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什么是“大金融”命题

一、“大金融”命题的提出：三大基本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体系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经常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将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总体来看，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以一种更加全面、系统和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构建新的金融理论框架。“大金融”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所定义的“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在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下，我们注重从全球视野去总结和梳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待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我们构筑的“大金融”概念最终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学理论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现实世界的经济和金融现象是微观行为和宏观表现的有机统一。人为割裂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强行在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之间建立对立性的“金融”概念，不仅金融学理论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更难以有效解释和指导真实世界的现象和行为。长期以来，以资产定价、公司理财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理论和以货币经济学、信用周期理论为代表的宏观金融理论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前者始终将视野局限于单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与决策，而后者则试图越过分散市场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直接在总量关系上建立起关联。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启示之一，金融学的宏观分析并没有真正“向下”思考，探索宏观金融变化对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和倾向的影响；微观分析也没有真正“向上”思考，探索由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合成谬误”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失衡（黄达，2010）。方法论上的割裂已经成为金融学理论发展的巨大掣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真正从思维的理念和方法上将金融学的内容体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只有坚持微观基础和宏观视野相统一，并在微观行为和宏观表现之间建立起逻辑可信的联系，金融学的发展才能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理念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最初是为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复杂化和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逐渐显现，并最终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相对于产业资本而言，金融资本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产业或地域，通常具有更强的同质性、波动性以及更短的资本周期，这些特征不仅塑造了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而且使得金融周期和产业周期经常性地发生背离。在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在发生改变，金融体系的价值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膨胀最终被证明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极为有害。这就要求金融发展的功能定位应该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将经济的繁荣建立在真实的财富创造之上。从本质上看，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金融价值基础进行重建的过程，因为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涉及手段与目标的协调、生产功能与分配功能的协调、市场价值和伦理基础的协调等深层次问题。一种健全的金融理念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才会出现。

第三，“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强调

全球化条件下的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该理论是否来自根据它的一般假设条件所做出的符合逻辑的推断，更在于这种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更加科学地解释和指导实践。作为一种解释复杂现象的理论，金融学在形成任何一般性规律的同时，都必须对这些规律的适用和约束条件予以明确界定。由于同一规律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任何金融规律在应用于指导国家实践时，都必须首先解决一般规律和国家特质的结合问题，因为后者构成了金融规律适用的约束条件。从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金融体系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国家禀赋”对金融体系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所谓“国家禀赋”，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资源禀赋，同时也包括与金融体系的运行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特质和政治制度框架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国金融体系的实际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长期经济进程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基本发展方向。

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特定禀赋的良好结合，是从理论的有效性到实践的有效性的关键连接点。此外，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趋势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国，如何在一种全球思维模式之下，兼顾自身的“国家禀赋”，更快地建设出一套适用于全球化进程需要的新型金融管理体系，是中国式全球金融思维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中国的“大金融”发展观应着力构建以下三大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二是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增长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全球经验和自身所特有的“国家禀赋”。三大基础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大金融”概念的理论支柱和核心价值体系。

二、“大金融”命题的理论基础：回归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

作为联结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的桥梁，金融体系长期被看作是一个“黑匣子”，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桥梁两端的状况，至于货币和信贷在这个“黑匣子”中如何运动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不是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阿罗德布鲁范式”为代表的一般均衡理论，围绕零交易成本和充分认知假设建立起了一个“无摩擦”的完美市场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金融部门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它不仅不会影响市场的均衡状态和过程，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实际上，细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学发展脉络，自MM理论（Modigliani—Miller theory）“严格”论证了完善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将独立于融资决策后，金融因素就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尤其是随着“有效市场理论”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实物因素而非金融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了人们全盘低估过去几十年的风险。

近年来，金融扩张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成为越来越多经济学者和观察家所关注的对象。人们抱怨，不受制约的金融膨胀最终损害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并把这一切归咎于监管体系的漏洞和道德败坏的银行家们。然而，金融扩张之所以可以长期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金融体系的运行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于实体经济的特殊规律，而目前我们对这些规律还知之甚少。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视野中，不仅没有将不稳定性作为系统的特性予以解释，而且也不认为内生不稳定性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所必须解释的内容。无论是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还是流行的货币主义分析，都不能解释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但实际上，经济中所发生的现象是如此地依赖金融因素，以至只有在金融因素被纳入理论结构之后，经济理论才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Minsky，1986）。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现行的宏观稳定框架中，不稳定的来源更多地来自我们对金融规律的认识不足，而不仅仅是华尔街巨头的贪婪或是政策当局的迟缓和软弱。

