发出挑战，而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尽管后危机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对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注定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第一，美国依然是无可动摇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而且任何国家的单一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都无法避免“特里芬难题”；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三，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潜在资产损失，也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从长期来看，必须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整修”，其基本方向有三：一是由信用货币向实物货币回归，重新回归金本位制或某种商品货币本位制；二是创建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货币；三是让储备货币多元化或创建新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在第一种模式下，实物货币的本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当今世界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贸易对于货币的需求，可行性很小。对于第二种模式而言，实践表明，构建超主权的单一世界货币是难以实现的梦想。（比如，1860年英国断然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构建超主权的单一世界货币的构想，1944年美国又断然拒绝了英国提出的构建单一世界货币的构想。）相比之下，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既能够跟现行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相适应，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综合来看，第三种模式的可行性最高。
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极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
“第五代国际货币体系”。
1.2.3金融功能取向新趋势：回归实体经济
金融最早是为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也表明，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永恒动力和不竭源泉。从近现代全球经济史来看，欧洲国家19世纪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主要原因是欧洲率先发起了工业革命，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抬升，关键因素也是率先进行了产业技术革命，成为全球高端制造业的龙头。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资金进入金融产业，全球金融体系不断进行自我扩张和膨胀，金融业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充裕的全球资金涌入美国，金融业在美国的发展越来越旺盛，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产业和金融创新的中心。统计数据显示，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虽然由20世纪末的30%下降至2007年的20%左右，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40%，华尔街的从业人员可以获得天文数字的薪酬和奖金。欧元区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180%上升至2005年的505%。由于创新过度，金融产品结构越来越复杂，偏离实体经济也越来越远，最终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社会生产性投资下降，生产部门萎缩，投机之风盛行，风险不断加大，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