事实上，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主流范式是如此偏颇地忽略了金融因素的重要影响，以至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内生性金融经济理论的系统论述。这不仅造成了理解现实经济的困惑，而且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系统重建包含内生性金融因素的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实际上，只要从稍长的历史视角来审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未来的10~20年很可能成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又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经济学，“滞胀”的七八十年代催生了新古典经济学（包括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而此轮金融危机则对包含金融因素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呐喊。几乎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轮宏观经济学“革命”，一方面体现了现实世界变化对经济理论的最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原有理论在通用性和适用性方面的严重不足。

对于改革而言，理论和现实的科学一致性是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如果一种经济理论要对正确的政策制定有所裨益，那么，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必须在该理论中也是一种兼容的事件。然而，对于流行的宏观经济学而言，作为其建模基础的经济状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如何从不切实际的模型构造转向真正具有洞察力和敏感性的理论重建，成为摆在当代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所谓洞察力和敏感性，要求新的理论必须是普遍适用、贴近现实和具有现实解释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历史的事件，同时还能对最新近的现象具有理论上的预见性和判断力。一种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只有立足于真实世界的现象和行为，才能建立起更具普适性和生命力的理论分析体系。“大金融”命题的三个基本内涵，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反思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大金融”命题的提出，其根本目标就是要重新回归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通过对现代金融体系内在规律的研究，系统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理论框架。

总体来看，“大金融”命题具有极其鲜明的方法论特征，这种方法论旨在确立研究经济和金融体系所必须遵循的思路、原则和方法，并为科学政策的决策和制定提供一般性的实践指南。与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相比，“大金融”命题更加强调系统的思维、整体的视野、发展的观点和动态的实践，并致力于构建逻辑与事实一致、理论与实践相联结的一般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宏微观金融理论不再处于人为割裂的状态，金融和实体经济、内部和外部的金融发展将得到统一认识，而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结合则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连接。建立在上述方法论基础之上，“大金融”理论框架将为我们提供一副更加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整体图景，以及用于勾勒这一整体图景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

三、“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本书的逻辑

科学理论是现实世界在逻辑空间上的一种“投影”，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建立与经验事实相匹配的逻辑结构来描述事实（事态）之间的关联或因果关系，并借以解释和指导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基于系统思维、整体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大金融”命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和研究现代金融体系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全新视角。这一视角所具有的高度和广度，不仅在宏观上为我们提供了“鸟瞰”整个金融体系的极佳视野，而且向我们指明了从一般理论基础通向科学实践的基本逻辑路径。

基于“大金融”命题的方法论思想，本研究用以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的逻辑进程共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出“大金融”命题，并对“大金融”命题的理论内涵、方法论思想以及经验与现实基础进行系统阐释；第二步是立足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变迁的经验事实，研究总结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金融规律，并在有效整合宏微观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用以分析现代金融体系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框架；第三步是通过将基础理论框架进一步整合，实现从立足于金融体系的基础理论到金融、实体经济和政策实践互动的综合理论的进一步扩展，这一扩展不仅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结，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研究和论证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和政策工具之间的联系机制和作用机制；第四步是在对金融体系发展一般规律和政策实践核心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家禀赋”，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应用于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蓝图、政策框架和实践路径。上述四个步骤的研究逻辑可由图1简要概括。

总体而言，基于“提出大金融命题—建立三维分析框架—构建‘大金融’理论体系—中国的金融实践”这一递进式分析框架，本研究在内容和结构的安排上严格遵循从普遍规律到个体应用、从理论基础到政策实践的一般逻辑思路。在这一框架下，“大金融”命题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总纲，旨在确立研究的对象范围、逻辑范式以及价值基准；“三维分析框架”作为建立在全球金融发展一般经验基础之上的规律总结，旨在从金融体系自身发展的角度构建“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大金融理论体系”作为基础理论框架向实体经济和政策实践领域的自然延伸，旨在从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科学理论和政策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构建“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综合分析框架；而“中国的金融实践”作为“大金融”命题在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中的实际应用，旨在通过将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国家禀赋”相结合，构建适用于中国具体情况的现代金融体系整体蓝图和实践路径。